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母亲节——农历四月二日——到来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母亲，以及世界上其他所有仁爱的女性，祝她们健康平安，快乐长寿。）
　　每每听邻里抱怨“娘肚里有儿，儿肚里没娘”，我就如芒刺在背，愧疚与惶恐便洪水般泛滥而起。我想起了自己苦命的母亲。我不止一次地问，这声声抱怨，字字叹息，透析出的，是人世的宿命？还是尘世的悲哀？
　　一
　　五年前的正月初二晚上，老家兄弟来电说：母亲最近老是胸闷，在卫生院看过，也吃了药，就是不见好。她很难受，想到县医院来看看。惊愕之余，我赶紧应承，那就抓紧送来吧。
　　第二天一大早，二个兄弟就把母亲送了过来。见到母亲，我着实吓了一跳。早已松弛的脸绷得像鼓面；颧骨上坚守着青春一直不肯背弃的那两团小红润，已被周边的蜡黄侵蚀得无影无踪；额峰上岁月冲刷的沟壑又添了几道，纵横交错，犹如丹青妙笔皴出的迭岭；没了牙的面颌褶皱得如同风干的茄皮，一门心思地往里凹陷，看上去，仿佛戴着一张不匹配的面具；那双深陷的眼睛里，迷离出分辨不清的神色，有痛楚，有焦虑，有希望，也有迷茫。
　　我想，这一回，母亲一定病得不轻，心里一酸，眼里不由自主地沁出了两行热泪，慢慢地渗入我的嘴角，又酸又涩。
　　经检查，医生确诊为“房颤”，“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并立即给我们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联想到心电图检查结果上打印的“心房率580次/分”的数字，我急切地问熟识的医生：“很严重吗？”医生向我点了点头。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心里不由感叹着生命的无常。母亲含辛茹苦操劳一生，等到儿女成人，已是年届古稀，本应身轻气闲，安享几年清福，苍天却如此不济，又要添个毛病来折腾。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
　　不知是苍天有眼，还是母亲命不该如此，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第二天，母亲的心房率下降了一半，之前的胸闷气短逐渐缓解。伴随着心率的缓和，母亲的精神气儿也开始恢复，脸上层叠的沟壑，仿佛经过熨烫的衣服皱褶，渐渐舒坦开来。
　　可是，第二天，谁也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母亲说，她要出院。
　　我心里“咯噔”一下，疑心她是不是意识到了什么，决定放弃治疗。
　　可是，她却说：“我好得差不多了。老二的儿子不是初六结婚吗，家里缺人手，你们都跟我回去帮帮他。”
　　经向医生咨询，得知母亲这种状况非常危险，我们坚决不同意。
　　勉强继续住了二天，经不住母亲的苦苦纠缠，看看她的心房率确实基本恢复到正常，精神也爽朗多了，我们只好开了几天后续治疗的药，给她办理了出院手续，考虑着，如果复发，立马把她送回来。
　　在老家，趁身边没人，母亲问我：“这回看病花了多少钱？是谁垫出的，告诉老大，你们几兄弟平摊吧。”
　　我心里一紧，嗔她一眼，说：“妈，你人都那样了，还惦记着钱！现在政策好，有医保，住院都有报销的，花不了几个钱。”
　　那年，母亲75岁。
　　二
　　坚忍的母亲第一次向乖戾的命运屈服了，而且，这一屈服，就住进了县医院——在她的潜意识里，乡下人，除非得了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或危急重病，是不会轻易进县医院的。我知道，做出这个妥协，母亲一定经过了一番十分痛苦的挣扎。
　　母亲来到我们周家，可谓历尽了人间的苦难与痛楚。然而，正是这难以想象的苦难与痛楚，把柔弱的母亲历练成了一根坚强的支柱。
