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0年代，沈从文的写作 | 沈从文的前半生分享会_校园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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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只看楼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8-06-19 0

5月23日，松果生活联合北京SKP在北京SKP四层的Rendez-Vous举办了一场名为“最后一个浪漫派沈从文”的沙龙，活动特邀蒲实（三联生活周刊主笔）和姜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两位嘉宾，分享自己阅读沈从文的经验等。
本期推送，松果君会和大家分享姜涛老师的现场内容，内容略有删减。

分享嘉宾：姜涛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出版有专著《公寓里的塔》，诗集《洞中一日》等。
我们对沈从文的认识，基本是建设在他30年代的作品之上的，像《边城》、《湘行散记》、《从文自传》。30年代是沈从文写作的一个巅峰时期。读这些作品时，我们大致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沈从文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作者，他爱用抒情的、诗意的笔法描写湘西社会的变与常，再者就是在书写中寄托了对一个正在消逝的乡土中国的挽歌意绪。
到了40年代、50年代，沈从文的形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他内心的自我抒情非常稳定，虽然历史在变，他的内心是不变的，这是贯穿始终的。这个稳定的内在的抒情自我并不是封闭的，随着历史的变更都有相伴的敞开。特别是在30到40年代的转折期，他的文学的方式、自我的感知、社会的感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我们读战争时期写的《长河》，它虽是《边城》的姊妹篇，笔法风格也多有延续，但是细读的话就会发现，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本小说，不管是深入探讨的问题还是寄托的思考和情绪，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从抗战爆发后沈从文的经历说起吧。抗战爆发后，中国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国家，人、物资，包括机关、学院从北方到南方，从沿海到内地迁徙，沈从文也同朋友从北向南最后到了昆明，1938年初，他曾回过一次湘西沅陵。

年轻时的沈从文

其实沈从文自20年代从湘西走出来后，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最重要的两次，一次是在1934年，他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之后便写了《湘行散记》和《边城》的结尾及题记。第二次是在1938年初，这次归乡对他的写作也产生了很内在的影响。

战时返乡的沈从文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随北大、清华的友人一路南下，由北平至武汉、长沙。1938年初，曾辗转回到湘西沅陵，在大哥沈云麓的新居“芸庐”中，住了三个月左右。期间，他多次接待经沅陵向后方转移的文教单位及友人，还在大哥的安排下，与陈渠珍等“同乡文武大老”会商于“芸庐”。由于对湘西的历史现实更为切近的了解，他也产生了“辟谬理惑”——向外界介绍真实湘西的愿望。在动身离开沅陵之前，在给张兆和的信中，他透露了“重写湘西”的计划：“我预备写一本大书，到昆明必可着手”。
在湘西住了一段时间后，沈从文对这个地方的历史和现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他想要向外界介绍关于此地的一些真实的信息。过去在他作品里的湘西，虽然很美很传奇很浪漫，但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当下的湘西。
以下是我概括的沈从文重写湘西的一些作品：

《湘西》（38年8月起连载、39年单行本）、《长河》（38年8月连载，45年单行本）
“十城记”：《长河》（吕家坪）、《小砦》（王村）、《云庐纪事》（沅陵）、“凤凰也要写一个”……
1945—1947年《雪晴》系列：《赤魇》《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计划六章）
1951年10月底，赴四川参加土改，1952年家信中反复提到续写《雪晴》、“十城记”

40年代中后期，沈从文写的小说系列《雪晴》，是我个人认为继《边城》之后他最好的作品，甚至超越了《边城》，所以强烈推荐大家读一下。
沈从文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写沅水两岸的故事，而沅陵位于此处一个咽喉要道的位置，从湘西到四川、贵州或者云南都要经过这里。《芸庐纪事》就是沈从文写抗战初期，沅陵这个地方的变化，也是战争初期湘西的一个状况。小说中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开头几个过境学生经过沅陵，来之前他们读了一本近乎导游手册的小书，来到沅陵也是人手一册边看边对照书中的描写，这本小书就是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当时这群学生很兴奋，觉得这个地方和沈从文写的一模一样，处处用猎奇的眼光看待，后来因为语言不通就和当地人起了冲突，这几个学生就用这本书去打当地人，而这个当地人就是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这不就是拿着转头打砖窑嘛。
《引子》：一般人过境湘西，对此地的印象：湘西是个苗区（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喜欢杀人”；路极坏、地极险，人极蛮；车过武陵，就是“桃花源”，且有人会赶尸，“若眼福好必有机会见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文化水准极低，土地极贫瘠，人民蛮悍而又十分愚蠢。（选自《湘西》）
大家可能不明白沈从文为什么写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具有高度湘西记忆，沈从文认为自己以前写的湘西虽然很好，但某种意义上已经阻碍了读者了解更真实的湘西，所以这个时候，他想重写湘西，告诉外界人湘西到底是什么样的。

文体的综合、杂糅

1939年沈从文曾经说过，小说既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的说明，都无不可以把它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中。（1939年8月《小说的作者与读者》）这是沈从文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的文体追求，他理想中的小说是既可以写人事，写社会历史的变动，也可以保持一种很强的抒情性，所以此时他的小说是综合的，在风景里写人事，用抒情解释现实。

