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新刊 · 故宫谈艺录
社区服务
火星文
银行
结婚
道具中心
勋章中心
管理操作原因
基本信息
管理团队
管理操作
在线会员
会员排行
版块排行
帖子排行
手机版
小说论坛
用户中心
搜索
银行
猴岛论坛
帖子
用户
版块
帖子
高级搜索
实物交易发布
原神
校园青春
动漫剧场
纪念馆
娱乐时尚星座
跑跑卡丁车
签到统计
和平精英
社区服务
关闭
选中
1
篇
全选
猴岛论坛
校园青春
祝勇: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新刊 · 故宫谈艺录
发帖
回复
正序阅读
最近浏览的帖子
最近浏览的版块
« 返回列表
新帖
悬赏
任务
交易贴
自动发卡
拍卖
红包
际遇红包
0
个回复
[转载美文]
祝勇: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新刊 · 故宫谈艺录
楼层直达
花开那年丶
ZxID:20774595
关注Ta
注册时间
2013-02-23
最后登录
2024-12-02
发帖
313417
在线
16854小时
精华
0
DB
2670
威望
28082
保证金
0
桃子
20
鲜花
0
鸡蛋
0
访问TA的空间
加好友
用道具
发消息
加好友
他的帖子
对该用户使用道具
qq
等级:
版主
๓ 校园青春欢迎你๓
举报
只看楼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7-10-08
0
“
假如一个人无法改变他置身的时代,那就不如改变自己——不是让自己屈从于时代,而是从这个时代里超越。这一点,苏轼做到了,当然,是历经了痛苦与磨难之后,一点一点地脱胎换骨的。
像苏轼这样仅次于上帝的人,在历史中果然成了绝版,徒留我们这些庸碌之徒,站在自己的时代里,发出千年一叹……
”
祝勇
祝勇,现供职故宫博物院。
出版文学作品五百万字,有《故宫的风花雪月》等。东方出版社出版《祝勇作品系列》十二卷。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文|祝勇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英]狄更斯《双城记》
一
我们已经习惯于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里有太多的事物值得抱怨,比如无所不在的噪声,覆盖了世界本初的声音——风声雨声、关雎鹿鸣;我们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看见蓝天,由于霾的存在,我已无法分辨白昼与黄昏,即使在中午,我的房间也需要开灯,当年宋徽宗把青瓷的颜色定位为“雨过天青云过处”,那样的颜色,也只能从旧日瓷器上寻找了;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三聚氰胺,这些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物质被“发明”出来,让我们的生存时时处于险境;更不用说各种诈骗手段加深了人们彼此间的不信任,在任何公共场合,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捂紧自己的钱包;面对他人的求助,大多数人都会装聋作哑,落荒而逃。
有些事情一时难分好坏,比如登月、填海造陆、武器不断升级……人们总是有很多理由,把这个时代里的勾当说成正当,把无理变成合理。人心比天高,尽管上帝早就警告人类的自信不要无限膨胀,但是建一座登天之塔(巴别塔)的冲动始终没有熄灭,人们总是要炫耀自己的智商,这恰恰是缺乏智商的表现。我引一段王开岭的话:“20世纪中叶后的人类,正越来越深陷此境:我们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里!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毁灭大自然的成就!”“可别忘了:连人类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
连作家都对我们这个时代失去了信心,文学似乎与农业文明有着天然的联系,当世界失去了最真实的声音与光泽,蒙在世界上的那一层魅被撕掉了,文学也就失去了表达的对象,也失去了表达的激情。流行的网络文学已经是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对此,大多数作家都持抵抗的态度。所谓“纯文学”,除了用“纯”字来表示自身的纯度外,几乎要在市场环境中沦陷。我听到不止一位朋友抱怨说,发表即终结,也就是说,一部精心构筑的作品发表在刊物上的那一天,就是它死亡的那一天,因为已经没有人再去阅读文学刊物,所以对于一部作品,连骂的人都没有。还有各种各样的禁忌、雷区限制着他们的笔,让他们无法真实地表达,只能避重就轻,把他们与国外大师们放在一个平台上比较,那才是国际玩笑。
