（腾讯娱乐专稿 文/付超 视频/阿洋）

10月15日，《心迷宫》上映前一天，当代MOMA旁的咖啡厅，提前赶到的忻钰坤导演隔老远就冲着我们挥手。

因为离自己在和平里租住的房子很近，忻钰坤近期的所有采访，几乎都约在这里。很巧，5年前拍完短片《七夜》，也正是在这隔壁的西餐厅，他接受了生平的第一个采访。

MOMA是北京电影青年的文艺地标，它来见证一个新导演的破壳而出，再合适不过。可惜，现实很骨感，这部零明星的口碑之作，在不到3%的排片比下，上映4天只斩获500万票房。又一次，在市场法则下，一部优秀处女作，沦为圈内人的小众狂欢。

《心迷宫》的片名，是忻钰坤向偶像科恩兄弟名作《血迷宫》的致敬，片如其名，充斥着鞭笞人性的黑色幽默。这部处女作总成本仅为200万，入围过金马与威尼斯，在华沙国际电影节、FIRST青年影展等国内外影展拿奖到手软，导演协会表彰大会为了给它颁个荣誉，特意临时增设了一项“最佳处女作”。

可大众对它的反应，却像是在给忻钰坤的下部作品预热——他的下部片，名叫《再见，在也不见》。

不过没关系，这份戏外戏内高度统一的黑色幽默，只是个小插曲。忻钰坤拍摄《心迷宫》的幕后，以及他一步步成长至今的人生，才是更富戏剧性的励志故事。

PART1

2010年，从北电摄影系进修班毕业的忻钰坤，靠各处给人拍广告、宣传短片谋生。那一年，他拍摄了自己的短片处女作《七夜》，认识了后来《心迷宫》的制片人任江洲。两人都是那种不会来事儿的人，在圈内属于另类，彼此看对眼，成了好朋友。

跟无数有理想的电影人一样，两人平常也聊，“啥时候一起拍个长片啊”？但这就跟“改天约饭”一样，没有一个契机，终究只能算是个美好的愿景。

2011年底，任江洲的母亲从河南老家来北京玩儿，顺带去电影院看了当时正热的《失恋33天》。老人家看完之后对任江洲说：“这有啥意思？不就两个人谈恋爱么？我给你讲个发生在咱村的真事，那才有意思。”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在国贸万达后面那个鸿光楼，一张特别小的二人台那儿吃饭，江洲给我转述了这个故事。真的不夸张，当时我脑袋里就是真空的那种静音，我就觉得，等了好多年的好故事来了。我当时真有想，如果有一天我把它拍出来，我一定会记得此时此刻的感受”。

没错，这个故事，就是后来《心迷宫》的故事雏形。这顿饭吃完，忻钰坤和任江洲两人都感觉到，那个苦等的契机，终于来了。

随后的一年，任江洲性子急些，自己写了一版剧本，揣着就出去四处找投资去了。但“他当时也不懂融资，更别说立项了”，所以整个2012年，几乎颗粒无收。与此同时，忻钰坤则开始磨剧本，规避掉平铺直叙的叙事，拿掉可能会受审查折磨的灰色部分，打造出《心迷宫》最后呈现出的多线叙事与黑色幽默相结合的风骨。

2013年初，忻钰坤接到任江洲的电话，对方言之凿凿告诉他，“搞到钱了”。随着第一笔启动资金20万元到帐，《心迷宫》正式起航了。

PART2

整个前期看景、搭建剧组的日子很是快乐。“一堆有理想的年轻人在一起，大家都是差不多第一次拍长片，都很有干劲”。

忻钰坤还特乐观地想着怎么花钱，“我们这个项目可能有300万，我们200万花在制作上，100万宣发，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宣发，但总觉得好像要先把这个钱预留出来”。当时他俩甚至还想到了未来的收益，“上院线，卖电视台，走农村院线，都可以”。总而言之，“就像过家家一样”。

直到拍摄前，一心扑在创作上的忻钰坤都没有太担心过钱的问题。虽然也有跟任江洲一起，去到人企业家办公室里等钱未果的经历，但多年的君子之交，让他极度确信，任江洲能帮他搞定一切。但忻钰坤忘了，任江洲也是去要钱的那一位，投资款项，并不拽在他自己手里。

2013年11月3日，离预定的开拍日期还有三天，忻钰坤、任江洲和制片主任三人一行，开着借来的商务车，拉着一整车的道具和办公用品，先期到达拍摄地河南平顶山叶县金龙咀村。到了没多久，任江洲苦着脸找过来说，原定两天后会打到的一笔开机大款项，“可能有问题到不了了”。

忻钰坤回忆说，“当时我就急了，问他，合同呢？江洲一脸无奈说，都是好哥们，当时根本就没签合同。制片主任也恼了，因为很多主创都是他刷脸刷来的，本身的酬劳就很低，这下拍不了，还耽误人接其它戏”。

钱没到，戏拍不了。三人于是各自把可能借到钱的朋友再骚扰一遍，忻钰坤甚至让任江洲把前期准备的服装人物设计图、道具等图片放到朋友圈去刷屏，“就是想着让那些还没给钱的投资人看到，我们真的在干事儿，不是骗人的”。