　　1950年，母亲18岁。就在那年，瘦弱的她嫁给了身为长子长孙的我父亲。那时，我爷爷已谢世二年，搁下的是一串接踵而至的责任：赡养51岁的奶奶，64岁的曾祖父、曾祖母，以及年届93岁的玄祖父，抚养最小年仅9岁的五个尚未成年的弟妹。在那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饥荒岁月，可以想见，这是一份怎样的担当，承受这份担当，需要付出怎样的艰辛和毅力！
　　在这泰山般的重压面前，母亲没有屈服。母亲凭着一颗博大的爱心，一股顽强的毅力，用她稚嫩的肩膀，默默地协助父亲挑起了那份重担。在她的悉心照料下，我的祖辈得以毫无遗憾地颐养天年，玄祖父延生95岁高龄，曾祖父和曾祖母也分别享年73岁和84岁，祖母享年60岁。母亲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升，却深知文化对于一个男人安身立命的意义，全力支持父亲培养三个弟弟，将一个叔叔培养成了我村第一个大学生，并顺利解决了另二个叔叔的工作。与此同时，母亲还要生育教读我们兄弟姊妹七人！试想，如果没有戴天履地的仁厚与任劳任怨的坚忍，这份担当如何了得？
　　有人说，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一定会为你开启另一扇窗。可是，不知是为了检验母亲的善良，还是要摧毁母亲的意志，多舛的命运如恶鬼般再三眷顾了我母亲：
　　1961年，29岁的母亲失去了出生才几个月的第三个儿子，她强忍住内心的伤心与痛楚，擦干泪，操起农具又下地去了。那时候，她压根就没有伤心的功夫。
　　1983年，58岁的父亲因突发急症救治不及，撂下担子走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惊天变故，几乎把母亲的精神彻底摧垮。在那凄风苦雨的十多个日子里，母亲好几回哭得死去活来。
　　屋漏偏逢连阴雨，让人更难以想象的是，在紧接着的五年中，因病魔摧残，母亲又先后失去了一个三岁的外孙女，一个十来岁的外孙，以及自己的大女儿——我的大姐！
　　在这劫难般的连续打击面前，母亲不知流过多少泪，哭过多少回，很多次，她都哭得昏厥过去。然而，终究，她没有倒下，没有向残酷的命运屈服。当她骂完了“逃命人”，送过了黑发人，恨完了“瞎老爷”，端着碗再次坐上大方桌，看着那爬上爬下台高凳矮的一大群儿女，牙一咬，又抖起了精神。她知道，这个家，不能没了她。
　　三
　　那年中秋前夕，我出差路过老家，一路上风轻云白，稻黄果香，一派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车上放着一箱苹果和一盒月饼，那是我顺便捎给母亲过节的礼物。
　　我在村口下了车，让同行在路边等着，自己扛着苹果回家。原想，把过节的东西交给母亲，再给她点钱，就算“例行公事”完了，继续赶路。
　　可是，回到家，老屋新居均寻不着人。后来，一个邻居家的孩子帮了我的大忙，急呼呼地把在外面玩耍的侄女叫了回来。
　　侄女若无其事地说：“奶奶上山拾柴火去了。”
　　“什么？”我的头“嗡”地一声，似乎要爆裂了：母亲这身体，还能上山拾柴火？那不是拿生命当儿戏？这是怎么搞的！
　　我二话不说，转身奔向屋后，朝后山望去。透过深度的近视镜片，遥望那层叠而上的梯田和山峦，不久前才收割完单季稻的狭窄的冲埂上，枯黄稀疏的杂草在轻风中无力地摇摆，点染出跟路上所见截然不同的萧瑟与肃杀。一阵恐惧油然而生。
　　我急急地问侄女道：“奶奶在哪！”声音中带着浓烈的愤激，仿佛这两个黄口小侄，是造成母亲耄耋之年还在上山拣柴的元凶。
　　侄女眯着眼，瞧了又瞧，突然高兴地伸手朝远处一指道：“看，奶奶回来了。”
　　我睁大眼睛，顺着侄女的手望去，模糊中，远处冲埂上，确实见有一个褐色的物体摇晃而来，如电影里英雄淡入的镜头。