站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想起清末学人梁济与他的儿子梁漱溟的一段对话。梁漱溟年轻时是革命党,曾参加北方同盟会,参与到推翻清朝的革命中;而梁济则是保皇党,对推翻清朝的革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中国近代史上的这爷俩,真是一对奇葩。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济这样问自己的革命党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年轻的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二
在儒家知识分子心里,最好的时代不在将来,而在过去。对于孔子,理想的时代,就是已经逝去的周代,是那个时代奠定了完善的政治尺度和完美的道德标准,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梦见周公”“吾从周”。同理,在当代,在有些知识分子心里,最好的时代是民国时代。他们把那个时代假想为一个由长袍旗袍、公寓电车、报馆书局、教授名流组成的中产阶级世界,似乎自己若置身那个时代,必定如鱼得水,殊不知在那个饿殍遍野、战乱不已的时代,一个人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概率恐怕更大。当然,对过往朝代的眷恋往往被当作对现实的一种谈判策略,这就另当别论了,与那个朝代本身无关。
相比之下,喜欢宋代的人可能最多。宋代,几乎成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很多年前有人做过“你最愿生活在哪个朝代”的网络民调,宋代位居第一。有网友说:
这个朝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简单,是因为在一百年里,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我是文人,这个标准虽低,对我却极具诱惑力。于是文人都被惯成了傻大胆,地位也空前地高。
想想吧,如果我有点才学,就不用担心怀才不遇,因为欧阳修那老头特别有当伯乐的瘾;如果我喜欢辩论,可以找苏东坡去打机锋,我不愁赢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禅道不行,却又偏偏乐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马光,甚至帮他抄抄《资治通鉴》;如果我思想新,那么王安石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来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觉得学问还没到家,那就去听程颢讲课好了,体会一下什么叫“如坐春风”。
当然,首先得过日子。没有电视看,没有电脑用,不过都没什么关系。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图》里的一个画中人,又悠闲,又热闹,而且不用担心社会治安……高衙内和牛二要到下个世纪才出来。至于这一百年,还有包青天呢。
前不久,从微信视频里看到台湾艺术史家蒋勋先生的一段谈话,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品位的朝代”。他说:“宋朝是中国和东方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知识分子典范。读圣贤书,所学何学?读书的目的是让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自己过得悠闲,让自己有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并且能与别人分享这种快乐。”
对此我不持异议,因为宋代人的生活中,有辞赋酎酒,有丝弦佐茶,有桃李为友,有歌舞为朋。各门类的物质文明史,宋代都是无法绕过的环节。比如吃茶,虽然在唐代末期因陆羽的《茶经》而成为一种文化,但在宋代才成为文人品质的象征,吃茶的器具,也在宋代登峰造极,到了清代,仍被模仿。又如印刷业的蝴蝶装,到宋代才成为主要的装订形式,它取代了书籍以“卷”为单位的形态,在阅读时可以随便翻到某一页,而不必把全“卷”打开。我们今天最广泛使用的字体——宋体,也是用这个朝代命名的,这是因为在宋代,一种线条清瘦、平稳方正的字体取代了粗壮的颜氏字体,这种新体,就是“宋体字”,可见那个朝代影响之深远。更不用说山水园林、金石名物、琴棋书画、民间娱乐,都在宋代达到高峰。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书籍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自己这个老翁,刚好六个“一”。他把自己的收藏编目并加以解说,编成一本书,叫“集古录”。后来宋徽宗有了规模更大的收藏,也编了一本书,叫“宣和博古图录”。
但这只是泛泛地说,具体到某一个人,情况就不这么简单了。比如,在苏轼看来,自己身处的时代未必是最好的时代,甚至,那是一个很差的时代。
三
我们就拿苏轼来说事儿吧。
