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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郭松龄何许人也?他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一位重要将领,是东北军中的革新派人物,以善于练兵打仗著称。1925年11月23日,他突然通电倒戈,一个月后又兵败身死。这事件对当时北方的政局和奉系的实力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郭松龄为什么要倒戈?又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了呢 ?这中间颇具传奇色彩,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郭松龄在奉系
郭松龄,字茂宸,奉天沈阳人,出身贫寒,从小勤奋好学。1905年,23岁的郭松龄考入了奉天陆军速成学堂,选择从戎这一奋斗途径。当时,腐朽的清朝像久病之躯奄奄一息。同许多激进的青年一样,郭松龄也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漩涡,曾追随孙中山,因此被清廷投入大牢。辛亥革命以后,他获得了自由。不久,考入北京陆军大学,以后又投奔了奉军,参与了奉军的军事改革。他从一个奉天讲武堂普通军事教官,迅速上升为一位要“清君侧”的显赫将军,又传奇式的在政治舞台上消失。郭松龄与老张和小张的关系
郭松龄初投奉军,“东北王"张作霖着实没有注意这个雄心勃勃的青年。然而在沈阳讲武堂,他与张作霖的公子张学良逐渐相熟。张公子从小就不喜欢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圣贤书,偏偏喜欢习武。他没有受高深的教育,但却接触到一些西方民主主义学说。张学良聪明机敏,比其父开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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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天讲武堂,郭松龄是他的教官,两人很快成了莫逆之交。张学良相当崇拜这个“科班"出身的教官,并在父亲面前极力推荐,郭松龄由此得以步步高升,从少校参谋到第三军副军长,拥有奉军最为精锐的部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随着地位的迅速提高,他也同时被卷入派系矛盾的漩涡。究其原因,有出身、门阀的分野;有性格、主张的碰撞等等。奉系内部的“土”“洋"之争埋祸端
奉系原为绿林草莽起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不断增添了新的成分,于是就有了新旧两派的矛盾。旧派是一批跟随张作霖出生入死的绿林兄弟,大都没什么文化,凶狠、奸诈;新派是一些“科班”出身的军人,精明强干,受过近代军事知识的熏陶,自视甚高。双方在张作霖面前争功邀宠,互相排斥。而在新派之中还有“土”、“洋"之分。洋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首,是一些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土派由郭松龄、李景林为核心,是一些毕业于陆军大学等中国军事学校的学生。杨宇霆为人精明、圆猾,周旋于大帅左右,为大帅所倚重,人称“小诸葛”,身居幕府总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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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战功卓著,实力雄厚,不免有些狂傲。他既不耻于杨宇霆的投机取巧,又不满于张作霖的老迈昏庸,独与张学良关系极好。两派的矛盾,以杨宇霆、姜登选同郭松龄的矛盾为焦点,到第二次直奉战后评功论赏时,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郭松龄在一面坡、佳木斯剿匪中初建功勋,两次直奉战争亲自督战,在榆关、姜女庙炮战中,被弹片击伤背部,医官要扶他下去,他一把推开,仍然指挥自若。为张作霖取威定霸,功劳在杨宇霆、姜登选之上,而张作霖在按功行赏时,对杨、姜都给了地盘,唯独郭松龄一无所得。郭松龄自然看清了他自已在奉军中的地位,因而意气消沉,加深了对张作霖的不满,萌发了倒戈的念头。日本之行让郭松龄找到了反张理由
1925年10月, 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和奉军均派人赴日本观操。国民军的代表为韩复榘、程希贤等,奉军的首席代表为郭松龄,他们在东京同住帝国旅馆之内。一天,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位官员拜访郭松龄,他问郭松龄:“你这次到日本观操,是否还负有代表张作霖将军签订密约的任务?”郭松龄说:“只是来观操,没有别的任务,更不知道签约的事。”于是来访者快快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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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有些莫名其妙,一打听才知道,张作霖打算承认卖国者都不敢承认的二十一条, 以换取日本供给大量军火, 用来进攻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这个密约在沈阳已经同日本人商洽成熟,最近张作霖又打电报通知日本当局,说签字代表已经动身,不日可到东京。恰巧郭松龄先到一步,日方误以为郭是签字代表,故来拜访。实际上这个代表是于冲汉,当时已到东京。
郭松龄了解了这件事,心里很不平静。深夜,他敲响了国民军代表韩复榘的房门,将这事告诉了他,并且义愤填膺地说:“连年军阀混战,争城掠地,杀人盈野,国家元气断丧殆尽,老百姓无法生活,强邻虎视眈眈,正在伺机而动。张作霖为了个人的权利,不顾一切出卖国家这种割肉饲虎、引狼入室的作法,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我是一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今天的谈话请守秘密,别对旁人说。”韩复渠诚恳地答应了,在回国后把这番话告诉了冯玉祥。冯玉祥正愁着怎么来对付咄咄逼人的奉军,听了韩的报告,大喜过望,当即表示:此事最好请郭先生亲笔拟个书面的东西,派亲信来从长计议。这样郭冯联合对张已成定局,以后又拉了李景林组成“三角同盟”,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行动。回国反老张不反小张
