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很小，只不过具体有多小我真的给忘了，但那时我还没上幼儿园，才刚开始记事，也就是３－５岁之间吧。我正和邻家的几个小伙伴在住家周围玩耍，玩的什么游戏我也给忘了，大约是捉迷藏之类。
正玩得高兴时，我突然听见一个路过的小朋友大声地对我喊：“你爷爷死了……”
看着爷爷静静地躺在他的床铺上，父母忙碌的身影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我一点也没有想哭的感觉。虽然我那时已经知道亲人过世家人都是应该哭的，但我却怎么也哭不出来。带着一种隐隐的负罪感，我就那么静静地站着……
至于我爷爷生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是后来我长大些后从父母和邻居处听来的－－他叫黄隆涛，年轻时在重庆市和朋友合资办了一家桃片糕厂，后因日军空袭重庆，市民纷纷传闻日军将入城的消息，于是我爷爷才逃往我现在的祖籍地－－重庆市云阳县。
由于他生平乐善好施，在当地被百姓尊称为“黄大善人”。能得此尊称，自然得付出常人所不能付出的精力和财力。
听我父亲讲，那时我爷爷上街，只要见到有人在卖活物，比如鱼啦龟啦这些，他都会悉数买下，然后拿到长江里放生。
以至于后来那些个商贩，每天都会背着扛着新鲜的鱼虾找上门来，我爷爷就一一买单，由于数量过巨，于是爷爷又叫他们原物背回，代为放生。
就我现在看来，别人送他“黄大善人”那个尊称里又多了一份别样的味道……呵呵……
放到现代来说，我爷爷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动物保护主义者。
爷爷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喜欢上了道家的学说。不再吃荤腥的食物，连猪油和鸡蛋也不沾了，豆制品成为了他主要的营养摄入。
他还在家里养了一位“得道高丐”，不过经由我父亲的口描绘出来，其形象是十分可怕的－－面目奇丑，一身烂疮，天灵盖处有个小洞，说是开的“天眼”（注：通灵之用），还爱抽大烟。
我爷爷说他能解悉前生，预知未来，所以全家都把他供若神明。
在我爷爷家的经济状况就如同底部碰了个洞的水缸，哗啦－－见底儿了之后，再也没有人跟我提到过那位“高丐”了。或许是他突然想到应该出去云游云游四海，尽阅祖国大好河山……
因为高人都是这样的，我想。
后来，在中国近代最艰难的那段以“干旱”为主的自然灾害中，我的祖母，也就是我爷爷的妈妈卧床不起，生了一场大病。于是我爷爷就校法《二十四孝》中“割股疗亲”的方法，在焚香祭祖之后用刀把自己左臂的肱二头肌整块的割了下来，准备煮了与我祖母做药引子。
刚上小学的我听到这里自然会追问父亲：“我祖母到底吃了没？”
父亲回答我说：“哪个父母会吃自己孩子的肉呢？”
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我祖母有没有吃过我爷爷的肉？后来病情又如何？不过我父亲又告诉我说后来我爷爷还“割”过一次，只不过这次不再是肱二头肌（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爷爷没法用少了块肉的左手拿刀去割右手的缘故吧），这次他改为剖腹掏肝了。
我自然又瞪着惊恐的双眼急切地追问我的父亲：“爷爷到底有没有掏出来？”
父亲说那次爷爷没成功，因为他刚在肚皮上开了一个口子就痛得晕过去……
后来等我再长大了一些，上了点岁数的邻居们都跟我提起过我爷爷“割股疗亲”这件事儿。
他们说每到夏天，都能看见穿着短袖汗衫的我爷爷左上臂处是陷下去的。
也许就因为这两次肉体上的极大损伤，我爷爷只吃了三十多年的素食。也就是说他老人家享年仅有六十多岁。在他最后的那段岁月里，我对爷爷的记忆是非常模糊的。
不过，我从我父母口中得知他是非常疼爱我的，每天都会背着我上“打铜街”（注：巷名。由于三峡蓄水，现已被淹）泡茶馆，这个我倒是记得一些残碎片断——趴在一个人的背上，那人的样子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只隐约见到一把白胡子……还有那个古董般的茶馆，窄窄的街道，石台阶，我常在一个很高的门槛上爬进爬出……还有一种很好吃的什么糕？
在我的记忆中，那绝对是一道天上才配有的美味……
还一首至今未忘的童谣：
走上街，走下街，
走到王婆婆的丁字街。
王婆婆！哪一个？
张一个的李一个。
进来喝口茶嘛？
我不喝你的臭茶。
进来吃杆烟嘛？
我不吃你的臭烟。
那进来坐一下噻？
我不坐你的臭板凳。
那你来做啥子呢？
我想把你屋头的梅花狗儿来‘聘’一个。（注：‘聘’，四川方言，讨要的意思）
哦，梅花狗儿还没睁眼睛哩。
我为什么独独把这首爷爷教我的童谣，背得如此滚瓜烂熟呢？我想这还得归功于我的两个姐姐，爷爷不在之后，这首童谣却仍被她俩传唱，我也就永生难忘了。