北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暮春三月,当苏轼离开自己生活了近20年的故乡眉州,自阆中上终南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高悬天际的古栈道,准备经大散关进入关中,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抵达首都汴京参加科举考试时,他心里满满的,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起初他很顺利,比如他在参加了礼部初试后,互为敌手的两位政坛大佬欧阳修和张方平居然一致推举他。时任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的欧阳修甚至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还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后来欧阳修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又推荐年轻的苏轼、苏辙兄弟参加皇帝主持的特别考试——制科特考,宋仁宗看了苏轼的卷子后,意气风发地回到后宫,对曹后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他说的太平宰相,就是指苏轼、苏辙,可见苏轼、苏辙兄弟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然而即使有皇帝、宰相的赏识,仕宦生涯也绝不会一帆风顺。甚至,皇帝和宰相越是赏识,他所受到的攻讦和迫害就越多,因为那会对别人的生存构成威胁。更何况苏轼性格耿直,是一个有一说一的严守一,不会曲意迎合,这使他中木仓的几率更高——才华熠熠、飘逸俊秀的苏轼,天生就是一个众矢之的。
苏轼作《潇湘竹石图(局部)》
轼的意思,是车上供人凭倚之横木,《左传》中有“凭轼而观”之语。苏洵当年给儿子起名苏轼,是希望他含蓄内敛,为他人提供倚靠。他最怕的是儿子苏轼锋芒毕露,不会藏拙,曾忧心忡忡地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而对苏辙,他却省心得多,说:“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意思是:你办事,我放心。
苏轼的政治生涯高开低走,尽管曾经担任过帝国的礼部郎中、翰林侍读学士,官居三品,但他更多的时光,是在贬谪中度过的。他的政治生涯,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从一次陷害奔向另一次陷害,支撑他生命的家国理想被无情地封堵,让他的人生一次次陷入绝境。就在这个星光灿烂的宋朝,党争成了绞杀人性的机器,最终埋葬了这个精致耀眼的朝代。苏轼一生处在一个无物之阵中,他的对手,前仆后继,层出不穷。
四
有人说,苏轼在官场上的所有失败,都是由小人造成的。
所以,苏轼要“突围”。
然而,奠定了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并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他就是苏轼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当时的宋朝,虽承平日久,外表华美,但内部的溃烂,已经越来越难以掩饰。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
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是一位高调的理想主义者,日本讲坛社《中国的历史》称他为“伟大的改革设计师”,并评价“王安石变法”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然而,在苏轼(时任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眼里,他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千疮百孔。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他知道,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变得丑陋不堪——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让百姓以付税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借口,每人每户出钱的多寡,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而全凭地方官吏一句话。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于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递到各级贪官污吏的手中。
