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规定了科学理论发展的方向,是科学理论的肥沃土壤;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思维方式长期作用的结果。近代科学是西方近代知性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以思维方式的多重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分析方法、实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和综合方法等。这种思维方式也是西方近代科学领先于世界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理论总体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分析法,是分析方法的必然结果。在分析方法下,复杂的近代科学知识被二分为近代科学知识内容和近代科学知识形式两方面。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近代科学理论,才使西方人步入近代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导致了庞大的分析型学科体系在西方近代的形成。分析方法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古希腊后期的“原子论”的思想已经接近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基本思想,包含科学要素的萌芽。事实上,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创立者道尔顿承认他的原子论得益于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思想,大科学家牛顿也认为古代“原子论”对它的科学研究影响很大。正如恩格斯所说:“化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原子论”开始的,相应的,物理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分子论开始的。实质上,与其说近代科学得益于“原子论”,不如说得益于分析方法。事实说明,到了近代,西方人打破了整体思维的缺口,开辟了新科学的研究方法,即分析方法。从分析方法产生后,整体方法逐渐衰微与没落,分析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将科学分为形式和内容两部分。
近代科学知识形式的建立是以西方人发达的逻辑方法为基础。逻辑方法是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形式发达的根源,为后来的近代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世界各民族中只有古希腊人很早形成了形式逻辑体系,创造了独立的、严密的符号逻辑系统,创立了以逻辑方法为主的思维方式,这种逻辑方法是科学理论不可或缺的手段,给近代科学提供了逻辑思维形式及其表现范畴;包含着近代科学知识形式的萌芽;没有逻辑方法,就没有以范畴为核心的近代科学知识形式的提出,更不可能有近代科学理论。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领域,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影响很大,以至逻辑方法成为西方传统的主要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这一点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作了中肯的分析,他说:“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都非常之大,但以在逻辑学方面为最大。在古代末期当柏拉图在形而上学方面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时,亚里士多德已经在逻辑方面是公认的权威了,并且在整个中世纪他都始终保持着这种地位。到了13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又在形而上学的领域中也把它奉为是至高无上的。文艺复兴以后,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大部分是丧失了,但在逻辑学上他仍然以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爱因斯坦强调逻辑方法对近代科学知识形式的作用。他在1953年致斯威策(J.E.Switzer)的信中:“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科学知识形式离不开知性及其表现形式范畴,是围绕一系列范畴形成的形式世界。康德承认这个形式世界。普里戈金肯定了康德的知识形式思想。他说:“先验哲学承认了物理学家的声明,他们已经找到了所有实在知识的确定形式。”西方近代科学的建立正是以科学知识形式的完善为基础。近代科学知识形式给近代科学指明了方向和原则,是近代科学的核心因素,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根本来源,也是近代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近代科学知识形式对于知识的形成来说是能动的,是近代科学知识内容的形式,是近代科学知识内容的可能和根据,是达到普遍必然性科学知识的根本途径。人类先验地具有这一套知识形式,才能认识经验,才能使经验有可能成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才能创造近代科学理论。如果没有这套知识形式,近代科学理论是盲目的,我们就不可能得到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近代科学知识,就不可能认识客观世界。笛卡儿为近代科学创立了理性这个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形式,撒下了近代科学的新种子。康德关于先验知识形式综合内容的理论挽救了近代科学。
思维方式是科学理论创新的内在根据 ,规定了科学理论发展的方向 ,决定着科学家集团认识问题、解决 问题的方式。孕育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是西方近代思维方式 ,是那种以人的理性为核心的思维方式 ,是那种分析方 法、实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和综合方法等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致使西方近代科学遥遥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