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故事

社区服务
高级搜索
猴岛论坛校园青春闻一多的故事
发帖 回复
正序阅读 最近浏览的帖子最近浏览的版块
1个回复

[转载美文]闻一多的故事

楼层直达
猴岛第一帥

ZxID:66776

等级: 一代君主
配偶: TiKo.
聪明反被逗比误       帅气总招丑人妒

举报 只看楼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0
  憧憬浪漫爱情,却接受了包办婚姻
  
  被称为“热情如火”的诗人闻一多,不但写了许多激昂的爱国诗,也写过不少充满柔情蜜意的爱情诗。例如在原名《爱的风波》后改名《风波》一诗中,诗人描写 “烧的这样狂”的爱情使人惊喜,又因怕把她失去而“放声大哭”;又如,在《幻中的邂逅》一诗中,把爱情描写成为“仿佛一簇白云,濛濛漠漠,拥`一只素氅朱冠的仙鹤”,“在月光里浸着”的“娉婷的模样”,把诗人扰得“辗转空床,通夜无睡”。在《贡臣》一诗中,诗人把爱情比喻为“我的王”,甘愿作她的“贡臣”,为她贡献一切。诗人“悄悄地等着你的爱潮膨胀”,但是,“老等,等不到你的潮头!”
  
  在散文中,闻一多对女性、对爱情的歌颂就更加直率和坦露。1921年5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中写道:“女性是诗人的理想,诗人眼里宇宙间最高洁最醇美的东西便是女性”,“若是没有女人,一大半的诗——大半最宝贵的诗,不会产生了”。他还说:“严格说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这些都说明青年闻一多对女人和爱情充满着浪漫的渴望和憧憬。
  
  但是,现实生活却强迫闻一多接受父母之命,和一个没有“恋爱的情感”的女子结婚!
  
  1921年底,一封封催他回家结婚的信从家乡湖北浠水县寄到清华园,使闻一多陷入极端的苦恼之中。
  
  原来,将近十年以前,即1912年,十四岁的闻一多考上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时,父母为他订了婚,对象名高孝贞,她1903年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和闻家还是远房姨表亲。闻一多考取清华后,高孝贞的父亲认为这孩子有出息,便主动提出要将女儿嫁给他。亲上加亲,又是门当户对,闻一多的父母欣然同意,便订下了娃娃亲。当时,闻一多埋头学习,并积极从事校内的各种文学艺术活动,对此事并无多大考虑。现在快毕业了,问题来了: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公费贸学美国五年!父母怕他出国留学,就拴不住了;即便回来了,也是二十七八岁了,太大了,而且要让高家的小姐在闺中等四五年,也不好交代。因此多次来信,催闻一多回去结婚。闻一多据理力争,无济于事,这对闻一多是个极大的打击。他在题为《十一年一月二日作》的诗中充分表现出这种痛苦的心情:“……你那被爱蜜饯了的肥心,人们讲,/本是为了滋养那些嬉笑的花儿的,如今却长满了愁苦底荆棘——/他的根已将你的心越捆越紧,越缠越密。/……生活对你偏是那样地凶残;/你看!又是一个新年——好可怕的新年!/张着牙戟齿巨的大嘴招呼你上前;/你退既不能,进又白白地往死嘴里钻!”诗人甚至想到了死:“那也对啊!——死!你要来就快来,/快来断送了这无边的痛苦!……”“十一年”指的是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这年1月2日,可能是他被迫回家结婚的日子。他以这一天为题写诗,大概是让自己牢牢记住这痛苦的一天吧!
  
  闻一多回故乡浠水结婚时,提出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洞房等条件,父母可能约略知道他心里的委屈,所以同意。结婚那一天,一早起来他又钻进书房看书,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闻一多的这种态度,也可以说是对父母包办婚姻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抵抗。
  
  蜜月期间,他对新娘了很冷淡,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最后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他对结婚的不满也并未因结婚而消减,从老家回清华以后,他于1922年5月7日写信给弟弟家驷,痛说自己的不幸:“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应该指出,闻一多虽然对婚姻极端不满,但仍然对妻子采取关心和负责的态度。蜜月过后,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闻一多于回校途经武昌时,专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她早日回来读书。信中说:“我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藐视此请也。……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我敢冒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闻一多一向很尊重父母,讲话很注意分寸、礼节,但这封信言辞相当激烈、尖锐,足见他对高孝贞读书问题十分重视。在他的恳求下,父母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举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为例,说明“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p#副标题#e#  “红豆相思”与“烛灭笔枯”(2)
  