苏轼敏锐地意识到,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那时的他,纵然有宋神宗赏识,却毕竟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击的是王安石这块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虽然辞去相职,心情黯然地离开朝廷,但在这场厮杀中,富弼、欧阳修、司马光这些股肱之臣,病的病,死的死。
自此,小人们在帝国政坛上可以横行无忌。
这些人,包括吕惠卿、曾布、舒亶、邓绾、李定等,而且,排名不分先后,因为他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小人。而这一群小人,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
王安石的识人术,天下无双。
五
这浮华的世上,人心不如鬼。那个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对苏轼的才华始终怀有深深的嫉妒,专门跑到苏轼那里骗来了诗稿,然后从中寻找“反动言论”,向朝廷检举揭发;李定为了逃避回乡为逝去的母亲丁忧尽孝,竟然隐瞒了母亲去世的事实,被司马光骂为“禽兽不如”,恰巧苏轼写了一首诗,歌颂弃官寻母的朱寿昌,被李定当成指桑骂槐,针对自己,准备好了小鞋,等着给苏轼穿。当然,他们如此凶狠,除了嫉妒,还有恐惧——苏轼深得皇帝赏识,说不定哪天会得到重用,那样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大的威胁。
他们为苏轼定制的罪名是“讥讪朝政”“滥得时名”。
苏轼才华熠熠,道德完美。口无遮拦,这是他唯一的软肋。
朝廷上的一片“废苏”之声,让宋神宗感到无奈和无力。终于,为了维护朝廷的“安定团结”,宋神宗下令御史台查办苏轼。
苏轼是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抓的。目击者形容苏轼当时的场面时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那一年,是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
历史中所说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御史台。它位于汴京城内东澄街上,与其他官衙一律面南背北不同,御史台的大门是向北开的,取阴杀之义,四周遍植柏树,有数千乌鸦在低空中回旋,造成一种暗无天日的视觉效果,所以人们常把御史台称作乌台,以颜色命名这个机构,直截了当地指明了它的黑暗本质。“诗”,当然是指苏轼那些惹是生非的诗了。
根据苏轼后来在诗中的记述,他在御史台的监狱,实际上就是一口百尺深井,面积不大,一伸手,就可触到它粗糙的墙壁,他只能蜷起身,坐在它的底部,视线只能向上,遥望那方高高在上的天窗。这是一种非人的身体虐待,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九百年后,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到了大致相同的监狱。
他终于知道了大宋政坛的深浅。那深度,就是牢狱的深度。
黑暗、陡峭、寒冷。
那是他一生命运的最低点。
假如不是宋太宗定下了不得杀戮持异议大夫的法规,此时苏轼,恐怕早已身首异处了。
十二月二十八,苏轼终于在监狱里听到了朝廷的判决。
宋神宗没有舍得把他处死,而是把他贬到黄州。
保留公职,以观后效。
六
苏轼生命中的低潮,自黄州开始。11世纪,那个收留了苏轼的黄州,实际上还是一片萧索之地。这座位于大江之湄的小城,距武汉市仅需一个小时车程,如今早已是满眼繁华,而在当时,却十分寥落荒凉。
在那里,苏轼虽为团练副使,却没有任何实权,连工资都停发了,只有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可领。苏轼虽然做了二十多年官,但如他自己所说,“俸入所得,随手辄尽”,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没有多少积蓄,即使维持着最低标准的生活,苏轼带到黄州的钱款,也只用一年就消耗殆尽了。按照黄州当时的物价水平一斗米大约二十文钱,一匹绢大约一千二百文钱,再加上各种杂七杂八的花销,一个月下来也得四千多文钱。对于苏轼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或许,从他发现黄州城东那片荒芜的山坡的那一刻,他就决计进行生产自救了。那个山坡,大约百余步长短,曾经做过营地。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吴船录》里描述它:“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
这个山坡,本无名字,苏轼以“东坡”命名,因为它位于城东,而他心仪的诗人白居易当年贬谪到忠州做刺史时,也居住在城东,写了《东坡种花二首》,还写了一首《步东坡》,所以,苏轼干脆把这块地,称为“东坡”。
