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说：“圣人若天然，无私覆；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圣人行道不为私，有私者难当圣者也，无“私”是中国哲学对圣人的要求。
圣者之道应当“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若是随波逐流，朝秦暮楚，不仅称不上圣人，还应是德行有亏，遭人嫌弃。作为哲学大师的冯友兰却被批为至蠢丑类，是圣人难当还是时代悲剧？
哲学泰斗，桃李满天下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曾经发过一篇随笔，文章里对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和其著作《中国哲学史》评价极高。她尊冯友兰为人生导师，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闪闪发光的东方精神，让她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重新找回心灵平静，是她人生的灯塔。
不仅是朴槿惠，许多外国人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也是来自冯友兰。
冯友兰曾经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一课，他当时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在美国出版。这本书先后被翻译为日文，法文，意大利文等二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是国外学习中国哲学的必读入门书。

有人评价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影响之深远，堪比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让中国哲学在世界如此大范围地传播、发扬，冯友兰是古往今来第一人，他不仅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而且“走得远”。
毋庸置疑，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尊称他为哲学泰斗不为过。他在哲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影响和贡献十分突出。
他的《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新编》自成一派哲学体系，用现代逻辑阐释了有着悠久历史且复杂难解的哲学史，还为东西方比较哲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
不过冯友兰学术上也颇受争议，例如牟宗三先生便认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流于表面，不了解其精神内核，不过是生搬西方哲学那套，甚至讽刺其为“脓包哲学”。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哲学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罢了。研究中国哲学大有人在，只是能把中国哲学用现代化思维解释出来，能让普通人也能读懂的却不多。冯友兰的哲学不只是属于学术界，它还属于芸芸众生。他使中国哲学不再是孤芳自赏，而是雅俗共赏。
说到惠及众人，这就不得不提到冯友兰的另一个身份——教育家。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时说过，父亲一生从未离开过讲台和学校。
冯友兰自青年时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知识。他的《中国哲学史》后来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学科奠定了非常牢固的基础。
冯友兰晚年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时也曾写下：“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可见继往圣绝学，代代相传是冯友兰一生的夙愿。

哲学大师的失格
然而，作为这样一位驰名中外，青史留名的哲学泰斗，关于冯友兰的负面争议却一直不断。他被讽刺为当代知识“丑类”，被胡适批为天下至蠢，就连冯友兰的挚友、学生都曾当众指责他的人格。甚至出现了“冯友兰现象”这一标签，这令冯友兰的名望一跌再跌，他仿佛已经成为了朝秦暮楚，见风使舵，知行不一的墙头草伪君子象征。
鲁迅曾评价冯友兰说其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和其他清高文人不同，冯友兰好像更为“入世”一些。例如，1930年代清华兴起“驱罗”运动，罗的亲信几乎都被驱逐出清华，唯独备受罗家伦重用的冯友兰全身而退。
不仅如此，冯友兰还成为了继任校长梅贻琦的亲信。因此，当时就有人戏称冯友兰为“清华曾国藩”，还有人意味深长地说冯君真是“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而冯友兰在国民政府得势之时亲近委员长，写文称颂委员长的事更是令人侧目。一个天天满嘴“士志于道”的哲学泰斗竟做出这样“折腰之事”着实令人汗颜。
虽然人们对冯友兰有着种种争议，但有一点，冯友兰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冯友兰一直以来想的就是如何让中国这个伤痕累累的“旧邦”迸发出新的生机新的生命。
作为一名学者，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识释古辅新来“救国”。只是他的“辅新命”着实有些跑偏，他曾对现有政权寄予厚望，希望国军能带领中国走向新纪元。
有人评价他这是摆脱不了“帝王师”之梦，这说法有些道理，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往往强调了冯友兰向往权势的虚荣之心，而忽略了他爱国忧民的一片赤诚。只能说冯友兰自身存在一定局限性，未能摆脱人性之“私”。

圣人难当还是时代悲剧？
而冯友兰真正令人诟病的远不止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曾写信给伟人，信里反省自己以前亲近国民政府犯了错误，并保证五年之内重新编写一部关于马哲观点立场的中国哲学史。伟人回信里一句：“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更是让后人对冯友兰下了朝秦暮楚之人的定义。
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以及其学说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评。一开始，冯友兰就主动反省认错，写文章批评自己，表示一定改过。
对此，胡适和友人聊起冯友兰时，讽刺其认过130次的错，是一个会打算的人。不过就算冯友兰积极登报写文认错改过，还是无法“洗清”自身“罪过”，仍然被当成重点对象批评，这让他身心俱疲。
在这期间，冯友兰重新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以表诚心改过，不过没写多久，动荡时期便到来了。在这个特殊时期，已是70岁高龄的冯友兰又再次被打成需要改进分子，遭受了许多折磨。
直到1968年，伟人的一次讲话才让冯友兰恢复自由之身。就是在这个时期，冯友兰做出了最令人诟病的事情。

1973年冯友兰被委为“梁效”写作顾问。期间，冯友兰先后发表了多篇批判文章，文章观点与他之前的大相径庭。1975年，冯友兰还将这些文章集结成《论孔丘》一书出版，完全沦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武器。
而冯友兰的《咏史》二十五首更是被认为在谄媚某人。这让人们对于冯友兰的“变脸”失望至极，冯友兰的学生钱钟书就曾经当众指责冯没有文人人格，挚友梁漱溟拒绝出席冯友兰90华诞，甚至直接致信冯友兰表明自己对他之前所作所为失望不已。
这便是“冯友兰现象”的前因后果，冯友兰多次“变脸”，谄媚权势，似乎活生生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的墙头草；一个知行不一，满口谎言的伪君子。
只是这几十年来，对冯友兰至蠢丑类的批评实属太过刻薄。冯友兰确实不是不慕荣利，一身傲骨的如兰君子。他不够清高，不高刚正，失掉许多文人风骨，远远够不上无“私”的圣贤标准。只是，一个不理智的人是个人之过，一群不理智的人便离不开时代之过。
“冯友兰现象”中冯个人确实德行有亏，但这也是冯友兰的无奈与悲剧，同时也是时代的悲剧。
冯友兰晚年除了忏悔，还彻底回归了自己的学者身份，不再讨好任何话语权，回到最纯粹的做学问上。
冯友兰之女宗璞回忆文里提过，父亲曾经说过：
现在治病， 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就不必治了。
1989年，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终于撰写完毕，次年，冯友兰便与世长辞了。
有道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那个时代的是是非非后人无法知全貌。一起经历了那个无奈年代的梁漱溟最后也和冯友兰相视一笑泯恩仇，后人对冯友兰再行审判之事也大可不必。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这不是不允许后人评判先人，而是谨记不要脱离时代来评价。冯友兰够不上圣贤标准，德行有亏，过于“识时务”，但始终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他的选择有自己的局限性，也有时代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