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句话在清朝时期的名臣田文镜身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雍正朝时期的田文镜，深得雍正皇帝的信任与器重，其在官场也是平步青云，短短数年时间里就从一介从四品的内阁侍读学士，跃升为雍正为其专设的河南山东总督，并且还被抬旗进了汉军正黄旗，而在他去世之后更是被雍正下旨安葬在了自己的泰陵之旁，可谓是享受到了至高无上的荣耀。
然而，伴随着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登基，田文镜也随即遭到了全盘否定。乾隆不仅对其大加批判，甚至还命人将其陵墓拆毁，田文镜也就此在乾隆朝时期彻底的“身败名裂”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田文镜，绝对是雍正最为器重的封疆大吏之一。
田文镜、李卫、鄂尔泰被誉为雍正朝时期的“三大封疆大吏”，这三人为官清廉、办事认真、政绩卓著，深得雍正皇帝的信任与推崇。
实际上，雍正之所以会将这三人作为地方官员的“标杆”，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田文镜、李卫、鄂尔泰这三个人所代表的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入仕方式。
田文镜，监生出身，是靠着祖上的功绩入仕为官的；李卫，并不是《雍正王朝》中所演绎的小叫花子形象，恰恰相反的是，李卫的家境是相当的富足，并且是通过“捐官”的方式进入仕途；而鄂尔泰则是正儿八经的通过科举考试中举后，才得以入朝为官的。
所以，这三人在被雍正委以重任、推崇备至的同时，也得到了雍正极力的维护和偏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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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康熙朝时期的田文镜，其仕途并不顺利。
田文镜生于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田文镜被任命为福建长乐县县丞，后任山西宁乡县知县。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田文镜一直在官场摸爬滚打，但其所担任的官职并不高，最高的也不过是从五品的地方知州以及吏部员外郎。直到康熙朝晚年的时候，他才被调回北京，担任从四品的内阁侍读学士。
然而，伴随着康熙皇帝的去世，雍正皇帝的登基，时年已经61岁的田文镜也突然走起了“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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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1723年），田文镜奉命前往祭奠华山。
此时的山西及周边省份爆发了严重自然灾害，可此时的山西巡抚却对此隐瞒不报，更没有向朝廷申请救济，致使山西全境饿殍遍野，饥民遍地。于是，路过山西的田文镜将此事如实汇报给了雍正，令雍正皇帝大惊，马上将命其署理山西布政使事务，负责山西的赈灾工作。
而田文镜的表现可以说是不负众望，他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他就将灾情控制，并且在此期间，还积极彻查山西地方民生治理的问题，有效的处理了诸多弊病，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对于此，雍正给予了田文镜极高的评价：

“如此能干之人，为何至今未闻一人赞许？”

随即，雍正将田文镜正式升任河南布政使，几个月后，又直接升其为河南巡抚。
就这样，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田文镜就从一介京城之中不入流的“闲散官员”，跃升至掌管一省政务的封疆大吏，这样的升迁速度简直如同坐上了直升飞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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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田文镜也没有辜负雍正的信任，在任河南巡抚期间，田文镜兢兢业业的帮助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等一系列“新政”，让雍正对其是刮目相看。
雍正五年（1727年），田文镜被升任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更是将田文镜全家从汉军正蓝旗直接抬入到了抬入汉军正黄旗。随后又在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为其专门设立了河南山东总督一职，并且将其确立为朝臣中的模范，此时的田文镜可谓是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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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1732年），田文镜以72岁的高龄逝世。雍正为其上谥号为“端肃”，并特命在河南为其设立专祠，更为重要的是，雍正亲自下旨，在泰陵附近赐予田文镜一片土地景气厚葬，还为其修建了陵寝。
所谓“无功不受禄”，田文镜虽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乾隆看来，田文镜的功绩远不至于能与自己的父亲雍正同葬一处，根本不配享受如此殊荣。更为重要的是，田文镜在任期间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情，不仅乾隆皇帝对此始终是颇有微词，朝中和地方的官员们更是在多年之后仍记忆犹新，愤恨不止，这也最终导致了田文镜在乾隆朝时期遭到了彻底的否定。
（图片来源于网络）田文镜官运亨通的背后，却是在不断的“树敌”。
雍正对于田文镜是绝对的信任和器重，并且将其树立为官员们的典范加以推崇，甚至雍正还为其写下了这样的朱批：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然而，在官员们的眼中，田文镜却是不折不扣的“酷吏”，对其是极为反感和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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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是田文镜在河南灾荒之中的“瞒报”，使其饱受争议。
雍正八年（1730年），河南地区发生水灾。第二年、即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皇帝专门降旨田文镜汇报河南灾情状况，并询问他是否需要朝廷减免河南受灾地区的钱粮赋税并提供救济。
可在给雍正的回复中，田文镜竟然说：

“士民踊跃输将，所有特恩免之钱粮， 请仍照额完兑。”