他也从此自称“东坡居士”。
假如我们能够于公元1082年在黄州与苏轼相遇,这个男人的面容一定会让我们吃惊——他不再是20年前初入汴京的那个俊美少年,也不像三年前离开御史台监狱时那样面色憔悴苍白,此时的苏轼,瘦硬如雕塑,面色如铜,两鬓皆白,像他自己词里曾说的,“尘满面,鬓如霜”。
1082年,四月初四,寒食节,苏轼在一片凄风苦雨中写下著名的《寒食帖》。这份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著名行书墨稿,被艺术史家称为“天下行书第三”。
《寒食帖》的内容如下:
自我来黄州,
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
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
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
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
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
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
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
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
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
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
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
死灰吹不起。
面对苏轼的这幅帖时,我的心会陡然收紧,仿佛上面的每个字都在战栗,在九百多年前的那场凄风苦雨中瑟瑟发抖。这诗、这字,饱含痛感。那个“纸”字,“氏”下的“巾”字,竖笔拉得很长,仿佛音乐中突然拉长的音符,或者一声悠长的叹息。那是那个时代强加在苏轼身上的最真实的疼痛,即使经过了九百多年的时光,依然会在一瞬间把我们的内心穿透。
七
但对苏轼来说,在黄州的岁月还不算是最惨的。他的人生悲剧,深不见底。尽管在“元祐更化”中,随着当年被王安石排挤的重臣司马光等重返政坛,苏轼一度被重新起用,官升礼部郎中,获赐金带、金镀银鞍辔马,后来又先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成为帝国的三品大员,相当正部级领导,可谓扶摇直上,身入玉堂,但苏轼独立不倚、危言孤行的“毛病”没有改。他就像李敬泽写过的伍子胥,永远没有办法让上级喜欢,永远不能苟且将就,永远像他的小妾朝云形容的那样“一肚子不合时宜”。司马光、吕公著两位宰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哪怕王安石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都尽行废除。苏轼却挺身为王安石辩护。苏轼不喜欢二元对立,他喜欢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他不仅对司马光有意见,而且在政事堂上与司马光急赤白脸地大吵一架,回到家气还没消,连骂:“司马牛!司马牛!”
苏轼作《黄州寒食帖(局部)》
后来一直欣赏他的宋神宗、一直保护他的高太后去世,年少的宋哲宗在一群误国小人的忽悠下,开始疯狂打击元祐大臣,四面楚歌的苏轼又开始了一路被贬的历程,由杭州,到颍州,到定州,到英州,到惠州,最后终结在海南岛“百物皆无”的儋州,越贬越远,再贬,就贬出地球了。
但他的政治对手们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他到惠州后,他从前的朋友、当时已官居相位的章惇一心想搞死他。由于宋太祖不得杀文臣的最高指示,他只能采取借刀杀人的老套路,于是派苏轼的死敌程训才担任广南提刑,让苏轼没有好日子过。苏轼过得好了,他们便过不好。苏轼的原配夫人王弗和继室王闰之去世后,一直照顾苏轼的侍妾朝云,就是在26岁时得瘟疫,死在惠州的。后来,已是白发老人的苏轼又被贬到更遥远的儋州,除了最小的儿子苏过陪伴,身边“百物皆无”,不要说报纸网络,连一本书都找不到,只有无边的苦寂与孤独,像茫漠的大海,与他相伴。
八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艺术家,论个人境遇,很难找出比苏轼更悲惨的。假若我替苏轼回答梁济的提问,我一定会说,他所置身的时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无论身处何等的尴尬与荒谬中,都与苏轼的困境不可同日而语。苏轼的文字——像前面提到的《寒食帖》,有尖锐的痛感,却没有怨气。