但要在三天内筹备到启动资金谈何容易。挣扎了一番后，三个人死心了。“江洲还是觉得先干着，钱先欠着主创们。制片主任觉得一定得先至少拿到一笔钱，否则拍起来肯定有压力”。商量完，三人最后的决定是，“如果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钱还到不了，这事儿就不干了，我们三个剃个光头，给大家鞠躬道歉”。

第二天一早，剧组大部队陆续坐火车抵达。忻钰坤去接站，心思纷乱。“那天特冷，大伙儿都是年轻人，下车就拥抱、问好，心气很足，却没有人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吃早饭时还发生个小插曲，摄影师中风了，忻钰坤又开车带他去医院挂号、打点滴消炎，“那时候简直万念俱灭，心想，倒霉事都碰一起了”。

折腾完再回到村里，这又是让忻钰坤至今难忘的一个场面。“那是在当地的一个庙前，本来想着是搞个开机祈福仪式，然后刚好在这拍第一场戏。我从后备箱里拿出本来要祈福用的香槟，看着周围一望无际的田野，心里很是酸楚，就把酒全洒在地上，然后把瓶子扔在墙上全摔碎了”。

顿一顿，忻钰坤补了一句，“真的，其实是含着泪砸的”。

从庙里回酒店，12点10分，忻钰坤准备上楼，去跟刚安顿下来的主创们摊牌。财务那边的电话来了，有笔10万块的款项到帐了。强压着绝处逢生的喜悦，三人紧急碰头，决定还是按计划开机。

“这10万块只够坚持几天的，确定要拍下去以后，江洲立马就买了回京的火车票，继续去筹钱”。忻钰坤现在聊起这段往事，都心有余悸，往后的整整26个拍摄日，“江洲几乎都不在现场，十万二十万的往回打钱”。

最后，《心迷宫》的纯制作成本，总共只花费了170万。

PART3

跟钱的问题类似，初次执导长片的忻钰坤，在拍摄过程中，也遭遇不少的变故。用他自己的话说，“之前听说过的许多青年导演拍处女作时遇到的状况，我这次全碰着了”。

这之中，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演员问题。因为经费紧张，忻钰坤一开始就想着使用非职业演员，“因为我原来也拍过栏目剧，给老百姓讲戏的经验还是有的。但我发现这是个群戏，这么多角色，都是核心角色，会牵扯太多精力”。

于是，演员副导演开始在河南话剧团、戏剧团和歌舞剧团找演员，“当时我唯一的要求，就是长相上一定要像这个人物，毕竟都有表演经验，来了之后现场沟通应该也可以”。基于这个标准，许多演员都是看完履历和相片之后就直接敲定了。

选角的匆忙，最终对影片拍摄还是造成了影响。原定演母女的那组演员，表演始终不达标，已经焦头烂额的忻钰坤本想“就这么算了”，最终还是被制片主任一句“我们的表演本来就是减分项，这组人物出来，基本就是负分了”给说服。剧组因此花费一整天时间，重新物色演员、补拍了这组人物的戏份。

这不是《心迷宫》在拍摄时唯一的一次临时换角。片中饰演村长一角的，本来是剧组从北京特意请去的一位老演员。但老爷子下了火车到达拍摄地后，腰间盘犯了，“他本来还说，可以打封闭继续演，但他戏份实在太重了，还有许多负重上山下山的镜头，如果中途有什么闪失，所有跟他有关的戏份都要重拍”。思忖再三，忻钰坤决定换角，老爷子吃完开机饭，就又回北京了，“剧组头三天的拍摄，都是没有男主角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一直处在经费紧张的状态下，在杀青那天，忻钰坤还是跟剧组所有工作人员结清了劳务。“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尾款能够当场就能拿到。到这次首映，我再碰到许多主创，跟他们说起当时缺钱的事，他们都不太敢相信”。

PART4

片子拍完，钱的问题依旧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拍这片耗费了我一年多的时间，守着一堆素材没钱做后期，我心里实在不踏实，想着不管是好是坏，也给它先剪出来，我也算把这事儿了结了，否则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为了再要点钱做后期，忻钰坤还和任江洲在电话里吵了一架。“他当时可能喝了点酒，特别气愤，说你别逼我了，我真的挺为难了。我觉得他确实尽力了，就想着自己剪吧”。就这样，忻钰坤一个人呆在家里，用自己那点设备，一个人完成了整个后期制作。

《心迷宫》剪完后，为了它的出路，忻钰坤也没少折腾。为了赶上那年的FIRST青年影展的报名，忻钰坤没日没夜在家调色、混音。FIRST青年影展的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30日，忻钰坤堪堪做完，由于担心快递来不及，还亲自人肉把光盘送过去。

