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一个冬夜，我狂奔过日本
东京繁华的新宿街头，寻找一个名字奇
怪的私人美术馆，只为一幅画。
找到这家东京安田火灾东乡青儿美 术馆时，只剩闭馆前的最后30分钟。满 头大汗的我急切地寻找，终于看到那被 一幅大画独占的墙壁。
这座美术馆藏有凡·高现存的7幅 《向日葵》真迹之一，作于1888年。对 很多人而言，来看它是一种朝拜。
我屏住呼吸走近它，轻轻在它面前 坐了下来。隔着玻璃，金黄的花瓣张牙 舞爪，像我的老朋友。
刚进大学时，经历过“中国式教 育”的我，只希望以后能赚钱，越多越 好。我知道怎么分析段意，怎么写历史 主观问答题能拿高分，却不知道未来 的生活在哪里。直到我真正遇到凡·高先 生。
大二的一个晚上，在清华老图书馆 鲜有人到的顶楼，放映了一部凡·高的传 记影片。
那是一个魔法时刻。片中都是景物 ——凡·高眼中的欧洲街道、乡村原野。 全片都没有出现凡·高本人，只是在画外 音中念着他写给弟弟的几百封信。
坐在银幕前，那是我第一次听这个 画家说话：“亲爱的提奥，从我的窗口 看造船所的景象，真是漂亮极了。白杨 林中有一条小径，白杨的苗条树身带着 纤细的枝蔓，以优美的姿势，出现于灰 色的傍晚天空之上。水中间是一座古老 的仓库，寂静得好像以赛亚书里‘古老池 塘中不流动的水’……”
在我的家乡，大人口中羡慕的成功 者，都是哪家企业的老总、哪个部门的 领导、哪所大学的教授。我和我的很多 同学虽然不喜欢，也只知道这种活法。 但是，凡·高完全不一样。
看完影片，当我走出老图书馆，迈 下石头阶梯时，夜空中飘起点点小雨。 忽然间，图书馆周围的所有树木都在发 出自己的声音，而我能听见了。世界顿 时变大了。凡·高就在空气中，
他问我：“你知道自己这辈子想做 什么吗？你知道怎样才是不辜负生命 吗？”
我骑车到学校超市的花摊，那里没 有向日葵，却有4种颜色的非洲菊，金 黄、肉桂红、粉红和大红。我带回寝室 去，送给室友每人一朵。它们都被插在 书桌前，怒放了好一阵子。
后来我看了凡·高的书信集，才知 道，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原来也可以平 凡地挣钱度过一生。
他出生于荷兰乡村，早年做过职员 和商行经纪人，还当过传教士。但这个 艺术门外汉决心，“在绘画中与自己苦 斗”。
他拼命练粗糙的笔，练眼睛，练某 种忠诚。到最后他越来越依赖艺术对艰 难生活的净化，所以越来越多地采用纯 粹的明黄。那是最丰盛、最纯净、最透 亮的阳光，好像可以净化所有的苦。
大学毕业时，我放弃了一个离家近 且多金的工作，留在了北方。同寝室的 婧婍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 一句瑞典语也不会的她，孤身到瑞典念 大学。不是斯德哥尔摩，那个地名我们 之前谁都没听过，叫乌普萨拉。
那年后，“毕业后旅行一年”“辞职去 旅行”的同龄人越来越多了，新名词“间 隔年”也慢慢被社会接受。网络上一些 年轻人讨论的未来也不再是升官发财， 更多的是怎么“趁年轻追点梦”，让自己 不后悔。
我们愿意过一种火焰燃烧般的生 活。我想，没有凡·高，我们不会这么勇 敢，爱生活，爱尝试。
之后一晃两年，我不时收到寄自法 兰克福、柏林、马德里的明信片。我知 道婧婍背着包几乎走遍了欧洲，甚至， 她还到了北极圈内。利用“沙发冲浪”的 社交网络预约，她凭诚信睡过很多陌生 人的沙发，和不同语言、肤色的朋友们 萍水相逢，把酒言欢。在马德里参加项 目时，宿舍窗外就是湛蓝的海，她可以 跳下去游一圈再上来吃早饭。
我也没落后于她。我独自去过了国 内20多个省的44个市，不少是农村和山 区。每到一个城市，我不会去名胜景 点，而是会在寻常人家的巷子里遛遛 弯，抬头望炊烟，低头看落花。
安徽的田埂、台州的公路、贵州的 山沟，我都在“摩的”后座上风驰电掣地 经过。2011年夜进云南发生矿难的山 村，紧张地把黑车的车号发短信给主 编。2012年12月进大凉山，10个小时被 颠得内脏挪位。穿越寒风和暗夜的旅 途，是令生命满意的活法。
我们也都会疲惫。凡·高在信里承 认：“我快40岁了。对于情况的变化， 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我的作品是冒 着生命危险画的，我的理智已经垮掉了 一半。”
1890年，当凡·高离开这个世界 时，他37岁。生命虽然短暂，但他做到 的事如此伟大。请容我引用一句泛滥的 泰戈尔诗句，“生如夏花”。
凡·高在信里说：“如果生活中没有 某些无限的、深刻的、真实的东西，我 就不会留恋生活。”
而当年手拿非洲菊的4个姑娘，已 经分散到四大洲。我在北京，时常奔波 赶往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方。婧婍在瑞 典，刚换了新工作。和我的床相连的何 婧飞去了世界另一端的巴西利亚高原， 睡对角线的曼桐还在繁华的纽约奋斗。
2011年11月17日，我在怒放的向日 葵面前静静地望了30分钟，直到微笑的 白发馆员用日语招呼我离开。本以为见 到真迹会激动得流泪，但我最后只是回 头笑了一笑。
我想，我们都在燃烧生命呢。向日 葵丛中的凡·高叔叔，你满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