　　我顾不了那么多，踏着皮鞋，踩着高低不平的田埂，飞奔过去。足足跑了十多分钟，才看清面前这个颤颤巍巍挑着一担柴火的古稀老人——生我养我的母亲！我想努力控制自己，可不争气的眼泪，还是像开了闸的洪水，哗哗地奔涌而下。
　　气喘吁吁中，我接过母亲的担子，带着哭腔说：“娘，你不要命啦！你这身体，还上山去拾柴火，万一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九泉之下的父亲交代！谁让你去的呀，没柴火了，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
　　回到家放下柴担，我立即掏出手机，拨通了大哥的电话，把这事跟他说了，顾不得“长者为父”的诸多礼节，厉声批评道：“你们在身边，就是这样照顾母亲啊！要是有个闪失，如何得了？”
　　要说，这事也不能全怪大哥，如果父亲在天有灵怪罪下来，我们做儿女的谁都推脱不了责任。联想到那次住院前后的异常反应，我揣测着，母亲心里是不是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这件事，她或许压根就没打算跟儿女说？
　　这事困扰了我一整天。就在那天下午，回到县城的我骑着自行车上街，迷迷糊糊中，跌撞在一辆摩托车上，遭受了一生中最惨痛的身体伤害。晚上，忍着剧痛，我做出一个决定，为消除母亲那份怪异的念想，今年回老家过年。
　　四
　　我的提议得到了兄弟们的理解和支持。
　　不出我所料，在家庭会议上，母亲选择了那个自认为既稳当又公允的轮流赡养方案。我们尊重了她的选择。不，与其说，是我们尊重了她的选择，不如说，是母亲照顾了我们的选择。显而易见的是，母亲在以她独有的方式，行走在平衡我们兄弟利益的杠杆上。谁曾想，在这平衡木的空气里，潜藏着许多不平衡的风浪。
　　大哥率先垂范，提出了从他开始，按长幼为序的赡养次序。
　　此后，母亲度过了一年多比较安宁的日子。不过，这一年，母亲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准备转世的“行头”。她让大嫂给我妻子打电话，对“行头”的选料，款式，尺码，构成等，一一做了详尽的交代，并郑重其事地声明：“这个钱我来出，我还有钱，你们谁也不能代。”我们不知道，这是出于她的那份念想，还是在遵从某种风俗，只好依了她。
　　当妻子黯然神伤地把事情告诉我，我愣怔了好半天，仿佛清明的眼前突然降下一道昏沉的黑幕。我想不明白，好好的，母亲怎么突然有了这个念头？我知道，一个人一旦放弃了生的欲望，那生命的尽头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五
　　果不其然，第二年国庆前夕，母亲的老毛病又犯了。这一犯不打紧，几乎让老母亲“隆重”地派上了那套行头。
　　电话里，二哥沉重地告诉我，这回母亲病得很重，已卧床半月余，腹部以下全部水肿，并向上身扩散，请卫生院医生看过几次，药也吃了，针也打了，毫无效果；母亲痛得难受，非让他再给我打电话（刚发病时，我获悉后曾回去探望过），让我再想想办法。
　　我心如刀割。看来，母亲不是不相信自己的病，而是不相信给她看病的医生。母亲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在她短短的一生中，疾患给她留下了太多的伤痛和遗憾，她不想带着新的遗憾去见父亲。
　　母亲求生的欲望滋润了我一度苍黄了的希望，我不能让母亲带着新的遗憾上路。于是，我立即向曾看过我母亲病历的一位从医的专家朋友求助。朋友向我详细了解了病情后，给我开了一个方子。
　　第二天正好是周末，我携妻带着药回到了老家。看见母亲无力地瘫在床上，脸上毫无血色，蜡黄中泛着寡白，眉毛稀疏的眉头被痛楚拧成一条条弯曲的深沟。房里搭着一张守夜的床。我心底立即漫起一股冷飕的寒气。我强打精神，安慰母亲说：“这毛病不是什么绝症，很常见，连几岁的小孩都有。朋友说，只要按剂量服药，一定会好。我还等着你抱重孙呢。”