我不喜欢怨气重的人,具体地说,我不喜欢愤青,尤其是老愤青。年轻的时候,我们对很多事物心怀激愤,还可以理解。但人到中年以后,仍对命运愤愤不平,就显得无聊、无趣,甚至无理了。怨气重,不是表明在一个人的强大,而是在表明一个人的猥琐与虚弱。苏轼不是哀哀怨怨的受气包,不是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倘如此,他就不是我们艺术史上的那个苏轼了。他知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夜与昼、枯与荣、灭与生,是万物的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因此,他决定笑纳生命中的所有阴晴悲欢、枯荣灭生。他不会像屈原那样自恋,把自己当作香草幽兰,只因自己的政治蓝图无法运行,就带着自己的才华与抱负投身冰冷的江水,纵身一跃的刹那也保持着华美的身段与造型,就像奥运会上的跳水运动员那样;他不会像魏晋名士那样装傻充愣,一副嬉皮士造型;也不会像诗仙李白那样“皇帝呼来不上船”,醉眼迷离爱谁谁,一旦不得志,随时可以挥手与朝廷说拜拜——要不他怎么叫李白呢。
假如一个人无法改变他置身的时代,那就不如改变自己——不是让自己屈从于时代,而是从这个时代里超越。这一点,苏轼做到了,当然,是历经了痛苦与磨难之后,一点一点地脱胎换骨的。木心说:“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这话有点随便了。假如豪放那么好做,那就请木心先生做来看看。实际上,豪放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在炼狱里炼出来的,既有文火慢熬,也有强烈而持久的击打。苏轼的豪放气质,除了天性使然,更因为苦难与黑暗给了他一颗强大的内心,可以笑看大江东去,纵论世事古今。他豪放,因为他有底气,有强大的自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无论周公瑾、诸葛亮还是曹孟德,那么多的风云人物,那么多的历史烟云,都终被这东去的江水淘洗干净了。神马都是浮云,都是雪泥鸿爪——雪泥鸿爪这词,就是苏轼发明的。一个人的高贵,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而是体现为宠辱不惊、安然自立。他画墨竹(《潇湘竹石图》),画石头(《枯木怪石图》),都是要表达他心中的高贵。他热爱生命,不是爱它的绚丽、耀眼,而是爱它的平静、微渺、坦荡、绵长。
他的心是宽阔的,所以他爱儒,爱道,也爱佛,最终把它们融汇成一种全新的人生观——既不远离红尘,也不拼命往官场里钻。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但他无论当多么小的官,他都不会丧失内心的温暖。他灭蝗,抗洪,修苏堤,救孤儿,权力所及的事,他从不错过,他甚至写了《猪肉颂》,为不知猪肉可食的黄州人发明了一道美食,使他的城郭人民,不再“只见过猪跑,没吃过猪肉”。那道美食,就是今天仍令人口水横流的东坡肉。它的烹食要领是:五花肉的肉质瘦而不柴、肥而不腻,以肉层不脱落的部位为佳;用酒代替水烧肉,不但去除腥味,而且能使肉质酥软无比……
还是在黄州,每当日暮时分,他从东坡的农田荷锄回家,过城门时,守城士卒都知道这位满面尘土的老农是一个大诗人、大学问家,只是对他为何沦落至此心存不解,有时还会拿他开几句玩笑,苏轼都泰然自处,有时还跟着他们开玩笑。
在儋州——他的末日时光里,他还不忘调侃自己几句,说自己年纪大了,再也不能和小姑娘眉来眼去了。在他的生命里,不再有崎岖和坎坷,只有云起云落、月白风清。
那是一种能够笑纳一切的达观,像海明威所说,对于一切厄运,都要“勇敢而有风度地忍受”。
十个世纪以后,一位名叫顾城的年轻诗人写了一句诗,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回应。他说: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九
无论一个人的地位多高,在上帝眼里,他终不过是一只蚂蚁。在中国艺术史上,很少有人像苏轼这样深深地堕入凡尘,就像《寒食帖》里所写,“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美艳的“花”转眼之间就会堕入泥土,但纵然是泥土,也有它的价值与尊严。他的生命,一头连着最凡俗、最卑微的生活,另一头却连着最深邃、精致、典雅的精神世界。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质,带动了宋代艺术风气的,不是那些身处华屋高堂的名人大腕,却是置身青灯孤馆、野店鸡号中的苏轼——
词本是文人们遣兴抒怀的游戏笔墨,是流行歌曲,如林语堂所说的,“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到了苏轼手里,才真正有了文学的气象,如叶嘉莹先生说:“一直到了苏氏的出现,才开始用这种合乐而歌的词的形式,来正式抒写自己的怀抱志意,使词之诗化达到了一种高峰的成就。”
他的散文,超越了那些虚无高蹈的文章策论,它不是为朝廷、为帝王写的,而是为心,为一个人最真实的存在而写的。它拒绝了格式化,拒绝了宫殿语法,因而更朴素、更诚实,也更干净,它也因这份透明,而不为时空所阻,在千人万人的心头回旋。
