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蜀汉怀帝，又称后主，字公嗣，小名阿斗。
公对这位皇帝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源自罗贯中著《三国演义》。也许是出于衬托刘备和诸葛亮（特别是后者）英明睿智的缘故吧，作者把后主描写成了一个昏庸无能的帝王。随着《三国演义》在民间的普及，“扶不起的阿斗”似乎成了后主“铁案如山”一般的人设定论。
作者为打造这个人设下了很大功夫，以至诸多笔法上都有些刻意的味道了。
但是，作者不经意间的一些未下大笔墨的描写，却从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其非常经意、下大功夫打造的这个人设。刻意造人设，无意显真容，也许这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之一种吧。
仅举一例——“扶不起的阿斗”在“扶”者甫离世后立刻面对的第一次严重危机“魏杨对峙”事件（这个事是否应该叫“魏延谋反”值得商榷，详见后文）时的表现。
内容也简单，仅仅三句话。
诸葛亮去世——“忽报李福到，后主急召入问之。福顿首泣奏丞相已亡”，后主“大哭”“哭倒于龙床之上”“连日伤感，不能设朝”。这都是人之常情，并没有显出“无所依靠”的状态。也就是说，没人“扶”，也没有造成慌张。
正在此时此刻，“忽报魏延表奏杨仪造反，群臣大骇”。面对如此猝然来临的危机事件，后主只是有一个“闻奏大惊”的表现——这仍然属于正常范畴。
随即后主就按部就班地“命近臣读魏延表”——既没有暴君的狂躁大怒、拍桌打凳，也没有庸主的六神无主、慌乱失措。
关键是在听完魏延的话之后后主的问话：“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
这句话，一方面证实了后主对大将的了解——并不是深居后宫、百事不知，一方面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如果是杨仪造反，魏延凭借武力完全可以控制，“烧绝栈道”一举，足证杨仪未反。
虽然后主并未完全判明局势，但是在诸葛亮新亡、局面不稳之际，仅仅通过从魏延单方面陈述中掌握的极为有限的不对称信息，后主就判明杨仪未反，避免了可能的仓促决策，这已经相当不易。后主第一句话，已经显示了其流畅的思维水平和清晰的分辨能力。
紧接着来临的，就不是信息匮乏造成的决策困难了，而是大量信息涌来造成的决策迷惑风险——“不多时，魏延又表至，告称杨仪背反。正览表之间，杨仪又表到，奏称魏延背反。二人接连具表，各陈是非”。
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桥段，后主身边不是没有参赞意见，但是这种参赞得出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没有准确揭示问题的实质——蒋琬和董允的话，仅仅是从魏杨两人的性格和平日表现（特别是与诸葛亮的关系）出发进行论证的，缺乏对具体场景下的分析，因而在得出杨仪不反的结论后，立刻按照“非此即彼”的思路，断定魏延谋反。而且面对后主询问对策，他们没有拿出任何可操作的办法，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诸葛亮的“遗计”上，而这种指望是不完全可靠的。
应当看到，蒋董二人的结论虽然是不完全正确的——杨仪未反不等于魏延谋反，但是他们在不经意间已经谈到了与问题实质有关的内容——蒋琬指出“今见仪总兵，心中不服，故烧栈道，断其归路”，董允明确魏延“向所以不即反者，惧丞相耳”。但他们接下来都仅仅因为盲从诸葛亮对魏延的不佳观感，没有顺着上述信息有效推导下去，而是简单地认为魏延造反。
实际上，问题的实质，既不是杨仪谋反也不是魏延谋反——这就涉及本文兼论的主题了——而是魏杨两人的矛盾，以及魏延对诸葛亮的态度。
魏延的举动，“反”的是诸葛亮，具体而言，“反”的是诸葛亮去世前的两个决定。一个是诸葛亮死后蜀汉立即放弃六出祁山——“丞相虽亡，吾今现在”“我自率大兵攻司马懿，务要成功。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一个是杨仪统率三军——“杨仪不过一长史，安能当此大任？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四回）。
姑且不说魏延的上述看法正确与否，但足可以证明他没有反蜀汉政权和后主本人的倾向。如果他真的反蜀汉，那么就像后主所说，武力即可对付杨仪，至少可以占据汉中（不要忘记其曾长年任汉中太守），何须烧绝栈道？烧绝栈道的目的，实际在于阻止三军退兵。而诬告杨仪谋反，则完全是对杨仪个人（以及诸葛亮任用杨仪）愤懑情绪的表现。
