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时蜀汉第二位统治者、刘备的儿子刘禅，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史学界，历来有一个主流意见，那就是刘禅不能保汉室基业，终至拱手降魏，是扶不起来的庸才。其实，把刘禅简单地看成是庸主，是不符合事实的。
首先，诸葛亮就不这么看，他不但没有对刘禅成为刘备的继承人有过丝毫犹疑，反而多次给予其正面评价。
《三国志》装注中引刘备给刘禅的遗诏，其中谈到诸葛亮对刘禅的看法，说他“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看来诸葛亮很赞赏刘禅的才智、气量和积极学习的态度。诸葛亮的这种赞赏又企于“所望”而言，也就是把刘禅作为将要继位的太子去要求的，“过于所望”，则诸葛亮当时认为他作为接班人是胜任的。
刘禅即位后，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新君虽然年方十八，但是“天资仁敏、爱德下士”，把他看作是才德兼备而值得辅佐的“明主”。
再看看刘禅即位前后的表现，可以断定诸葛亮的称赞全无半点谀词。刘备在教育子女方面是非常严格的，他深知刘禅年轻，权略智谋不足，因此勉励他博览群书，特别是《六韬》等书。诸葛亮为了帮助他成长，亲自抄写《申》、《韩子》、《管子》、《六韬》等书，要刘禅阅览。刘禅是认真读了这些书的。尹默是精通《左传》的学者，刘禅曾以他为师攻读《左传》。
同时，刘禅还努力学习其它本领，如他知道当时还是“必争于气力”的时代，就努力学习射箭等。据《寰宇记》记载：成都县北十五里有座斛石山，刘禅曾在那里学射箭。可见，刘禅在即位之初也曾有志于干一番事业的。
刘禅在位共41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先后有褚葛亮、蒋琬、费祎等辅政，从223——251年共约30年，后期则是刘禅自己执政的时期。
前期蜀汉的政治、经济基本上是稳定的。即位之初，刘禅即对诸葛亮委以重任，放手让诸葛亮总揽蜀汉军政大权达十余年。蜀国的经济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为南征北伐打下了物质基础。
在用人问题上，刘禅也能采纳有益的建议，重用有才德之士。公元227年，诸离亮在北伐前上《出师表》，要刘禅“亲贤臣，远小人”，并向他推荐了一批才德兼备的官员，如蒋琬、费祎、董允、向宠等。诸葛亮在世时，刘禅亲近和重用的就是这批官员。
诸葛亮病逝后刘禅又按诸葛亮临终时一的建议，把朝政大权交给蒋碗、费祎。蒋、费执政继续施行诸葛亮治蜀的政策、措施，维持了蜀汉社会的安定，经济也有较稳定的发展，史称当时“边境无虞，邦家和一”。
综上可见，刘禅统治的前期，蜀汉政治情况是比较好的，其主要功劳固然不能归于刘禅，而应归于诸葛亮及其身后的积极影响，但刘禅在其中也并非毫无有益的作用。
汉末魏晋君相矛盾常常趋于激化，如曹氏之代汉和司马氏之代魏，其间常有大的内乱。刘禅统治的前期实权均在相而不在君，刘禅对诸葛亮等人的执政并未进行干扰，没有使围绕权力的矛盾恶性发展，也是有益于蜀汉政治安定的。
但是，刘禅并不能自始至终地“亲贤臣，远小人”。在他统治的后期他直接执政的十多年里，就忠奸不分，重用宦官黄皓等人，造成朝政混乱，致使姜维自危，长期屯兵在外，连年伐魏，过度耗费国力，终于亡国降魏。这一阶段的刘禅确实误国害民。
基于这些事实，历史上早就有人对刘禅作出过比较恰当的评价。晋代史学家陈寿认为刘禅是缺乏坚定性、易受环境而改变认识，能跟好人、学好人一类的君王。
《陈情表》的作者李密也认为，当刘禅任人得当之时，也可以成为像齐桓公一样具有识才、用人和雍容大度的美风的明君。李密是蜀国人，他把刘禅比作齐桓公，就没有简单地认为刘禅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刘禅统治的后期宦官专权，终至亡国，刘禅自己是有推卸不掉的责任的，也就是他在即位近30年里，仍然没能真正掌握治国的本领，一旦被动听的谗言和阿谀逢迎的小人所包围，就不能明辨是非而陷入泥潭。
另外，刘禅也曾有志于干一番事业，然而在他统治的前30年里，却从没有真正掌握到治国的实权，未能够得到应有的锻炼。于是费祎死后，刘禅自己执掌大权时，犯下了招致亡国之祸的大错误。
总之，历史上的刘禅并不是扶不起的庸主，至少诸葛亮、陈寿、李密等三位史上有名的聪明人持反对意见。
至于说刘禅“乐不思蜀”的表现，也未必不是刘禅的故意装傻。试想，刘禅如果思念故国，岂不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吗？在这一点上，刘禅颇有些他爹刘备的气质，或者说学到了他爹的本领。刘备就很善于掩饰自己的真正面目，当年刘备寄寓于曹操麾下，曾故意用热心种菜去掩饰自己的大志。刘禅的“嘻笑自若”，故意装疯卖傻，正是他保护自己的好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