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读书治学，有志有识有恒_奇闻&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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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只看楼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20-10-07 0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曾国藩一生问学不辍，不管是在京任翰林、侍郎的闲职期间，还是在寸心忧灼的戎马之时，他始终能读书谈学如平时。正是这样的孜孜不倦，他才积累了可堪“匡时救世”“肩任天下大事”的渊博学识和丰富经验。
曾国藩终其一生，以读书自娱，对读书人的了解可谓概莫能逾。他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对读书人应具备的最基本品行做了这样的概括，他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能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显然，曾国藩认为“有识”是读书人难得的品质，它是经过长期的孜孜以求才能形成的见识。而“有志”在曾国藩看来，即读书人必须有不甘落伍、超群拔萃的远大志向；“有恒”即必须持之以恒、发奋努力、坚持不懈。对这两点，曾国藩认为读书人只要努力是可以具备的。曾国藩对此身体力行，充当其弟弟们的表率。在京为官期间，他就指出:“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可见在曾国藩眼里，一个人是没有干不成的事业的，关键要看他有没有志向。一个人树立了宏大志向，他便有了持之以恒、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在京时期，曾国藩虽已是朝中大员，但仍能给自己规定每日必修的课程，发奋读书，砥砺于学，“每天发奋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二十三史，下半日阅读古文。每日共可看书八十页，皆过笔圈点。”
有了奋发向上的志向，曾国藩从来不计较读书的条件，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曾国藩弟弟们来信要离家外出，找一清静处读书，结果遭到曾国藩的严厉批评，他说:“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显然一个有志之人只要立了志向，就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够找到读书的乐趣。
一个胸怀远大志向的读书人，尽管对知识和真理有一种锲而不舍永无止境的探求精神，但就读书来说，还必须掌握一定的方法。表面看似简单的读书，曾国藩却并不这样认为，他把读书的方法，分为看、读、写、作四个步骤。他说:“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咸丰八年，曾国藩在与其子曾纪泽的塾师邓寅阶探讨关于曾纪泽的读书方法时，曾对如何读书做过精辟的论述:“小儿纪泽颇事看书，不好制艺。吾意学者于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阙，亦不可混至。写字不多则不熟，不熟则不速，无论何事均不能敏以图功，至作文则所以瀹此心之灵机也，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今古名人，虽韩欧之文章，范韩之事业，程朱之道术，断无久不作文之理。”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曾国藩要求读书人应该首先能够博览群书。为能广泛涉猎，一个人在看书时要抓紧时间，提高阅读速度，他批判了当时世间流行的“读书在精不在多”之说。曾纪泽阅读《汉书》太慢，曾国藩指出:“每日至少亦须看十页，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说。今日半页，明日数页，又明日耽阁间断，或数年而不能毕一部。如煮饭然，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熟，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甲五经书已读毕否？须速点速读，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终身未读完经书。”
曾国藩教育曾纪泽抓紧时间读书，提高效率，这并非让他读书不求甚解地加快速度，而是要他在理解的基础上提高速度，他曾对曾纪泽说:“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读书人皆以应试科举为先务，应付考试成为他们读书的唯一宗旨，凡与考试无关的书籍一概不闻不问。针对当时的时弊，曾国藩告诫自己的弟弟说：世人“大抵为考试文章所误。殊不知看书与考试全不相碍，彼不看书，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诸弟此时无论考试之利不利，无论文章之工不工，总以看书为急。不然则年岁日长，科名无成，学问亦无一字可靠，将来求为塾师而不可得。或经或史或诗文集，每日总宜看十页。男今年以来无日不看书，虽万事丛忙，亦不废正业。” 只要是自己选定要读的书，曾国藩认为一定要从头到尾通看一遍，一部书没有看完，最好不可改读他书。有些人看书喜欢东翻一翻西翻一翻，这儿抄一段，那儿抄一篇，曾国藩认为这是万万不可取的，这是读书人最忌讳的，倘若这样，人们就很难把握这部书的全貌，自然也就不能分辨出书中的精彩与不足。