  1922年12月21日起,闻一多在美国以五天的时间写成了包括四十二首诗的组诗《红豆》,其中充满着缠绵悱恻的对妻子的深情思念。如第九首:“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怎样看也看不出团圆二字。”又如第十二首:“我们有一天/想见接吻时,/若是我没小心,/掉出一滴苦泪,/渍痛了你的粉颊,/你可不要惊讶!/那里有多少年底/生了锈的热情的成分啊!”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指出:“我们弱者是鱼肉;/……供在礼教底龛前。”(第二十五首)“他们削破了我的皮肉,/冒着险将伊的枝儿,/强蛮地插在我的茎上。”(第三十首)
  
  但是,刚过一个月,1923年1月21日,闻一多在读了郭沫若的《未央》后,写信给好友梁实秋说:“不消说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愿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啊!我只好痛哭!……实秋!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现在的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
  
  这封信和以前写给弟弟家驷的信的情调一样,都是表达对家庭强迫婚姻的极端不满以及自己的悲哀。这怎样同就在上个月写的《红豆》组诗所表达的对妻子的刻骨相思,在同一个人身上协调起来呢?
  
  应该说,《红豆》组诗所表达的情感也是真挚的。也许是远居异域的孤寂引起的思念?也许是承认已婚的事实,理智战胜了感情?也许两者都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闻一多认识到自己和妻子都是被强迫的“嫁接”,都是被“供在礼教底龛前”的“鱼肉”,所以对妻子就产生更多的共鸣和同情,从而引起更多的思念。
  
  人本来就是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十分丰富、感情十分敏锐的闻一多更是如此,他身上存在的许许多多矛盾,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东方传统伦理观和现代爱情观的矛盾,他在这许多矛盾中,在自己灵魂的深处,苦苦地搏斗。
  
  闻一多来到美国这个被称为“自由恋爱的王国”以后,接触女性机会多了,是否浪漫起来了呢?他在上述致梁实秋的信中说:“到美国来还没有同一个中国女人直接讲过话,而且我真不敢同她们讲话。”至于美国姑娘们,他说:“我看见她们时,不过同看见一幅画一般。”
  
  没有浪漫过,但感情却起过一些波澜。闻一多到美国学的是美术。1924年9月,他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但这时他对戏剧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热衷于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戏剧活动。他同熊佛西、余上沅等一批新朋友排演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后来又曾专程赴波士顿协助梁实秋、谢冰心、顾毓琇等好友排演《琵琶记》。
  
  1924年10月,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的最后抄了一首他创作的英文诗,还在附言中写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诗中有这样几节(引自许芥昱的译文):
  
  欢悦的眼睛,激动的心;
  
  相遇已成过去,到了分手的时候,
  
  温婉的微笑将变成苦笑,
  
  不如在爱刚抽芽时就掐死苗头。
  
  命运是一把无规律的梭子,
  
  趁悲伤还未成章,改变还未晚,
  
  让我们永为素丝的经纬线,
  
  永远皎洁,不受俗爱的污染。
  
  分手吧,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
  
  任心灵忍受多大的饥渴和懊悔。
  
  你友情的微笑对我已属梦想的非分,
  
  更不敢祈求你展示一点爱的春晖。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谈到这首诗时说:“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什么邂逅,他为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所以这首诗里有那么多的凄怆。”
  
  1925年夏,闻一多提前两年回国,先后在国立艺专、国立政治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任教。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好友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去青岛大学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闻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中文系有位女讲师方令孺,教《昭明文选》,又好写诗,常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
  
  当时他们在青岛过得很潇洒。首先由杨振声提议,每周末聚饮,参加者有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七位男士。后闻一多提议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据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回忆,他们酒兴甚浓,“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划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
  
  1931年1月,上海《诗刊》发表了闻一多的长诗《奇迹》,徐志摩看了非常兴奋,说闻一多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写信给梁实秋说,此诗是他帮闻一多挤出来的。原来,自从1928年《死水》诗集出版之后,闻一多很久没有写诗,好像悄然从诗坛隐退。徐志摩很着急,常去信催。现在《奇迹》出来了,他便以为是自己的“神通之效”。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有人推测,这“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所谓“诗无达诂”。《奇迹》一诗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因而诗中的“奇迹”究竟指什么:是真理还是理想?是美还是爱?曾引起过种种的揣测和联想。这是一首四十八行的长诗,作者描述自己一直在“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轮回以后——”终于“奇迹”出现了!“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传来一甩衣裙的,那便是綷\縩,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这是否就是梁实秋所说的感情上的涟漪呢?读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闻一多和方令孺的来往,引起了一些流言,闻一多也觉察到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来青岛,流言不辟自灭。
  