至于后文说魏延与马岱商议“我等投魏，若何？”，则是作者为了证实诸葛亮对魏延的“预见”高明，刻意添加的内容，很难与前后文协调起来。
但是，即使在决策迷惑风险和参赞意见不力并存的情形下，后主也并未轻易做出魏延谋反的结论。
费祎回到成都后，后主对前方情形有了较前大为清晰的了解。三大重臣一致认为魏延谋反——蒋琬说“实不敢保魏延”，董允说“今丞相新亡，乘机为乱，势所必然”，费祎干脆“细奏魏延反情”。
即使在这个“一边倒”的态势下，后主也没有丧失清醒的判断力和稳健的决策风格——尽管这三位是诸葛亮《出师表》中极力褒扬的，但后主并没有简单地采纳他们的看法。
对最接近前方的费祎的话，后主听的是“细奏”，而不是先入为主听“魏延反情”。
当听了（曾经向魏延下达诸葛亮遗命并听到其反应）的费祎介绍情况后，后主的反应应该是出乎这些臣子意料的——第二句话“且令董允假节释劝，用好言抚慰。”
真奇怪，对造反的大将“用好言抚慰”！？
实际上，对几头信息的综合判断，此时已经使后主大致明白了问题的实质——魏延“反”的是诸葛亮，不是他刘禅。而能够代表蜀汉的是他刘禅，不是诸葛亮。因此，魏延没有反蜀汉。
这时候，后主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
宣布魏延谋反？不仅不符合自己对事实的判断，而且可能会激怒魏延真的反叛，进而造成蜀汉大内讧，引发魏吴觊觎，就此亡国也未可知！
宣布魏延未反？在诸葛亮新亡的情况下，这样做不仅会伤了三大重臣的心（他们及推荐他们的诸葛亮都是忠心耿耿的），而且把杨仪、姜维、王平等一大批人推到了对立面，说不定军中自己就会乱起来，同样有内忧导致外患的风险！
“且令董允假节释劝，用好言抚慰”是当时唯一能为各方接受的办法，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认定魏延造反——缓和局势，待到各路人士回到成都，从容察访，再行处理（烧绝栈道毕竟不对），大家都会心服口服。
如果这样做了，最终实现和平解决，那么蜀汉不仅避免了一次大的内部危机，而且还可以保存下魏延这样一位勇冠三军的大将。岂不美哉！
遗憾的是，事态发展超出了后主所能控制的范围。
后主没有料到的，是诸葛亮对魏延的恶感如此严重，以至在奄奄一息之时还安排“除魏”，还有就是马岱对诸葛亮的服从程度如此之高，仅凭“丞相遗命”就杀了大将魏延，而且速度如此之快——“董允未及到南郑，马岱已斩了魏延”！
在这种情形下，后主“且令董允假节释劝，用好言抚慰”的办法已经没有实施空间，保存魏延的想法已经化为泡影（真可惜了！）。而此时的后主，表现的是通权达变、着眼大局的高素质决策水平。
事已至此，再去分析魏延行为的实质、孔明是否偏见、马岱是否冒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后主说了第三句话。前半句“名正其罪”——魏延谋反算是板上钉钉了。但是后主的后半句很有意思——“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
通常谋反坐实，应该至少是“夷三族”吧？这次却不但没有这样，而且连“谋反”者本人都获得御赐棺椁、入土为安的待遇，没有被开棺戮尸、挫骨攘灰。这是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基于后主自己对魏延行为性质的判断；一方面更是为了大局着想——后主自己的判断，在诸多大将甚至将士那里会不会有同样的共鸣？一位战功卓著的大将落得如此下场，三军内心会不会有什么芥蒂？对以后人才的投奔和吸纳会不会产生影响？——而后主这番对魏延一生经历条分缕析、区分对待的举动，最大限度地削减了消极影响、稳定了队伍心理，避免了可能的危机。
此外还有一条值得注意。蜀汉上下众所周知，刘备对魏延一贯器重。仅凭把守卫汉中（益州北大门！）的重任，交给魏延而不是张飞，刘备对魏延的看重就可见一斑。魏延为蜀汉立下的诸多“前功”，其根本前提，是先主的知遇之恩。而后主“仍念前功”这一个举措，维护了先主的识人之明，对于整个蜀汉政权的意义，不言而喻。
我们对于“扶不起的阿斗”在“扶”者甫离世后第一次处理重大危机的全过程分析，暂时告一段落。“一滴水见太阳”，后主的实际水平究竟如何，是不是那个人设形象“扶不起的阿斗”？恐怕值得我们深深思考。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能看到的：诸葛亮死后，后主掌理政权，蜀汉维持了二十九年，无内讧、无权臣，这绝不是一个需要人“扶”而且还“扶不起”者所能达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