　　临出门，母亲把我叫住，说：“这些药好贵吧，你把药钱记下来，以后你们几个一起出吧。”
　　我心里一惊，眼睛又湿润了。
　　幸运的是，奇迹再次发生。服药三天后，母亲水肿明显消退，心悸也逐渐缓解。七天后，浮肿全部消除，并可下床活动，生活起居已恢复自如。
　　六
　　这样大约又过了一年半，去年正月，我把母亲接到了自己安在县城的家。母亲起初不肯来，好不容易才把她“请”来的。
　　母亲不肯移驾的原因，一是人生地不熟，平时没个说话的伴，二是担心适应不了我们的生活。
　　事后证明，她的担心是多余的。经我介绍，母亲很快就跟院子里的几位老太熟稔起来。天气晴暖的日子，她就下楼去，跟这些老太们拉家常。一位健朗的年龄相仿的老太更热心，还鼓动我母亲去参加晨练。半个月后，只要不下雨，母亲每天都早早地起床，跟那位老太锻炼去了。一天早晨，我特地去广场看了看，见她正跟在一班老太太的后面手舞足蹈地学跳健身舞呢。
　　母亲一辈子生活在农村，一些生活方式已经久成习，短时间内确实难以适应我们。就说节俭吧。为了让她熟悉环境和增长见识，周末空闲，我和妻有时会搀着她去散步。出门的时候，我们一般是不关日光灯的。第一回，母亲提醒说，还没关灯呢。我说，不用关，并把道理简单跟她说了。可第二次，她还是把灯关了。知道用水要花钱，听见哗啦啦的水往下水道里泄，母亲心疼得不行。她洗脸每次只打两把碗的水，刚刚遮住盆底。我笑她：“这点水，能把脸洗干净？不怕给我老爸丢脸啊？”并告诉她，钱是靠挣进来的，不是靠省出来的。可她就是改不了。更糟糕的是洗菜，她也舍不得多放水。妻知道了自然不高兴，第一次说了她，然后重洗一遍。可是，第二次，第三次，她依然如故，妻只好下令“褫夺”她的“劳动权”了。
　　周末休息，我们一般会改善一下生活，鸡鸭鱼肉自然少不了。母亲见了，也唠叨开了：“你们天天做这么多好菜给我吃，哪吃得完，浪费。”
　　我说：“这不是专门为你做的，你没来，我们也是这么吃。”
　　于是，母亲就给我们忆苦思甜。说是在那个饥馑荐臻的岁月，有一天，母亲去公社出工，吃中饭的时候，看见一个生病的社员丢弃了半截馒头，便偷偷地拣起来吃，然后省下自己的一只带回家，给饥肠辘辘的我们姐弟分享。
　　母亲这一说，也唤起了我求学的一段辛酸经历：高一的时候，我寄宿。有一天回家带菜，母亲不在家，父亲翻遍了坛坛罐罐，也没找到一样可口的菜，最后，给我炒了一把缸的干辣椒。这菜闻着喷香，吃着开胃，只是吃到第三天，我就再也不用揉草稿纸了……
　　七
　　今年正月初七，我正在单位上班，获悉弟弟改变计划，让回家过年的弟媳第二天带母亲去广东。我将情况通报大哥后请了一天假，晚上赶回家，准备送她们上车。
　　收拾行李的时候，见母亲闷闷不乐，我便问她，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母亲突然冒出一句话：“我不想去广东，这么远，逃难似的。”
　　我愣了一下，不由想起去年我去接她时的情形。这事本应由母亲和弟弟共同提出来，然后兄弟一起商量办。可是，弟弟本人没回，时间又这么仓促。我很为难。正在我不知所措之际，二姐打电话来了。电话里，提起去广东的事，母亲还嘤嘤地抽泣起来。我无奈地说：“弟弟没回，这事我不好办啊。”母亲叹了口气，语带艾怨地说：“早几天我跟老大提过，他没吭声。”我愕然。
　　第二天凌晨五时，我携妻打的把母亲和弟媳送上了车。
　　回家的路上，料峭的阴风裹着霏霏的雨丝打在我脸上，脖子上，感觉冰冷刺骨。我打了一个寒噤，把大衣裹得紧紧，心却伴着母亲飞向了广东。
　　我很愧疚，母亲含辛茹苦一辈子，临到老，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都满足不了。为什么？是子女多了，轮流赡养？常说“多子多福”，可凭我对母亲的观察，总感觉是“多子多愁”，难道这正应了“多个儿女多冤家”的宿命？母亲一辈子都不曾忘记我们，我们做儿女的，怎么总会有些不曾想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