沈从文与年轻时的黄永玉

大家如果读沈从文的小说会有一个感觉，它不太像小说，写得非常散。比如《长河》读起来就很艰难，因为里面涉及大量的聊天来呈现湘西社会的变化，后来黄永玉说《长河》是沈从文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一本知心的书。因为当地人才懂书中的人在聊什么，对于不了解沅江历史背景的外地人来说，可能会很难。

四十年代沈从文的两面性

我不惧怕事实，却需要逃避抽象，因为事实只是一团纠纷，而抽象却为排列得极有秩序得无可奈何苦闷。于是用这种“从深处认识”的情感来写战事，因之产生《长河》、产生《芸庐纪事》，两个作品到后终于被扣留无从出版，不是偶然事件。因为从当前普遍社会需求来说，对战事描写，是不必要如此向人性深处掘发的。（《水云》中的检讨）
40年代在昆明的沈从文是有点疯癫的，这个时期他写了《绿魇》、《烛虚》、《潜渊》、《长庚》，包括《看虹录》《摘星录》等非常有试验性质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写作和他个人生活的一些感情波澜有关，此时他既是一个追求抽象抒情的沈从文，也是一个写政治、写杂文的沈从文。这诗两个不同的沈从文都存在，他自己试图在小说中将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但这个意图并没有很好的实现，他在40年代的小说大部分没有完成，一定程度上，和这种内在的困境相关。
虽然在40年代，沈从文有很多败笔，没有实现自己的文学构想，但是我认为这恰恰是沈从文文学当中非常有可能性的阶段，你能看到一个像他这样高度敏感的多情作家，如何在保持自己写作中的抒情脉络的同时，努力克服自己的限度，去参与、去介入、去包容处理他支持的那个历史环境。

五十年代的沈从文

我们印象中的沈从文在1949年之后基本放弃文学，后来转向了文物研究，建国之前，他因受过很大的压力和批评，一度精神危机甚至还自杀过。所以，也有所谓“沈从文的后半生”的说法，这个说法里包含了一个知识分子受难史的线索，往往也会伴随某种历史的悲情。这样的叙事不能说错了，但是太简单了，简化了沈从文与新中国关系的复杂性。

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在家中翻阅画册（摄于1986年6月7日）
虽然有过精神危机时期，但是沈从文很快就从这段精神危机中调整过来了，和同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是比较积极地面对这个巨变的社会环境，包括他的文学创作，其实一直没有放下，一直到60年代，他都还在计划写小说，当时的相关单位还挺支持的，给他提供空间和相应的条件。最终沈从文没有写出小说，原因并非外在的干预，而是他自己的年龄以及创作上一直没解决的问题，他转向文物研究，应该说也是一个自动的选择。
1951年底到1952年初的这段时间，中共曾组织很多知识分子参与到新区土改工作，沈从文和朋友们非常积极地面对这件事情，他自己也觉得通过土改也许可以改善他过去的精神危机，让他走出来真正地面对这个时代。
沈从文当时去了四川内江，在川南呆了大概三个月，这个过程中他给家人写了大概十五万字的书信，他想要参照1934年回湘西的经历，最后通过整合书信整理出像《湘西书简》或《湘行散记》这样的作品。虽然四川之行不是专门的文学创作，但是沈从文的这些书信还是具有高度的文学性，他把自己的内心感受、思考以及对新社会的观察都写了进去。
由于对基层乡村有了更内在的了解后，沈从文也有了新的文学冲动，他觉得可以把40年代许多未完成的工作继续完成，比如《雪晴》，虽然写得很好，但是他觉得可以写得更好，他参照的对象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作家赵树理，他认为湘西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变化要远比赵树理写的山西故事更具戏剧性，更传奇。40年代的沈从文要求风景、故事和议论结合，此时他觉得没必要勉强自己，就学习赵树理讲故事行了。但是从沈从文后来的书信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讨论怎么写风景和人事，最终还是不能割舍，所以此时，他延续了40年代的努力，想在风景和人事抒情和历史之间建立一种综合。小说虽然没写出来，从书信中的一些片段中，也多少看出他努力的方向。
比如，他曾写到在土改的过程中一次批斗地主的大会：
今天，我们到一个山上糖房去，开一个五千人大会，…来开会的群众同时都还押了大群地主（约四百），用粗细绳子捆绑，有的只缚着颈子牵着走，有的全绑。押地主的武装农民，男女具备，多带刀刃……从各个山路上走来时，拉成一道极长的线，用大红旗引路，从油菜田蚕豆麦田间通过，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
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反而给人以一种异常沉静感。
在这一段里面，沈从文把自己理想中的综合的文学追求实现了，就是在一种沉静的自然背景中，写历史发生的巨变，写人的行动，“情形很离奇”，但感觉很庄严，文字中有一种自我对大历史的认同，也正因为有了自然的衬托，人的行为和斗争也显现出一种整体感和必然性。
读好沈从文，其实不仅是读他本人，也是读二十世纪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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