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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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杨度，他是极具争议的风云人物。
他虽只活了58岁，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真实轨迹。作家唐浩明为之写了一部三卷本历史同名小说《杨度》，很值得一读。
杨度之所以了不起，在于其一生的追求和坚定的选择。
杨度出身农家，祖父杨礼堂和大伯杨瑞生做过湘军大佬李续宾的战将，因军功做了师级干部。而其生父杨懿生在家务农，兼做吹鼓手，在杨度十岁时病逝。
杨度被过继给伯父，随往归德镇总兵府读书，诗书画印样样精通，17岁考秀才，18岁中举人，参加过两次恩科会试，却均落第。
虽名落孙山，但他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书。这个游戏，出名的是康梁，附和之人拿来说事，不能名垂青史。然而，杨度在此钓鱼，钓到了一只大猿——袁世凯，为一场惊天动地的后戏埋下了伏笔。
杨度开始走运，归来不久，王闿运亲登杨家，招杨度为弟子。
王闿运，湘学巨儒，闻名天下！最出名的莫过于，曾国藩帅湘军攻陷天京，王闿运隆重出场，向曾大帅兜售帝王术，差点成功。
做不了帝王师，王闿运曲线培育帝王师。在他门下，有著名的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
杨度深受王师看重，王师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皙子（杨度）为“杨贤子”。王师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不仅如此，王师还将杨家妹妹杨庄收作四儿媳。
王闿运可谓下足了本钱，得意弟子兼儿媳兄长杨度不负师望，后来终于成为了帝王师，还带动了鸡犬升天。袁世凯当大总统后，任命王闿运为国史馆长，容许他带陪睡保姆周妈上座。袁世凯称帝后，颁令：“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耆硕”仅二人，首席为王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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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读书，涉学甚广。他在梁启超、谭嗣同举办的长沙时务学堂读新学，与后来捍卫共和、反对帝制的蔡锷大将军同窗。
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自费留学日本，同黄兴同学于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和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
1903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受一等一名梁士诒与“梁头康尾”同姓被慈禧出名牵连，且是“湖南师范生”，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被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
杨度避居家乡成婚，再赴东京求学，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作《湖南少年歌》，写出著名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此歌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激励当时，影响至今。
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蔡锷在留日期间“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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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他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杨度回国，成立湖南宪政公会，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
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袁世凯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清廷立宪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
清廷搞宪政法治没搞成，但杨度和袁世凯搞到了一起。
1914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
杨度更加不安分了，他要帮袁世凯改总统为皇帝。
1915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袁世凯大为赞许，称之“真是一个旷世逸才”。
既要玩帝制，杨度甘当首席吹鼓手，还组建吹鼓队。他先后找到约法会议议长孙毓筠、国民党元老胡瑛、京师大学堂监督严复、国学大家刘师培和南方革命悍将李燮和，组织筹安会，杨任理事长，公开为袁世凯鼓吹帝制。
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做了83天的梦皇帝。但亦是开历史倒车，引发全国公愤，革命胜地湖南骂杨度为汉奸。前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1916年6月，袁世凯逝世，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各地报刊上刊登了不少怒斥和讽刺他的挽联，其中一联既俏皮幽默，又语带双关：“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中的要角，便是杨皙子杨度。
而杨度也写下挽联：“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第一名。
王闿运也在日记中发表看法：“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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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策动袁世凯称帝，但也有自己的原则。
1917年，张勋借府院之争，发动兵变，和康有为搞宣统复辟，邀请杨度入京参加。杨度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他修禅归隐，做佛门居士，坚持思考，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1922年，陈炯明兵变，杨度受邀作为孙中山特使，通过同门夏寿田游说直系军阀老大曹锟，令止吴佩孚驰援陈炯明，帮助孙中山渡过危机。
孙中山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当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此后杨度在山东军阀张宗昌处策应过北伐。
早在日本期间，杨度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章太炎在《与黄克强交恶始末》中写道：“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杨度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
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后来，中国国民党组建，黄兴邀请加入，杨度谢绝。胡瑛等又力邀，杨度提出要其放弃政党组阁，方可考虑。他坚持君主立宪。
杨度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然岁不与人未完成。
孙中山死后，杜月笙这个名震上海滩的青帮老大，十分依重杨度，知他鸦片瘾奇大，特嘱人预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好让其忙中过瘾。
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杨度应邀撰写《杜氏家祠记》和《杜氏家祠落成颂》，勒石立碑。
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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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杨度》中，唐浩明在开卷语中揭秘一件事：
1931年9月下旬，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杨宅家主过世。当日《申报》报道：帝制余孽潦倒沪上，风流荡子魂归佛国。丧家更加伤心，此时，一叫伍豪的年轻人登门吊丧，杨宅遗孀抓住伍豪的手说：“你是他生前最信赖的人，你要替他说句公道话呀。”伍豪对灵堂遗照，坚定地说：“皙子先生，你放心地去吧，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
这个伍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而“皙子先生”即为杨度。
杨度曾为援救新闻记者林白水，向张宗昌求情，但张当面答应而背后使坏。杨度与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杨度》对此场景，给了很长一段笔墨。
1927年，张作霖捕获李大钊、成舍我，杨度在北京设法营救，未果。杨度离京寓沪，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
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周恩来离沪后，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
1975年冬，周恩来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指示重新修订《辞海》时要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做客观公正的评价。他特别提到杨度：“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