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9年，谏议大夫李定上书宋神宗，说苏轼写诗诽谤朝政，攻击新法，甚至谤怨皇上。宋神宗欲借此打击反对派，出出怨气。于是立即批准，将苏轼送御史台拘审。御史台即所谓“乌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苏轼的诗词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苏轼被拘审的这一案件，史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事发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区县一级的人武部副部长（副科级干部）。同样受到“乌台诗案”牵连的还有苏轼的好友王巩（约1073年前后在世），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被贬到穷山僻壤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去监督盐酒税务。王巩本是驸马，家中原养有好几个歌女，其中一位复姓宇文、名曰柔奴者最是眉清目秀、蕙质兰心。王巩定案后，家奴歌女纷纷散去，惟有柔奴一人愿意陪伴王巩共赴宾州。
王巩与柔奴一起在宾州生活了三年多。其间，他们的生活十分清贫，而且受尽磨难，王巩的一个儿子还命丧黄泉。然而，王巩在那里泼墨吟诗，访古问道，柔奴则歌声相伴，温柔慰藉，催促奋发。后来，王巩奉旨北归，得以宴请苏轼。苏轼发现虽遭此一贬，王巩非但没有遭受贬谪的那种仓皇落拓的容貌，还神色焕发更胜当年。苏轼又见窈窕的柔奴容颜红润，不像是在南疆僻岭的宾州度过了艰苦岁月的样子。
苏轼试探地问柔奴：“在岭南的生活应该不会好吧？”柔奴顺口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其意为凡心安处，到哪里都是是跟在家乡一样；只要心之安定，条件再艰苦的地方一样可以愉快地生活。没想到如此一个柔弱女子竟能脱口说出如此豁达之语，苏东坡对柔奴大为赞赏，写下《定风波》一词：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乞与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当然，柔奴并不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唐代乐天知命的白居易曾多次在诗中表达此意。他的《初出城留别》说：“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吾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吾土》一诗有：“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重题》一诗云：“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种桃杏》还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苏轼与白居易有着同样的心境，在他的诗文中也多处表达这种意境。1073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有一次因生病到祖塔院，留下了“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病中游祖塔院》）之句。他还说过：“无钱种菜为家业，有病安心是药方”（《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
生逢乱世、大半生投身军旅的南宋大诗人陆游面对动荡的社会和激化的民族矛盾，依然能有着安之若素、旷达不羁的胸怀。他在诗中多次表达了对“心安”的颂扬，谈及“心安”对人生的益处。他认为心安是药，可以除病，有益健康，在《午醉径睡比觉已甲夜矣》一诗中，他说：“心安病自除，衾暖梦欲重。”他的《晨起》一诗云：“心安已到无心处，病去浑如未病前。晨起更知秋色好，一庭风露听鸣蝉。”在艰难困苦的岁月，“心安”让人满足，粗茶淡饭一样美味无穷。
他在《旅食》一诗中谈到：“心安失粗粝，味美出艰难。”“心安”还可以修身养性，磨练人的品质。他的《养气》诗提到“养气安心不计年，未尝一念住愁边。”，《宴坐》诗曰：“气住即存神，心安自保身。谁欤二竖子，卓尔一真人。”定住气可以存贮心神，安住心可以保重身体，有此两样，一个人不就像修道已久的真人吗？所以陆游在《道院遣兴》一诗中明确指出“浮世不堪供把玩，安心随处是修行。”陆游一生的理想是抗击金兵入侵，收复中原，“壮岁从戎”，“当年万里觅封侯”，这一矢志不渝的理想让他的人生过得很心安。然而，他到死都心不甘，他的人生理想因朝廷里的投降派不作为而无法得以实现，只能寄希望于后世之人，因而，他在悲愤之中写下了《示儿》一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白居易和陆游能做到心安靠的是人生的信念和理想追求，而王巩的心安则具备古人创造心安之“安”字的基本要素，即“居住之所”和“女人”。王巩被贬蛮荒之地宾州，他在那里有个简易的家，有柔奴相伴，所以很心安。
有了居住之所就有了家，家给人以温暖，让人心安下来。表示“让人心安静下来”的汉字一般都有家的符号“宀”，如“定”和“宁”。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了居住的房子，人心得以安定，人生才有安全感。在条件不好，生产力低下的过去，中国人奋斗一生，积攒一辈子，都要在家乡做一栋房子。有了房子，夜晚就可以踏踏实实地睡觉了。如今年轻人找对象，女方要提出买房的要求。这实不为过，因为汉字告诉我们，房屋是人心安宁的基本要素。你要一个青春女子跟你过一辈子，你就需要有个居住之所，以安其心。