我想那时我一定常常都把这首童谣挂在嘴边，要不然也不会落得个“梅花狗儿”的绰号。如今都快三十的人了，却常还有人这么唤我，郁闷……
爷爷走之前，他根本就没有半点“想走”的意思，这是父亲告诉我的。
那天爷爷只是很平静地告诉我父亲，说他要“出去”一会儿，他“出门”之后，叫全家都不要哭，不要动他，更不能发丧，因为他七天之后还要回来……
我父亲和我大伯是坚守我爷爷遗嘱的。但我幺伯和姑妈却认为我爷爷的遗嘱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痴人说梦。
这也难怪，他俩在兄弟中最小，读的书却最多，姑妈又是知青，到过“广阔天地”。于是我爷爷的遗体被运到了乡下一亲戚家中停放，就在第六天的节骨眼儿上，由于亲戚家中我的一个什么表叔要赶着办喜事儿，幺伯和姑妈就闹着要把我爷爷送上山去入土为安，说是人都快要臭了。
于是我父亲就来到爷爷的遗体前，抓着我爷爷的手，轻轻地活动着我爷爷的各个关节大声地反驳他俩：“你看，爹爹都了六天了，关节还是活动的，肌肉也还有弹性，怎么会臭？”
不管我父亲怎么坚持，那天我爷爷还是被送上山去给埋了，距我爷爷的遗嘱就差那么一天。
当然，以上的这些文字中根本就没有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事儿，顶多就是我爷爷的遗体放了六天还没僵硬这点，不过我们也可以假设为那是因为他吃了三十多年的素，体内没有过多容易凝固的动物油脂（其实这个假设也是极为牵强的）。
我写了这么几大篇，只是想尽力说明我爷爷生前是怎样的一个人。
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事儿，就发生在我爷爷过世一年多之后……
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我父亲工作的那个工厂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下班了还能接到电话？那是因为当时谁家都没有电视，也没其它娱乐，由于宿舍楼和工厂离得很近，每当夏夜，大家吃过饭后都喜欢搬个凳子、椅子跑到工厂大门前的空地上边纳凉边聊天。厂里电话又只有一部，只要一响，谁都能听见），是找我父亲的，不过那天我们全家都没去那里纳凉，是别人来叫的我父亲。
父亲接完电话回来的时候，一脸的惊诧，后面还跟着一大帮子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怪了怪了……”
与我们家一墙之隔的邻居户主名叫“吴理华”（注：字音），平时就最喜欢讲些《聊斋》一类的东西，与我爷爷生前又是好友，此时他的情绪是最为激动的：“我活了几十年，这种事倒是听说过不少，却从未亲眼见过。老黄，我陪你一起去，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于是，他俩就带着手电筒出门去了。
事后我才从父亲口中得知，原来那天打来电话的是城郊某单位的一位值班人员。说是他见到一位迷路的老人坐在路边休息，由于天色将晚，于是就过去问那老者为什么到这里来？那老人支支吾吾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又问那老者家住哪里？好让他的家人来把他接回去，于是那老人就说出了我们家的住址，而且说得极为详尽，把我父亲和大伯的名字都说了出来，因为我大伯也在那个工厂上班。
那位老者把我父亲和大伯唤作“我儿子”。
最后那个热心人就叫接线生（那时还是摇把式话机）连通了我父亲所在工厂的电话，叫老人的两个“儿子”去接他。
我父亲去见到了那位老者，但却并不是我的爷爷。但我父亲还是几十里地，打着手电筒把他背回了县城。并四处打听谁家走丢了老人……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找到了他真正的家，他一回到家就不再胡言乱语了。原来位老者是我们县教育局某干部的老爸，也姓黄。只不过他的干部儿子名叫“黄念久”（注：字音），而我的工人父亲名叫黄家绪，大伯叫黄家强。
“教育局”与“锅铧厂”无论是名称还是地理位置都相去甚远，而且我们两家世代从无往来，所以，这件事儿在我心中结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团。
不过在此事过去十多年后，发生的一件小事儿在这儿还值得一提－－大约是九二年吧？那年我大姐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县教育局把她分配到了一所比较理想的中学任教。
这在当时，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