他的书法,既不像唐代楷书那样强调法度,拘谨理性,也不像唐代草书那样叛逆,那样张牙舞爪,而是将自己的个性挥洒得那么酣畅淋漓,无拘无束。苏轼最恨怀素、张旭,在诗里大骂他们:“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他追求历经世事风雨之后的那份从容淡定,喜欢平淡之下的暗流涌动,喜欢收束于简约中的那种张力。他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的字,不是为纪念碑而写的,不见伟大的野心,却正因这份性之所至、文心剔透而伟大。
苏轼作《黄州寒食帖(局部)》
他的绘画,传到今天的,只有两幅,一幅叫“潇湘竹石图”,还有一幅,叫“枯木怪石图”,但他倡导的文人画理论,却影响了金元明清,余绪至今未断。苏轼看不起那些院体画家,认为他们少文采,没学问,因而只知照猫画虎,不见风神与性情。文人画在两汉魏晋就开始起源,但有了唐代王维,文学的气息才真正融入到绘画中,纸上万物,才活起来,与画家心气相通。至宋代,欧阳修、王安石都确立了文人画论的主调,但在苏轼手上,文人画的理论才臻于完善。妖娆绚丽的唐代艺术,到了他们手上,立即退去了华丽的光斑,变得素朴、简洁、典雅、庄重。后来的宋代画家,把复杂多变的世界,都收容在这看似单一的墨色中,绘画由俗世的艳丽,遁入哲学式的深邃、空灵。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磨墨了,而是用墨汁代替。然而墨汁永远不可能画出宋代水墨的丰富,因为墨汁里边掺了太多的化学物质,所以它的黑色,是死掉的黑,可是在宋画里,我们看到的不是黑,而是透明。墨色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光的游动。
苏轼带来了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一场观念革命,他因此成为北宋继苏惟演、欧阳修之后的第三位文坛领袖,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大师,也成为我的心头最爱。
十
这份美,被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画在一幅图卷里。这幅艺术史上的名画,记录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五月,苏轼在“元祐更化”中返京,与朋友们在王诜的西园举行雅集的情况——王诜不仅是当朝驸马,也是著名画家,201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皇家秘藏·铭心绝品——《石渠宝笈》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特展”,展出有王诜的名作《渔村小雪图》。那次聚会,参加者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晁补之,还有僧人圆通(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道士陈碧虚,共15人,加上侍姬、书童,共22人。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园林之胜。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李公麟以他首创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的情景,取名“西园雅集图”。
《西园雅集图》几乎成了中国艺术家迷恋的经典题材,仅李公麟一人,就画过团扇、手卷两种不同的本子。北宋米芾,南宋马远,元代赵孟\(传),明代仇英、陈洪绶,清代张翎等著名画家,也都画过同题作品。其中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卷现被私人收藏,马远《西园雅集图》长卷收藏在美国纳尔逊·艾金斯博物馆,赵孟\《西园雅集图》卷和仇英的《西园雅集图》轴分别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之养心殿》第二册中,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中的场面,让我想起文艺复兴画家拉斐尔为教皇宫殿绘制的大型壁画《雅典学院》——一幅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建的雅典学院为主题的大型绘画。在这幅画上,汇集着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语法大师伊壁鸠鲁,几何学家欧几里得(一说是阿基米德),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哲学家芝诺……画家试图以这样一场集会,把欧洲历史的黄金时代永久定格。
《西园雅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文艺组合,比如“三苏”中的两苏(苏轼、苏辙),书法“宋四家”中的三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在中国的北宋,一个小小的私家花园,就成为融汇那个时代辉煌艺术的空间载体。