郭松龄从日本一回国,便住进了天津意大利医院,假称生病,并且避免与张学良见面。11月,趁张学良回沈阳之际,将军团部由天津撤至滦州,开始私下草拟倒戈通电电文。他是个武人,却又不同于毫无政治意识的军汉,他在电文中提出一系列改革东北政治的主张,以期取得舆论的同情。鉴于同张学良的特殊友谊,他提出了“反父不反子”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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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奸巨猾的张作霖,事先对这一切不是毫无觉察,他屡召郭松齡回奉天,想就近控制。郭松龄知道这一点,故一再回绝,并急忙于11月23日,在河北滦州召集部下开会,他的妻子韩淑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郭松龄语调沉重地说:“诸位,我就要同大家永别了,因念及我们相处时间不算短了,不忍不辞而别,故而召开此会话别。”说着拔出手木仓,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就要抠动扳机,部下大为惊慌,赶忙夺下郭的手木仓,要他说出事情的原委。于是郭松龄声泪俱下,列数了张作霖弃民而不顾,屡屡挑起战祸的罪行,诉说了自已力主和平所受的挟制,眼下就要调回奉天同罪,自料此去必不得好结果,不如自杀一了百了。部下七嘴八舌地劝慰他,并纷纷表示:现在还不是军长死的时候,我们一切听从军长安排。郭松龄见此情形拿出了事先准备的花名册,说出了班师回奉,反张倒戈的打算。韩淑秀也在一旁极力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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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 会场气氛有些凝重。一般官兵对于高级官员们之间的矛盾,早有所闻,有的还积极参与了内部的纷争。但真正要倒戈反叛,对这些封建忠孝观念很重的人,还不是一下子都能接受的。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过了一会儿,先是郭松龄的几位亲信打破了沉寂,率先签名,随后其余的人也都画了押。当然免不了还有20几位铁杆保张派被缴了木仓。倒戈行动箭在弦上。
从当时郭、 张双方所拥有的兵力看,郭军显然是占着优势的。郭部主力先发制人,一路扑向山海关,直指沈阳,沿途已将张作相、汲金纯、穆春等师奉军,打得溃不成军,而张作霖的另一些绿林伙伴汤玉麟、吴俊升等都远在热河、黑龙江、中东路,来不及调防。这时,沈阳实乃一座空城!张作霖几乎精神错乱。他整天躺在小炕上抽大烟,抽一会儿,又起来走一会,口口声声骂小六子(张学良乳名),怪他纵容了郭松龄,骂一阵又回到炕上抽烟,坐卧不宁,食不甘味,寝不安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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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情形大有郭松龄稳操胜券之势,然而历史的进程往往会出乎常人的意料之外。郭松龄过分自信了。他在进军途中大脱大睡,全然没有意识到他的对手是在东北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军阀。出关后郭松龄又整军封官,进军速度减慢了,而且没有重视分化对方。于是,张作霖赢得了喘息的时间,调集远方军队,在巨流河流域筑起一条坚固的防线。加上此时李景林军的脱离,无疑斩断了郭军的臂膀,郭军实属孤军深入。此乃兵家大忌。偏偏郭松龄又拒绝接受部下避开日本军队,迂回攻入沈阳的建议。此时,倒戈失败已是时间问题了。
这场倒戈纯属军事行动,并不能推翻奉系这样一股政治军事势力。再则,郭松龄声称“反父不反子”,所有通电都同时署上张学良的名字,而张作霖用飞机在战场上空投撒传单,要求随郭倒戈的官兵重新归附,那上面也签署着张学良的名字。这就使下级官兵如坠云雾之中,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这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吗?这场倒戈一开始就有的隐患,在巨流河决战时更充分暴露出来了。于是外有重兵围困,内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官兵,在巨流河防线一个月的军事战绩,很快就前功尽弃了。由胜转败惨遭就地处决
12月23日,战斗在激烈进行时,郭松龄的原炮兵第一旅旅长邹桂华密令所部撒出战线,且将后方所储藏的子弹,一概密封不发。郭松龄在前方督哉,眼见部下不肯作战,后方供给不来,知道大势已去,只得带着妻子,换上了便装,乘着一辆民间的大车,朝营口方向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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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车轮子怎能赛过吴俊升训练有素的骑兵呢?郭松龄让大车跑了一阵,又拖着妻子躲入一户农家的白菜窖中,匆忙中丢落了一张足以暴露他行动踪迹的纸片。大规模的搜索几乎因一无所获而告终,却在最后一刻发现了这张纸片。追捕者们判断郭松龄就在附近,于是搜索圈越缩越小,终于发现了这个地窖,夫妇俩双双落入敌手。张学良听到这个消息曾电令高金山(上将军公署卫队团长),押解郭松龄夫妇时要经过团部。但电报未及发出即接高金山电话,郭松龄夫妇已在新民老达房就地处决。张学良闻讯失声痛哭。结语:
郭松龄的这次倒戈,对奉系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自此奉军元气大伤;而对当时同情革命的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是一个有力的支持。郭松龄在当时称得上是一位爱国和进步的将领。他可算是轰轰烈烈地完成了自已悲剧式的一生,自然对整个历史长卷来说,他只是历史镜头的反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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