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2017赛季U23新政的仓促上马相比，在本周末中国足协于武汉召开的职业俱乐部工作会议上，早早颁布2018赛季的“加强版”U23新政，并未引发俱乐部热议——由于转会窗口未开、各队冬训将于本月底陆续展开，再加上“加强版”新政吹风已达半年之久，且据记者了解，俱乐部对于新赛季“加大U23球员政策倾斜力度”这一内容均有足够心理准备，转会市场对此更是心照不宣。
而去年U23新政的效果表明，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足球，在局部发展层面确实需要“非常规操作”。
所谓“非常规操作”，更多指政策倾斜。在2018赛季，中超、中甲联赛及足协杯中，中国足协规定每场比赛11名首发球员中至少有1名U23球员，外籍球员的累计上场人次，中超联赛不超过3人次，中甲联赛不超过两人次，足协杯赛中，不同级别联赛球队之间的比赛，外籍球员每场报名上场规定按低级别联赛的规定执行。此外，U23球员的实际累计上场人次不得少于本队外籍球员实际累计上场人次。
和此前“比赛始终要有至少1名U23球员在场”的“意见稿”相比，新政只要求U23球员的人次和外援人次匹配，已经算是新政的“让步”。而对新政的最直观解释，以球迷最关注的中超联赛为例，不外是“一场比赛如果要用满3个外援名额，就要匹配3人次的U23球员”，对于一家职业的、成熟的俱乐部而言，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
“我们的U23球员储备确实不够，但大家都差不多，一是靠内部挖潜，从梯队找苗子，二是靠转会来补充，从目前的情况看，能在转会市场找到合适的U23球员非常非常难，所以内部挖潜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也符合足球规律，大家还得耐心做青训。”一家北方俱乐部高层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其实足协也是希望我们多给年轻球员一些高水平比赛机会，中国足球底子薄，联赛应该多承担些责任。”
中国足协之所以有足够底气在新赛季加大培养U23球员的倾斜力度，是因为U23球员在国字号球队的战术体系中正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两周前，在日本举行的东亚四强赛，里皮将杨立瑜、韦世豪、何超、邓涵文、刘奕鸣和高准翼等6名U23球员召入国足帐下，这6名U23球员均在第一场中韩大战中首发，而随后与日本队和朝鲜队的比赛，各有4名U23球员首发，其中，刘奕鸣打满3场比赛。如果不出意外，2019年亚洲杯上，这些U23球员将正式取代今年征战12强赛的大部分国脚，而国足的改朝换代，也需要中超联赛在政策层面给U23球员提供更宽广的成长空间。
虽然，冬季转会窗口要到2018年1月1日才打开，但一向敏锐的卫冕冠军广州恒大已经在转会市场上打了胜仗：邓涵文、杨立瑜和唐诗新赛季转至恒大已无悬念，而何超和张修维的加盟还是未知数，不过对于恒大主帅卡纳瓦罗而言，新赛季三线作战，需要更可靠的人员储备。
而国内的U23球员很快就要接受全面检验。2018年1月，U23亚青赛就要在江苏常州开幕，目前，U22男足正在马达洛尼的带领下在阿联酋迪拜拉练，他们的热身赛计划是与约旦U22队、阿联酋两支俱乐部队进行3场热身赛。这次为期两周的迪拜拉练正好横跨2018年元旦，回国之后，U22国青就要前往常州备战参赛。按照抽签结果，U22国足将与卡塔尔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和阿曼队同组。在U22亚青赛结束后，球员将返回俱乐部参加冬训，此时，新赛季中超联赛已经迫在眉睫，政策方面的照顾使得U23球员在身价暴涨的同时也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可以预见，U23政策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中国足协对年轻球员的“照顾”还会在今后几个赛季发生变化——近两年，不少业内专家呼吁，U23球员本不该算是需要受照顾的“年轻球员”，即便缺乏底蕴的中国足球，亦有相当数量的青年才俊在20岁之前就崭露头角。比如，武磊首次联赛出场是14岁征战中乙联赛，而2012赛季，20岁的武磊便以中甲联赛本土射手王的身份带领上海东亚冲超成功；黄博文则在自己16岁那年亮相中超赛场，并在自己的新秀赛季创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年龄最小进球纪录（2008年中国足协规定18岁以下球员不可注册参加职业联赛，因此，黄博文16岁中超进球纪录很难被破）。
“18岁可以算是年轻球员，但在中国22岁还是年轻球员。”里皮在东亚四强赛时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这意味着中国足球必须“提速”才能更快实现“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期目标。
因此，“18岁的年轻球员”极有可能将成为中国足球下一步重点照顾对象。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足协已经定下“进军决赛圈”的任务，这就要求1997年龄段球员在2018年和2019年付出更多汗水——虽然该年龄段球员在去年的亚青赛上3战2负1平小组即遭淘汰，但海外留洋球员的标签和国内联赛对于年轻球员的日益重视，将是球迷再一次对国奥队心存期待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