除了大量的阅读以外，曾国藩还十分注重读书的第二个步骤“读” ，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对书或文章进行精读。他认为有些书如果你不高声朗诵，你就不可能感受到文章中雄浑豪迈的伟然之气，而有些书如果你不潜心低吟，你也不可能体察到文中深远的意境。对于这些作品，最好还是熟记于心中，只有这样才能从内心接受其中道理，做到“月无忘所能” ，在自己写作时，才能把其中的经义自然流露在自己的文采当中。但曾国藩在主张精读的同时，十分反对死记硬背，为背书而背书，或为买弄学问而背书，他说:“吾谓读书不求强记，此亦养身之道。凡求强记者，尚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若全无名心，记亦可，不记亦可，此心宽然无累，反觉安舒，或反能记一二处，亦未可知。”
曾国藩十分看重读书的第三个步骤“写” ，这也是他从长期的读书生涯里总结出的心得。曾国藩写字十分迟钝，在紧张繁忙的军务之中，觉得很是误事，因而他一再要求曾纪泽在大量阅读的同时，每日还必须有一定时间来写字。这写字不单指临帖习字，更多地是指对于过目书籍，对于那些有心得或是疑惑不解的地方，略作札记，亦即将它们“写”出来，以备将来考证。他认为每日最好能写一万字小楷，手底下才算有了功夫，这样不但写字熟练快捷，而且可养成办事干练的习惯。

富厚堂藏书楼
至于读书的最后环节“作文” ，曾国藩认为无论一个人将来成就什么事业，没有不作文章的，也没有不是从作文章开始的，所以每一个人只有常作文章，才能把自己平时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成自己的学识，思想才不至于窒息，考虑问题才会全面，才能细致入微。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文风一般在三十岁时就已成规模，因而在此之前一定要在作文章上很下功夫。他要求曾纪泽无论是诗赋还是文论，定期要写上一篇，三百、五百、八百字的都可。少年作文，不怕写不好，怕的是不作文章，你越作不好文章，以后越不愿意作，这样你的文章就很难长进，学问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当然更谈不上显示才华了。因此他指出:少年作文“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掌握了读书的基本步骤之后，读书人就可以学有所成了吗？显然曾国藩并没有以此为满足，因为这并没有达到曾国藩想要达到的读书境界。曾国藩认为一个学者要想读有所得，读有所成，你就必须在读书的时候使自己进入“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意境当中。
所谓涵泳，曾国藩认为这很难领悟，他说涵者，就是指人们在读书时，要像春雨滋润着鲜花、渠水灌溉着禾苗一样，水既不可过多，也不可太少，只有恰到好处，才可使鲜花、禾苗滋润而勃发；泳者，是指人们读书的时候要能体会到如同鱼儿畅游在水中一样的乐趣，抑或如同人们用水洗去脚上污泥一样的舒畅心情。所以他说:“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
说到切己体察，曾国藩主张要想真正理解书中所讲的道理，读书之人还必须切身体验，要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联系自身的实际，逐步加深理解。因此他主张“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
虽然曾国藩一生读书不倦，已经达到了他所说的虚心涵泳的读书境界，但虚心涵泳和切己体察两者相较，曾国藩更注重后者，更注重用社会实践来考察书本知识。一天，曾国藩和诸将谈论兵法，他发现对于军中阵法，虽然人人目睹亲历，但看法迥异，于是他便推断出“古来史传不足凭信，亦如是矣。”因此他认为二十三史中，除了司马迁、班固外，都是文人凭想象写出来的，他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战阵，因而随意编造，是不能全信的。
于是，他在读《通鉴》时根据自己的经验，把不可信的地方都用笔标出来。即使对历来史家最推崇的《史记》，曾国藩认为人们在读它的时候也应该用实际的眼光辩证地看待它，切不可盲目崇信，他说:“儒者记兵事以迁为最善，迁史以《淮阴传》为最详，其中如木罂渡河，沙囊壅潍，国藩颇疑其并无是事，今临晋之黄河尚在，果木罂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断不能顷刻成堰，水大则不能忽堵忽决，水小则无损于敌。以物理推之，迁书尚可疑如此，则此外诸史叙述兵事，其与当年实迹相合者盖寡矣。”
我们暂且不论《淮阴传》中的故事是否属实，单就曾国藩这种以实际经验考究历史、读书务实的精神就足以称道。他更反对生搬硬套地使用书本知识。湘军有一叫吴士迈的营官，他摘录了二十三史中有关战争的记载，编辑成册，打算把它作为治军的蓝本。曾国藩知道后，立即写信给该军的统帅李元度说：“军事是极质实之事” ，“若以编辑二十三史成书为治军蓝本，则门径已差，难与图功。阁下与之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

富厚堂正宅大门
曾国藩这种在读书治学上的务实精神，使他对各种学问从无门户之见，对众多学术派别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只要一切有利于自己经邦济世的，他都加以吸收和利用。他推崇理学、汉学，嗜好古文，对经济之学又情有独钟。长期的勤奋努力，使他在各个方面都卓有成就。对考据学的钻研使他形成了很深的文字功底；对古文的钻研，使他的诗文为一世所称颂；对理学的崇信，使他成为世人楷模；对经济之学的探求，则使他的军事政治才干鹤立于朝野之上，让众多以学问出身的湘军将领唯命俯首。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成功，无不是以读书问学开始。尽管世人读书各有其道，但曾国藩的读书治学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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