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得“像”或“不像”,哪种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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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得“像”或“不像”,哪种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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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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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柏拉图不希望人们摹仿“自然”,但是在其他的哲学家看来,他并没有拦着我们去摹仿“抽象的内容”啊。
自古以来,在艺术的领域之中,对于我们的眼之所见、耳之所闻的自然世界,人们一直抱有两种态度:竭力模仿我们眼中的“现象”,我们或可称之为“拟真”;有意回避其“现象”,我们或可称之为“失真”。
在我们所熟知的众多画作中,其拟真者,有如十七世纪的荷兰著名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所绘之《德尔夫特的风景》(View of Delft);其失真者,有如十九世纪的荷兰著名画家文森特·威廉·梵·高的《星空》(the Starry Night)。
左图为维米尔所绘之《德尔福特之风景》,右图则为梵高的《星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幅图的风格迥异,那么这其中最关键的差异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总结为一点,即对待“光”的态度不同——前者强调忠实于光的客观状态,尽量保持观察者的中立态度;后者则力图呈现对光的主观感受,即观察者自己的感受。
在现代普通人的视角看来,维米尔那种“写实”的画风明显更直观,更好接受一些,而梵高的作品则很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同争议(实际上梵高的作品也确实在很长时间都处于争议的状态)。
可即便是“写实”的风格实际上也并非一直都受到追捧,人们一度对它也曾是抱着批评的态度。不过,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这一批评并非是现代人的专利,实际上这场艺术之争是自古就有的。
一、 “模仿自然”的艺术
艺术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摹仿”,这是在古希腊哲学中,对于艺术比较通用的一个定义。然而,恰好就是这个概念,引起了一个关于“拟真”和“失真”的连绵不断的千年之争。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毛病就出在“摹仿”这个词的模糊之处。譬如,一个画家给一个人画一幅“肖像”,那么这个行为,在古希腊人看来,就可以被称为“临摹”或者“摹仿”。在这个肖像作品与其描绘对象之间就具有了一种“相似”的比例关系,因为“肖像”必然不可能等于那个被描绘者。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拟真”程度有如维米尔的《德尔福特的风景》,也是一种“失真”。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由,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对于“拟真”风格的艺术作品进行最严厉的批判。在他看来,无论多么拟真的作品,都只能是一种关于“自然”的赝品,一种幻象而已,应当被人抛弃——《德尔福特的风景》不行,《星空》就更甭提了。(实际上,柏拉图对自然的评价也不高。在他看来,“自然世界”也不过是对“神圣世界”的一个临摹。)
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于“摹仿”的态度则缓和得多,没有其师那么严厉。在他看来,艺术的任务本来就不是去“求真”,反而是需要“恰当的失真”——既非过度不相似,亦非过度相似。因此在他看来,维米尔的画以及梵高的画,或许都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很多人就要说了,柏拉图可能同时拒绝这两者,亚里士多德又同时可能接受这两者,那么你刚才提及的“拟真”和“失真”的矛盾究竟何在啊?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便是之后“拟真”方向的理论来源,而柏拉图的主张则是之后“失真”方向的理论来源。
二、 拟真与几何透视
在之前,我已经给出了一个古希腊人关于“艺术”的定义。不过,这个“艺术”跟我们如今的理解多少有些不一样,在古希腊人的头脑中,建筑、医学、绘画、文学和数学都可以算作是艺术。而对于古代艺术观念的最好的一句总结就是,“可以说,艺术即是知识,它就包含在各种规范之中。”(Ars dici potest scientia, quae praeceptis regulisque)。
因此,艺术在古人这里,不是今人所谓的艺术创造,而是兼具实用性的概念。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争议焦点,就在于“关于自然的知识(艺术)”到底是否有用。柏拉图认为,这种知识用处不大,这只是人自己营造的“幻觉”;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知识是非常有用的,“幻觉”本身对人也是重要的。
那么,绘画和雕塑这两种艺术所关注的“幻觉的知识”是什么呢?