当然这个居住之所不一定就是豪华别墅，不一定需要宽敞明亮。只要是属于你自己的，就算很小很简陋也一样让你感到温暖、安宁。宋朝陈宓（1771-1226）有《望夕》一诗为证：
一点射窗明已足，三更当户意慵看。
竹篱茅舍心安处，不羡乘风到广寒。
陈宓与大理学家朱熹是同时代的人，小时候登朱熹家门，朱熹看见，感到这孩子天赋秉性异常，非一般孩子。陈宓虽出身名门，为宰相陈俊卿之子，但他为官清廉，体恤百姓。他任安溪知县的时候，看到那里地僻无药，居民信巫尚鬼，便在县衙大门边设“惠民药局”，聘医生诊治并制药。他一生做官不大，但多有惠民之举，自身却从不攀富贵。去世之时，家无余财，库无余帛。对他来说，“竹篱茅舍”一样让人过得安稳，何必羡慕月亮上富丽堂皇的广寒宫？
从文字的构成上看，心安的另一要素就是“女人”。中国人讲究“成家然后立业”，“成家”就是要娶个老婆，有个女人后，心里才会安宁，才会做出大事业来。没有“女子”，无以成其“好”，无法成其“妙”。汉朝和唐朝甚至将“女人”用在外交上，用“和亲”的政策，让边境安宁。
英语中表示“安心、安宁”的词有“composed”、“placid”、“sedate”等等。在这几个单词中，我尤为喜欢“sedate”，其词根“sed”本义是“坐下来”或“沉下来”。它似乎在告诉人们，要坐得下来，沉得下去，才可以让人的灵魂安宁。这个很简单的动作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坐下来，思考问题；沉得下去，看清问题。这个词的构成也很符合中国传统的修身养性，“沉”与“静”相连，即为“沉静”，沉静者，镇定也，内心沉静可得安宁；“浮”则与“躁”相连，凡是为人处世浮在表面的人，内心都躁动不安。“composed”和“placid”的词根“pos”和“plac”都有“放置”的含义，也似乎在告诉我们：要想内心安宁就必须“放得下”，不计较，不奢望，放下不必要的欲念。
深刻影响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佛教劝诫人们放下欲念，追求内心的安宁。宋真宗年间释道原所撰之禅宗灯史《景德传灯录》卷三记载，禅宗二祖慧可曾向初祖达摩大师求法，慧可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大师说：“将心来与汝安。”慧可找了半天，拿不出心来，说：“觅心了不可得。”大师说：“我与汝安心竟。”《稠禅师意》中有有记载：“大乘安心，入道之法云何？”说：“凡安心之法，一切不安，名真安心。”又说：“夫安心者，要须常见本清净心。”在佛教中，“安心”有三重意思。第一层即不安心；第二层意思为如何安心？第三层意思为无心可安。我们所有的心，包括烦恼心、欲望心、憎恨心、妒忌心等种种意念，要想将起心动念的那个心找出来，是没办法找得出来的，所以一切的心了不可得。到了无心可安的境界，那便是真的安心了。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陆游诗“心安已到无心处，病去浑如未病前。”到了无心的境界，所有的心病皆除去了，人就没有烦恼和忧愁了。俗话说：世上本无忧，庸人自扰之。实际上，许多烦恼都是人们自找的。只要守住一颗开朗乐观的心，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照样可以心安意定。
现今许多人的烦恼皆来自内心躁动，有太多不该有的欲念，背负着本该弃去的包袱。我的一些朋友本来学问做得很不错，沉下心来，专心学问，就可以成为学科领域里的权威。可是，他们偏偏怀揣着“学而优则仕”的古代中国文人的理想追求，非要弄个行政职位不可，几年下来，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当官，浪费了光阴，学问也耽搁了。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不安心于在小城镇里工作，想尽千方百计，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漂荡，最后也弄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他们羡慕那些北漂成功的人，可并不知道北漂的人很多很多，能成功的人并不常见。其实，只要心安下来，就算是在条件艰苦的穷山僻壤，也可以做出一番事业，也能享受快意人生。
苏轼被贬黄州期间，社会地位陡然下降，但他常常“幅巾芒履，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间”。虽然尝尽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他照样过着闲适的生活：“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吃饱了没事情，一路散漫而走，看看花草，好不逍遥自在！他在艰苦的环境中体会到生活的甘美，高声吟唱“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苏轼面对逆境从容坦荡、豁达超脱。公元1094年，58岁的苏轼被放逐到更为荒远的岭南，由于荒山路远，生活条件艰苦，许多人把岭南当作是不归之路。然而，苏轼来到惠州却吟道：“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内心宁静，安然酣睡，十分超然，并自得其乐，“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结果又因诗得祸，被迫渡海，61岁时白首投荒来到海南。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东坡依然满不在乎：“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并唱出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人生豪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