#p#副标题#e#  安逸和战乱的考验(3)
  
  1925年闻一多回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后,1926年1月即把妻子和女儿立锳接来北平,从此开始过上了小家庭生活。高孝贞作为家庭主妇,虽然比较累,心情却舒畅多了。
  
  高孝贞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思想开明,不让女儿缠小脚,让她和男孩一块玩和读书,因此她习惯了自由,活泼开放。嫁到闻家后,受到大家的诸多礼教约束,不太适应。现在来到北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自己做主,心中自然高兴,对丈夫的照顾也热情主动,家务之余与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长女立锳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翱)。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但是,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五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闻一多的家庭,像千百万中国人的家庭一样,也被迫颠沛流离。
  
  这年6月,北平辅仁大学聘请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任教,他即回武昌接家眷来平,高孝贞携两个大儿子随家驷回湖北探望久别的母亲。闻一多则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7月7日卢沟桥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孝贞很着急,一封接一封地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走还是不走?要走,平汉路已不通,只能辗转走别的路线,兵慌马乱,路途艰难,令人害怕;如果不走,一旦北平沦于日寇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在举棋不定、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候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信发出后不久,闻一多便毅然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经津浦路匆匆回到武昌。
  
  此时,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临大)。闻一多接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后,决定推迟按规定应享受的一年休假到长沙任教。临时大学仅两个多月,战局急剧恶化,三校又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闻一多利用寒假从长沙返回浠水老家安排有关事宜。途经武昌时,老友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回到浠水说起这件事,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横下一条心,就是不答应。她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
  
  妻子气成这样,闻一多心中也很难过。途经武汉时,他匆匆写了封便函,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这可是对闻一多最严厉最残酷的惩罚。他本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如今战乱时期,不知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心里更是牵挂着急。他又是信,又是明信片,责备孝贞和孩子们不写信来:“何以此次狠心至此!”1938年2月15日,他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MeiWen.com.cn)。
  
  高孝贞本来是心疼丈夫的,以前只是怄气。现在丈夫来信,把道理讲清楚了,而且把话说到“当我已经死了”的程度,她心软了,马上写信,自己写,也让孩子们写,寄到昆明。闻一多和联大师生二百多人,1938年2月20日离开长沙,经湘、黔、滇三省,行程三千三百四十二里,其中步行二千六百多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当天闻一多就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欢喜得不得了,马上回信报告步行的经过,还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有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写这些,为的是让妻子放心。
  
  因校舍不够,西南联大法学院暂驻滇南蒙自。5月4日,闻一多到蒙自,又接到妻子的四封信。5月5日立即回信,说:“到此,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至此,夫妻关系中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结束,和好如初。虽然一在滇南蒙自,一在鄂东浠水,远隔万水千山,但两颗心贴得更紧了。
  
  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继续西犯,进攻武汉,气势汹汹。浠水在武汉之东二百多里,是进攻武汉必经之路。孝贞和孩子们怎么办?闻一多非常着急。逃还是不逃?不逃,日军野蛮残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逃,怎样走?千山万水,艰难险阻,带着五个孩子的孝贞身体孱弱,又怎能担此重担?忧心如焚的闻一多,一封一封信去询问和商量。逃难的多条路线、多种方案都考虑过了,不是有困难,就是有危险。可怜的闻一多万般无奈,只有寄希望于苍天了。在6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说: “我一生未做亏心事,并且说起来还算的一个厚道人,天会保佑你们!”
  
  真好像天保佑似的,机会终于来了。联大外语系聘请闻家驷前往昆明任教,这样孝贞和孩子们就可和叔叔一家一路同行了。他们途经武汉,7月中旬到达长沙,下旬坐汽车前往贵阳。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侍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这封信是闻一多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情真意切,不是情书,胜似情书,字里行间渗透着闻一多对妻子的一颗赤诚的心。
  
  同年8月,闻一多到贵阳接家属,顺便在贵州中学教师暑期训练班讲学。9月初全家一同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也从蒙自搬回来了,闻一多开了《尔雅》、《楚辞》等课程。
  
#p#副标题#e#  艰难岁月,相濡以沫(4)
  
  主要是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孝贞,带着了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不断飞涨。
  
