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有个性的人,比如章太炎、黄侃、刘文典、鲁迅等等,但要说最“怪”的一个,恐怕还要数辜鸿铭。喜欢他的人称他为“怪杰”,不喜欢他的人则叫他“怪物”。
![喜欢他的称“怪杰”,不喜欢他的叫“怪物”,他是外国人最崇拜的民国大师](https://px.lanyin.net/image/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90522/47907a61a67241a1a876c6940962336d.jpeg?imgsec=GExPpXNQ69HrajCR1HV_dA&imgexp=172584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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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葡萄牙人,义父是英国人,家里的仆人有马来西亚人,也有菲律宾人,所以辜鸿铭从小就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杂中熏陶,对各种文化都有着极强的领悟能力。
在十岁那年,义父布朗先生要返回英国,就想将他也一起带去,接受西方现代教育。临行前,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把他带到祖宗牌位前,让他跪下,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后,辜鸿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九门外语,先后获得了十三个博士学位,震惊了整个西方学术界。
在欧洲游学完成后,辜鸿铭路过新加坡时,偶遇语言大师马建忠,马建忠向他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辜鸿铭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从此决定返回中国大陆,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因为精通东西方两种文化,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辜鸿铭迅速成为世界文化界的大红人。
1909年,辜鸿铭的《中国的牛津运动》英文版在欧洲出版,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大学都把这本书列为必读书。1915年,《中国人的精神》在欧洲出版,书中不光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深刻地剖析了西方人的劣根性,因此在西方极为轰动。当时,在西方文化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泰戈尔,另一个就是辜鸿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艾恺也说:“
在那个时代,辜鸿铭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不光在学术界广受推崇,在大文豪们眼里,辜鸿铭也是神一般的存在。比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曾写信向他请教问题;还有英国大作家毛姆,也称他为“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访问时,还专程去向他请教,但辜鸿铭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不要再声称代表东方文化了,回去乖乖地写你的诗吧。
当时,辜鸿铭住在北京椿树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每天都有国际名流来拜访他。那时候电灯已经传入中国,但辜鸿铭从来不用,而是点个小煤油灯,加上家里又采光不好,昏昏暗暗的。一些国际名流就建议他拉上电灯,但辜鸿铭说:“
我们中国人讲究明心见性,心明,灯自明,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只讲究表面功夫。你们既然来到中国,就应该学学中国人的哲学。”国际名流们虽然听不大懂,但没人敢反对,只能乖乖地听着。
民国著名外交家王宠惠在游历西方各国后,感慨地说:“
(辜鸿铭)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
虽然辜鸿铭在西方备受推崇,但因当时中国饱受西方欺辱,让辜鸿铭内心极为沉痛,便对西方人冷嘲热讽。
有一次,英国大作家毛姆来到中国,写了一封信让人送给辜鸿铭,想请他来探讨问题。但信送出去好几天都没见辜鸿铭来,毛姆只得自己打听着去找辜鸿铭的住处。到了家里,辜鸿铭给他翻了个白眼,说:“你们西方人认为我们中国人都是下等人,一封信就得乖乖地去见你们,告诉你,你想错了,要想见我必须到我家里来。”毛姆连忙道歉,说自己不认识路,解释了半天才把辜鸿铭的气消了。
日本的伊藤博文访问中国时,见到了辜鸿铭,就调侃他说:“你精通西方文化,自然知道当今世界大势,怎么还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呢?你觉得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今天还适用吗?”
辜鸿铭说:“
孔子的教育思想,就像数学上的加减乘除,在两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到了今天仍然是三三得九,绝不会变成三三得八。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还在这里妄谈世界大势!”伊藤博文无言以对。
辜鸿铭曾把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跟中国人做过一个经典的对比,认为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三种优秀的精神特质。在他看来,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兼具“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极为痴迷,辜鸿铭的一些行为甚至有些偏激,比如他那条终生不剪的大辫子。
在当时,经过辛亥革命的熏陶,大多数人都剪掉了辫子,尤其在大学里,更是无人不剪,但唯一一个例外就是辜鸿铭,以至于在北大,甚至全中国的大学里,只要一提起辫子,大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辜鸿铭。
但辜鸿铭丝毫不以为意,还振振有词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不光是辫子,辜鸿铭对传统的三妻四妾也是极力维护。有一次,他跟一位美国人谈起纳妾,说:“‘妾’这个字,就是立女,站在旁边供男人累了做靠手的。”
美国人向来主张男女平等,自然不会同意他这番怪论,就反驳说:“照你这么说,女人累了也可以让男人当靠手,也可以一妻多夫了。”
辜鸿铭慢悠悠地喝了口茶,说:“你看这套茶具,都是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世上哪有一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说得美国人哭笑不得。
后来,这个“茶壶与茶杯”的段子迅速流传开来,成为一大笑料。徐志摩跟陆小曼结婚时,陆小曼还特地跟徐志摩说:“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给四个茶杯倒水,但牙刷只能一个人用,我以后只用你这一根牙刷,你也不能再给别的茶杯倒水。”在场的众人哄堂大笑,以为妙绝。
不过,辜鸿铭主张三妻四妾,看似对老婆不尊重,但实际上却很怕老婆。当时北京有很多乞丐,辜鸿铭经常会给他们一点钱,后来被老婆知道了,痛骂了他一顿,辜鸿铭吓得再也不敢了。在跟学生们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无奈地说:“老婆都不怕,还有王法吗?”
也许是被老婆压迫太久了,辜鸿铭对青楼妓女很是赞赏,有一次一个外国学者问他,去哪里才能学到真正的中国文化。辜鸿铭神秘地说,可以去八大胡同逛逛,在那里你可以见到中国传统女性身上那种端庄、羞怯、优雅。结果那个外国学者去了之后,果然乐不思蜀,后来还成了研究中国女性的专家。
对于这个论调,大作家林语堂也深表赞同:“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