“去的时候还跟接待的人聊了一下这个片子，在哪儿拍的、成本多少钱等等。当时还担心成本说太低被人家瞧不上，咬咬牙，说300万。结果人家反应很大，我还想，怎么，说错了？人家才说，300万这么多呢！”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心迷宫》破天荒拿下那年FIRST青年影展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再然后，入选威尼斯影评人周单元，斩获金马最佳新人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提名。当年的导演协会表彰大会特意为他增设“最佳处女作”表彰，太合麦田最终介入，接管发行，将这部历经磨难的小成本，推上大众院线。

PART5

和《少年班》的肖洋、或者《坏蛋必须死》的孙皓都不一样，忻钰坤并没有常年跟组拍摄的经历，性格上，对着摄影机采访都会脸红的他，也并不适合混在这个圈子里。

他更像是一名迷影型导演，虽然有过在北电摄影系进修的经历，骨子里是个纯民间的新人导演。

早在小学时代，忻钰坤就迷恋电影。“那时候大人们总喜欢问，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我就说想当科学家，或者考古学家，后来才明白，自己某一阶段的向往，都是那个阶段看的电影里主人公的职业，这才有点意识，可能我喜欢的是电影”。也正因为此，当时疯狂迷恋《侏罗纪公园》的忻钰坤，“家里的衣服、玩具都是有恐龙的”。

高中时代，电视上开始逐渐有介绍电影幕后拍摄细节的节目，忻钰坤这才明白，“原来世界上有一个工作叫导演”，电视台盗播的电影已经无法满足他的胃口，他开始订阅电影相关杂志。“我妈当时可以在单位订杂志，我就对着厚厚的杂志目录画勾，凡是有‘电影’俩字的，都订。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有本《电影放映技术》也订了，全是字，没有根本看不懂”。

为了追逐自己的电影梦，忻钰坤高中便辍学到西安电影培训学校进修。由于学校环境并不好，一年之后便又离开学校。期间报考过一次北京电影学院，“初试都没有过”。

这之间，兜兜转转，忻钰坤南下广州给做生意的亲戚打过工，回西安后在一个游戏培训学校学过设计，最后经同学介绍，去到一个栏目剧剧组，从场工、司机开始干，一步步做到举杆、摄影、剪辑，并最终成为当时挺有声望的栏目剧导演。

一方面，由于当时西安本地的栏目剧收视率开始走下坡路，另一方面，出于进阶考虑，忻钰坤独自来到北京，在电影学院报了个进修班，主攻摄影。进修班毕业后，忻钰坤开始接拍广告和宣传片为生，随后认识了任江洲，接着，有了《心迷宫》。

PART6

忻钰坤的故事，充满励志成份。但他本人却不太认同这种说法，他更喜欢用“幸运”来界定自己目前的成功。仔细想来也是，这一路走来，他人生路的几处转折，除了好友任江洲，靠的是三个女人。

首先自然是他的母亲。孩子高中读得好好的，辍学离家去西安学电影，这不是任何做母亲的都会应允的事情。“后来我跟我母亲聊过，她为什么就比我还任性的放我去了，原来，她年轻时候特别想当兵，可那个年代，并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让你去干的年代，她一直特别后悔，自己当初没有选择爱干的事，所以，她就希望，将来不让自己的孩子延续她的悲剧”。

第二个女人，则是忻钰坤在读西安游戏培训学校时，某天偶遇的一个女同学。“那天我跟另一个朋友约着出去玩，就在他家楼下等着，迎面就走过来一个原来电影培训学校的女同学，她说你知道吗，我们原来的另一个同学在找你。结果我那位大哥正好在拍栏目剧，让我没事儿去找他玩”。

最后这位，自然就是他现在的太太。在无数采访中，忻钰坤都很感谢自己的太太，这其中，固然因为他拍片前后没有收入、全靠太太养活，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个“李安”的称呼。更重要的是，太太对他的精神支持。

忻钰坤坦言，在201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自己精神压力很大，“应该都抑郁症了”。

“那年自从3月份跟了个组当副导演以后，一直没有接到活。我那时候有个观念，总觉得在30岁之前，得做点什么事，但现实是一事无成，很多事情还要靠家里的资助，特别浮躁，静不下来，郁郁不得志。身体也是在那时候亮起了红灯，我记得特别清楚，有天在沙县吃了个鸭腿饭，吃的时候嗓子卡了一下，也没当回事，结果喉咙肿了一周，还发高烧，我当时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屋子里，心里特绝望，想着就这么结束算了”。

情绪最低谷的时候，忻钰坤请好朋友们在南锣鼓巷一家餐厅聚餐，花费不菲，朋友们以为他接到了活，忻钰坤却告诉大家，可能年底他就要离开北京，换个地方呆着。

赶巧，这个时候他遇见了现在的太太。“虽然生活上没有改观，依旧艰苦，但好像总觉得有一个人跟你分担了，你心里开始没有那么多别扭的东西，心态平和以后，我好像开始能做点事情了”。忻钰坤举了个例子，“就像一个大板子上面，沉积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布满了蜘蛛网，突然一下，你把它翻过来，上面干干净净，清空了，心一下就不那么复杂了”。

聊起太太，忻钰坤的眼睛是发光的，他笑着用下面这句话作结——“搞创作，要么有强大的内心，要么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我不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但很幸运，拥有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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