  据经济学家杨西孟统计,1937年教授的月薪如为三百五十元,到1943年,月薪加各种津贴合计,只相当于1937年的八元多。因此,联大教授当时都贫病交迫,破衣蔽体,食难饱腹。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儿,豆腐被称为白肉,偶尔吃上一点,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孝贞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孝贞又心疼又着急,流着眼泪让大儿子连夜从郊外赶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孝贞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孝贞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席话像一股暖流,闻一多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此后,茶虽没有戒,但降低了档次;烟则不仅降低档次,而且改变了品种和形式。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纸烟,为了节省开支,曾试抽用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但都因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咳嗽。高孝贞看着心疼,便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中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p#副标题#e#  既是恩爱夫妻,又是亲密同志(5)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闻一多的名言。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有许多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的战友、同志,大家都尊敬他,爱戴他,他也从同志们身上得到温暖和爱。他把这种同志爱看得比对妻子、家庭的爱更崇高,他曾经对自己的学生康砚说: “对我的家庭,我很满意,你是知道的。”他指着跟前的小女儿继续说:“我爱他们,但这种爱不能使我满足;我要求的是另一种爱,如今我找到了它,那就是同志爱。啊!同志爱是人间最崇高、最真挚、最深刻的爱,用什么语言能表达出它的真实的内容呢?”他想了一想之后,用英文重复了一句“崇高的爱”!随后又感慨地说:“这样的说法也只能近似而已。”他还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整日在苦闷彷徨中,找不到适当出路,读《离骚》,唱《满江红》,也解决不了我的具体问题。在今天……”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你看到我这两年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组织的力量支持着我,生活在组织中,有一种同志爱……”
  
  在闻一多的熏陶、感染之下,高孝贞也从一个他生活上的至亲伴侣,逐渐成为他的同志,他的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爪牙李宗黄。12月1日,李和关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方石料,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孝贞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闻一多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因而,闻家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请他去讲演或写文章,有的向他请教,有的来和他商量斗争的部署。对所有这些客人,高孝贞都热情接待,特别是对青年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有几位从沦陷区逃难来昆明求学的女同学(如康砚),一时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就把闻家当成自己的家。有的人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如赵氵风),有的人一时无家可归(如庄任秋、彭兰、张世英),也都住进闻家。虽然住房狭窄,生活困难,但高孝贞总是十分亲切、热情地接待他们,使他们非常感动,这对闻一多进一步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极有帮助。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孝贞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17日,三万多昆明学生为潘琰等四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出殡仪式。不久,西南联大也宣布于5月4日结束,三校师生分批北上复校。反动派以为民主力量削弱了,可以放手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屠杀镇压了。从5、6月份起他们到处张贴大字报和标语,攻击爱国民主人士,还篡改他们的名字,什么“闻一多夫”、 “吴晗诺夫”、“罗隆斯基”等等,诬蔑他们是拿苏联津贴的特务,给他们寄来带子弹头的恐吓信,并在他们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四十万元买闻一多的头……总之,气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做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孝贞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就在这最恐怖最紧张的时刻,闻一多对暂住闻家的学生彭兰、张世英夫妇说:“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子女,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他夸赞另一位学生季镇淮不弃糟糠之妻,说:“只有对感情忠实的人,才能尝到感情的滋味,他未来的家庭一定比较幸福。”说这话时是1946年7月5日,即他殉难的前十天。虽然是说他学生的,但显然也是自己对婚姻和爱情的亲身体会(MeiWen.com.cn)。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北上师生的车队离开昆明。当天晚上,反动派就迫不及待地暗杀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的战友李公朴。有人深夜将噩耗告诉闻一多,他焦急万分,不顾自己正在发高烧,便要起身去医院。高孝贞担心天黑有危险,极力劝阻。他一夜未眠,晨五时赶到医院时,李公朴已身亡。闻一多抚尸痛苦,一面大声说:“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这仇一定要报的!”
  
  这时从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孝贞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李夫人张曼筠泣不成声,特务们大声叫嚣,吹口哨捣乱。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的 “最后的讲演”,痛斥特务罪行,并表明自己“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回来”的决心,和“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信心。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孝贞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的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间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孝贞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白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闻一多的侄子闻黎智当时担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和妻子魏克就以这里为基地,开展革命工作,高孝贞多方掩护和配合,这里还成为蒋管区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的一个中转站,掌握这个关系的是吴晗。吴晗常介绍青年住在这里,一批又一批的,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孝贞对他们都像家人一样,热茶热饭,问寒问暖,直到护送人来接走。
  
  1948年3月,高孝贞(改名高真)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八十一岁,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
本帖de评分: 1 条评分 DB +15
DB+15 2018-11-19

 ๓活动奖励๓校园青春&动漫剧场欢迎您[s:368]

花开那年丶

ZxID:20774595

等级: 版主
๓ 校园青春欢迎你๓

举报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8-11-19 0
看过最后的讲演
« 返回列表
发帖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