那便是关于“光的知识”,亦即“透视法”,而这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几何透视”(Linar Perspective)——这也正是“拟真”的关键所在,最简单地说,就是遵守人眼睛所观察的“近大远小”的规则。
古希腊人是怎样营造这种“幻觉”的呢?我们可以看下这幅古希腊壁画《伊苏之战》(The Battle of Issus)。
古希腊壁画《伊苏之战》,此为罗马人日后的复制品。
在这幅画中,除了拟真的人物造型以外,还利用了不同颜色来制造的远近效果(远暗近亮),这种“透视”手法被认为是源于古代希腊的舞台背景艺术——在舞台上,人们要用平面背景来制造立体视觉错觉,绘画的道理亦如是。
这种“幻觉制造法则”除了运用于绘画上,还经常用于雕塑之上。譬如,由古代最为著名的雕塑师斐狄亚(Phidias)所造的,有着世界七大奇迹美誉的“奥林匹克的宙斯巨像”。这座巨像虽然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据说,这尊神像就如同卢浮宫中的大卫雕像一样是“头大身子小”的造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令人们从下往上观看的时候,不会觉得神像的头部太小。(如果想领略类似神像的风采,北京雍和宫里的檀木大佛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按照记载二者大小颇为类似。)
据说,奥林匹克的宙斯巨像使用了与大卫一样的透视法,对我们的视觉进行了一番“补偿”。左边为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平视图,明显地会感到雕塑的“头部大、腿短”。右边为仰视图,看起来反而正常得多。如果按照正常的人类比例雕塑进行,那么仰视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头部太小,腿过长。
然而,关于斐狄亚所造的宙斯巨像,柏拉图未必抱有太多的好感。在他的作品《智者篇》中,就对这样的雕塑方法进行了批判,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方法是欺骗了人们的视觉,妨碍了真实:
那些制作巨大尺寸的雕塑家或画家就不是这样。如果他们按照精美原物的真实尺寸进行再造,那么你知道的,上部看去会显得太小,而下部看去会显得太大,因为上部离观察者远,下部离观察者近……事情的真相是我们碰到了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显得像是”,或者说“好像是”但并非真“是”,或者谈论不真实的某事物,所有这些表达法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令人深深地陷入困惑。
三、 失真与反向透视
在柏拉图的另外一篇作品《理想国》中,他同样批评了绘画所用的“透视法”,并且他认为画家的工作就是在“摹仿”自然之中的光影变幻——他只不过是制造幻觉,而自身却缺乏真正的“艺术”,或者“知识”。
一张床会随着你看它的角度不同而有异于它自身吗,比如从侧面看、从前面看,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看?或者说,尽管床显示的样子不同,但与它自身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其他事物也莫不如此,是吗?……一名画家能给我们画一个鞋匠、一个木匠,或别的什么工匠,尽管画家本人对这些技艺并不在行,但若他是个优秀的画家,只要他把他的木匠肖像远远地陈列在那里,那么还是能够欺骗一些小孩和蠢人,使他们相信那幅画就是一个真正的木匠。
这种3D街头立体绘画,我们如今会非常喜欢,但是这大概就是柏拉图最痛恨的“幻觉”式绘画吧。
这样看来,柏拉图几乎同时堵死了“绘画”(以平面表现立体)和“雕塑”(以立体再现立体)这两门艺术的出路。然而,同样正如之前所言,柏拉图封杀的是两种“拟真”的道路,却为“失真”的艺术传统打开了一条新的路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柏拉图不希望人们摹仿“自然”,但是在其他的哲学家看来,他并没有拦着我们去摹仿“抽象的内容”啊。在柏拉图之后的几百年,被人们看作是 “柏拉图再世”的柏罗丁就教导人们,艺术不是简单地“对自然的摹仿”,而可以是“对精神的摹仿”。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如果我们所画的东西,不容易引起别人的“幻觉”,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样的艺术形式就合法多了呢?譬如,对于立体的人物,我们就力求使之平面化,使之看起来不那么立体,这样的思路就不行么?
让我们就看下这两幅图的对比:
左图为米开朗基罗所画的《耶稣被钉十字架》(Crucifixion of Jesus),我们看起来充满了“立体感”和“肉感”;右图则为东正教的圣象艺术,我们看起来则“平面化”且“木讷”。然而根据艺术史的当代研究成果来看,这并非是某种技术上的无能,而是圣像作者故意为之的“冷静”效果。
在这种意义上,在失真的艺术传统中,“几何透视法”被视为是一种过于拟真的幻觉手法遭到了批判。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失真的艺术传统中,只有“平面化”这样一条路径。实际上,在“失真”的古代艺术传统中,还有一种极为独特的,充满现代感的透视法:反向透视法(Reverse Perspective)。
那么,什么是反向透视法呢?
简单地说,如果几何透视法是“近大远小”,那么“反向透视法”就是“远大近小”。这一概念是由俄国哲学家帕维尔·弗洛伦斯基(Pavel Alexandrovich Florensky)于1919年,在其同名论文“反向透视法”提出的。而最著名的“反向透视法”作品,莫过于下面这尊绘于十三世纪的拜占庭圣母画像了,请看下图:
这一幅圣母像可谓是“反向透视法”的杰作。请大家注意画面中的座椅,它并非是按照“近大远小”的几何透视法所绘,而偏偏是选择了“近小远大”的反向透视法。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很容易就将此误读为画家的能力不足所致。
那么,古人为什么会有看起来这么“超时代”的画法呢?这基于的是什么原理呢?
这是因为在“几何透视法”的绘画之中,画面之外的人才是那个观察者。也就是说,几何透视法是以观察者为中心的。然而,这种“反向透视法”则要表达的是,画面中的人物在向画面之外观看。
这也就是说,这幅圣母像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乃是,不是你在观画,而是画中的圣母在看你——如果从她的角度来看,你这边的世界自然是反向的“近大远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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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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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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