按照他的意思是，河南人民完全没有受到灾患影响，不用国家任何优惠政策，依旧足额缴纳钱粮赋税。然而，事实的真相是，此时的河南已然是饥民如潮、民不聊生，惨状较之雍正初年的山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那一次田文镜选择是“如实汇报”。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状况，一方面是田文镜此时年过古稀，力不从心，缺乏对于手下官员的管束，不经核查便对偏听偏信；另一方面，便是田文镜自己沽名钓誉，太在乎自己的名声和政绩了。
而更加“荒唐”的是，田文镜为了不让卖儿卖女的情况出现在他的治下，竟然下令灾区严禁此行为，以至于不少饥民丧失了最后的求生希望，并且原本有机会获得好人家抚养机会的这些灾民子女，现在也只能活活饿死，使得整个河南地区是民怨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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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便是田文镜与李绂之间爆发的那场“田李争斗事件”，让田文镜彻底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
田文镜虽然推行雍正“士绅一体当差”的政策颇有成效，但这却是建立在使用重典和酷刑之上的，并且他对举人、进士这样科举出身的官员更是横加指责，稍有不从便上疏弹劾，甚至还纵容手下鲁莽行事，使得整个河南的读书人和士绅阶层是苦不堪言。
作为当世之大儒，公认的“读书人领袖”，李绂对田文镜如此行事也是极为不满，于是他向雍正皇帝上疏弹劾田文镜：

“身任封疆，有意蹂践读书人。”

得知此事后，田文镜也上疏弹劾李绂，两人弄得是不可开交。
起初，雍正还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双方能够和解，就此罢休。不料，包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在内的一众官员也上疏弹劾田文镜，使得田文镜逐渐处于了“劣势”。而这个时候的雍正，却打着“清理朋党”的旗号，全力支持田文镜。
最终，雍正下旨将李绂、谢济世等人罢官，而对于田文镜，雍正除了教育他要看管好属下之外，再无其他处罚，甚至还对田文镜进行了安抚：

“此事朕已洞悉原委，你一些不必系念。只要自己信得，乃可对天地神明，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了。”

而这也使得田文镜就此成为了全天下读书人的“公敌”。
（图片来源于网络）乾隆皇帝登基后，随即对田文镜展开了“清算”。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登上了皇位。
对于乾隆来说，他始终是非常“看不上”田文镜的。
一来，田文镜本就是监生出身，再加上他对于读书人的不敬行为，使得饱读诗书、向来倡导尊师重道的乾隆对其是深恶痛绝。
二来，自雍正朝时期开始，朝中以及地方各级官员，对于田文镜的批判之声已然是不绝于耳，乾隆本人对他也确实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
三来，当初与雍正关系密切，并且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怡亲王胤祥，都要用“吞土授陵”的方式，表明自己“不配”葬入雍正的泰陵之旁，而如今田文镜竟然堂而皇之的葬入其中，这也让乾隆心中极为不快。
于是乎，登基后的乾隆便随即开始了对于田文镜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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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先是在尚书史贻直弹劾前河东总督、田文镜下属王士俊因垦荒劝捐、虚报田亩数的时候，开始“借题发挥”，将矛头直指田文镜田文镜：

“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旨，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

紧跟着，乾隆又为李绂进行了平反并重新委以重用，就此表明了他对于田文镜的厌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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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皇帝在祭扫雍正的泰陵时，见到田文镜的墓本就气不打一处来，结果又由于整个墓葬延伸到了御道上，从而影响了乾隆皇帝的通行。于是乾隆用一个模棱两个的词“拉倒”作为暗示，命人拆平了田文镜的陵墓，使得整个墓地除了两座石龟驮着的雍正皇帝题写的诔文碑外，其余的建筑是荡然无存。
如此一来，在彻底明白乾隆皇帝内心想法的官员们开始了行动，朝堂上对于田文镜的批判、弹劾与清算的声音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终于在乾隆五年（1740年），河南巡抚雅尔图上奏请求将田文镜撤出河南贤良祠：

“文镜在豫，百姓至今怨恨。”

虽然乾隆皇帝以“不能翻出前案”为由，进行了驳回，也没有将田文镜撤出河南贤良祠，但是对于田文镜乾隆也给出了他的评价：

“鄂尔泰、李卫、田文镜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卫，卫又不及鄂尔泰。”

至此，曾经的雍正宠臣，如今算是彻底的“身败名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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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乾隆皇帝之所以要在其登基伊始，就对田文镜大加批判，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乾隆要借着“迎合”官员们对于田文镜的反对之声，从而对官员进行安抚与拉拢，赢得更多的支持，以维系自己皇位的稳固。而这其中就包括了被雍正委以“辅政大臣”重任，但是与田文镜关系极为交恶的鄂尔泰。
与此同时，乾隆这也是要借“清算”田文镜，给朝堂上这些雍正朝时期的老臣们以震慑，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实际上，不仅仅是田文镜，包括鄂尔泰、张廷玉、李卫等一众雍正宠臣，也或多或少的遭到过乾隆的打压，而乾隆的目的也皆是如此。
所以由此可见，乾隆以如此严厉、残酷的方式对待已经故去过年的田文镜，除了是在发泄其心中本就对田文镜存有的诸多不满外，归根结底，也还是在维护自己的皇权统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