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因为观念上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带给他的是说不尽的无奈！
无奈之一：与以司马光为首的政敌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的论争。
《宋史》记载，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朝廷上，曾就如何理财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司马光认为，所谓擅长理财的人不过就是按照人头敛取天下的钱财罢了。王安石辩驳说，不是这样的，擅长理财的人不增加税收也可以使国库富足。司马光说，这怎么可能呢？世间的财物，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想尽办法搜刮百姓，比增加赋税的危害还要严重。
实际上，世上的财富并不是一个不变的总数。政府和百姓也不是零和的关系，很多财富既不在官府手里，也不在百姓手中，只要政策合理、得当，就可以创造出新的财富。因此，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司马光根本理解不了，两人的眼界、视野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司马光后来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要求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予以回复。两人终因政见不同，最后完全绝裂，司马光退出政坛，隐居洛阳专心编纂了《资治通鉴》，成为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座史学巨著。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王安石的变法催生了《资治通鉴》的撰写。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
无奈之二：支持他的神宗英年早逝，变法事业功亏一篑。
元丰八年（1085）年仅38岁的神宗皇帝驾崩，不到9岁的哲宗登基，改元元祐，由她的奶奶即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重新启用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
司马光一上台，在七个月内就将新法全部废弃，史称“元祐更化”。第二年即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即南京，于郁闷之中去世，享年66岁。不及半年司马光也去世了。
据说当“募役法”被废止的消息传到卧床不起的王安石耳边时，他无奈地叹息道：“啊，连这个法都废了！”募役法是诸多新法中，王安石最为看重者之一。
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我们还是忍不住想说，如果神宗能够再多活几年，别在38岁的英年早逝，那么新法就能够继续得到执行，积贫积弱的宋朝将会重建财政基础，提前完成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后来的中国历史一定将会重写。但是，历史没有给我们这种机会。

王安石与宋神宗
无奈之三：禅精竭虑挽救宋朝，最后却被扣上了亡国元凶的帽子。
新法被废8年之后，即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政策又来了一次大翻转，不仅重新启用改革派，还将保守派称为“元祐党人”，不予重用，并立碑刻石，颁布于郡县。
自此以后，士大夫阶层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支持变法的“元丰党人”，另一派是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
宋朝从此陷入了党争的泥沼，反对者本无真知灼见，多属意气之争，互为党援以争胜而已；改革者也变为功利小人，借新党之名以专权误国。两党互斗，直至公元1127年，也就是在新法被废弃后的第41年，北宋便亡国了。
到了南宋，以高宗赵构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给他的父、兄即徽宗和钦宗开脱亡国的历史罪责，根据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便将亡国的责任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下诏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又被《宋史》所承袭，成为了封建时代官方的定论，甚至清朝独具卓识的史学家赵翼也说他“以新法害天下”。

王安石变法
一位锐意革新图强的政治家，却蒙受了八百多年的不白之冤，大概只有富于保守性的中国民族的历史上，才会有这样的事吧。真是民族的悲剧！
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虽然很无奈。但是，作为著名改革家的王安石，却又可以说是幸运的。
这怎么来理解呢？
纵观中国古代的改革者，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从战国时期首倡变法的吴起，到近代戊戌变法的“六君子”，都为他们的改革变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王安石因为提出了惊世骇俗的“三不足”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言论，虽然得罪了整个士大夫阶层，但是，却没有被诛杀，算是个例外。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王安石生活在宋代实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宽容环境下，加之为官清廉，没有被政敌抓住把柄。因此，他既没有像秦代商鞅因变法而遭受车裂之刑，也没有像明代张居正那样因改革死后遭受查抄、全家十余口活活被饿死之冤。他的下场在中国古代这三大著名变法改革者中算是唯一善终的。因此，我们又可以说他是变法者中最幸运的一位。
王安石是一位怀抱儒家理想的大政治家，他变法的出发点是要防止财富被垄断，力图接济穷苦的百姓，让天下的财富可以流通，合理地调节贫富差距，使百姓富足而达到天下大治。
他所主张建立的这种理想社会，实际上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非常相近。因此，胡适曾说“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
王安石的新法限制和削弱了豪强和商贾兼并土地、经商牟利和高利贷盘剥的权利，开辟了财源，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宋因财政困难而带来的“积贫”问题。但是，他因为没有抓住节流的关键，将裁减淘汰冗员、冗兵、冗费放在改革的首位，而是片面强调开源，使财政支出的基数进一步扩大，这又成为加重老百姓负担的渊薮，从而在保守势力之外，又招致了底层百姓的反对。加之用人不当等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并被扣上了“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的帽子。
近代以来，随着维新变法呼声的高涨，很多人开始为王安石鸣屈叫冤。其中以主张变法的梁启超所写的《王安石传》影响最大。

梁启超著《王安石传》
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的措施，与胡适一样也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并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给予了全新的评价。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意思是说，如果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历史人物中，寻找一个完人，那可能只有王安石一人当之无愧！
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学术修养和政治抱负也都给予了全面的高度肯定，并为大多数人所尊奉，又成为了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世人对王安石身后这些褒贬不一的评论，导致王安石声名远扬，以致于今日很多人只知道王安石是北宋主张变法的著名改革家，而不清楚他也是曾跻身于唐宋八大家行列的著名文豪。
客观地说，历史上很多变法失败的原因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只是少数政治上清醒的人从上而下推动的。古代的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近代的戊戌变法，都属于这种没有社会基础，脱离基层百姓参与的变革，最后都失败了。
因此，我们说：不管改革者的初衷多么的高大上、蓝图设计的多么的灿烂诱人。但是，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众，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所谓的改革成果也只会是一堆泡沫，最终飘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可以说是考察王安石变法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三千年来谁铸币》
王永生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王永生简历：
1966年9月出生，副研究员，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事业单位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博物馆协会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秘书长。
学术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及：中国货币史、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白银的货币化、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史、中亚历史及民族史，国内外公开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1）出版学术专著7部：
《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8月出版）；
《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2月出版）；
《中国货币史话》（系列丛书4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2016年8月份“中国好书”，2017年9月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的第二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名单）；
《三千年来谁铸币：五十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2019年2月份“中国好书”）。
（2）受邀作为顾问与北京电视台海外节目中心合作，2015年9月策划指导了《融通之路》十集大型纪录片，2016年12月19日在北京卫视播出。
（3）应邀策划组织了2017年7月21至26日《乌孙古道》综合科考活动，从新疆拜城县黑鹰山出发，翻越天山抵达特克斯县，对沿线的古道进行了综合科考。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分两集于11月23、24两天做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