那一份光荣,丝毫不逊于古希腊的雅典学院。
美丰仪,成为当下时兴的一个热词。但真正的美丰仪,不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萧景琰,而是真实历史中的苏轼、苏辙、秦观、米芾。他们不仅有肉身之美,更兼具人格之美,一种从红尘万丈中超拔出来的美。中国传统的审美记忆中找不见史泰龙式的肌肉男,而是将这种力量与担当收束于优雅艺术与人格中,只有文明之国,才崇尚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
十一
苏轼生活的时代,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他一生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位皇帝,一茬不如一茬。叶嘉莹说:“北宋弱始自仁宗。”宋仁宗当年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对苏轼器重有加;宋英宗久慕苏轼文名,曾打算任命苏轼为翰林,因为受到宰相韩琦的阻挠,才没能实现;宋神宗也器重苏轼,却抵不过朝廷群臣的构陷而将苏轼下狱,纵然他寄望于苏轼,也犯不着为苏轼一人得罪群臣;宋哲宗贪恋女色,十四岁就想着以宫中寻找乳婢的名义给自己找女人;宋徽宗玩物玩女人,终致亡国,关于他的故事,留在后面细说。公元1101年,苏轼死在常州,距离北宋王朝的覆灭,只有25年。
他敬天,敬地,敬物,敬人,也敬自我,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将自己的思念与感伤,快乐与凄凉,将生命中所有不能承受但又必须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尘土、雨睛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艺术里。在悲剧性的命运里,他仍不忘采集和凝望美好之物,像王开岭所写的:“即使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年代、一个心境被严重干扰的年代,我们能否在抵抗阴暗之余,在深深的疲惫和消极之后,仍能为自己攒下一些明净的生命时日,以不至于太辜负一生?”
我经常说,现实中的所有问题与困境,都有可能从历史中找到答案。许多人并不相信,在这里,苏轼就成为从现实围困中拔地而起的一个最真实的例子。时代给他设定的困境与灾难,比我们今天面对的要复杂得多。苏轼置身在一个称得上坏的时代,却并不去幻想一个更好的时代,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时代里,也会有不好的东西。
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因此,苏轼没有怨恨过他的时代,甚至连抱怨都没有。这是因为他用不着抱怨——他根本就不在乎那是怎样的时代,更不会对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做出精心的设计与谋划。
有的艺术家必须依托一个好的时代才能生长,就像叶赛宁自杀后,高尔基感叹的:他生得太早,或者太晚了。但像苏轼这样的人是大于时代的,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时代都压不死他。
他给予那个时代的,比他从时代中得到的更多。
木心说:艺术家仅次于上帝。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也就是苏轼写下《寒食帖》之后的第三个春天里,宋神宗把苏轼调任到离汴京不远的汝州。他从黄州出发,顺江而下,过金陵时,他一定要去拜见一下已经辞官、在金陵城与钟山之间的半山园隐居八九年的王安石。闻听苏轼过金陵,王安石等不到苏轼前来晋谒,就已骑上小驴,去江边船上,主动去寻找苏轼了。因为作为一代文宗,王安石一直关注着远在黄州的苏轼。苏轼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让王安石深感着迷。艺术在不知不觉中,弥合着二人在政治上的巨大鸿沟。相别时,王安石发出这样的长叹: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王安石不幸言中了。
像苏轼这样仅次于上帝的人,在历史中果然成了绝版,徒留我们这些庸碌之徒,站在自己的时代里,发出千年一叹。
2015年8月31日动笔于北京,
10月11日完稿于成都
10月14日—11月4日一改(重写)于北京
11月13日—15日二改于北京
际遇之神
奖励
追寻春哥的脚步,可无限复活,能力值3DB
本帖de评分:
共
1
条评分
DB +15
Vancci
DB
+15
2017-10-10
# 校园青春板块欢迎你 #
隐藏
本帖de打赏:
共
条打赏
隐藏
打赏
收藏
新鲜事
回复
引用
鲜花[
0
]
鸡蛋[
0
]
« 返回列表
发帖
回复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