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仇广宇接触到林贤治的人都会立刻感知到他的温和与体贴。对于别人的提问，他会积极主动、事无巨细地回复。作为出版社编辑和写作者，他习惯了数十年如一日地在下午和半夜编书、写作，喜欢“中宵起舞”。因此，他会多次提醒打电话来交流的人“要按点吃晚饭”，吃完再聊。
林贤治的书写始终开放而自由，没有边界。当年，在父亲和老师的培养下，乡村少年林贤治本来有可能考上大学，但17岁时即遭遇批判无法升学，“文革”中更是因为身份问题屡遭批判。改革开放后，他在编辑工作之外，逐渐发展为一名他自嘲的“不自由的自由写作者”。
担心被批判的恐惧会慢慢平复，相关的记忆却永远无法抹去。因此，林贤治的写作和研究始终围绕他的生命经验和他想要探寻的问题。而他的原动力则永远来自家乡和家乡的农民，来自乡村那片土地上。他也会不自觉地把眼光投向身边的弱势群体——生活在乡村的老人、孩子和女性。他将这一切书写进一本新书《故园》中。如今，他的“故园”经过数代变迁，经济上已经有了进步，但在另一方面，也一直在默默失去。
动荡的青年时代1948年，林贤治生于广东阳江一个乡村家庭，母亲生了很多小孩，只有他和三姐、四妹三个孩子得以存活。开过私塾并行医的父亲对他的教育问题要求极为严格，从小要求他读书、习字。读初中时，对政治毫不敏感的父亲将他的教育托付给被打成“右派”的语文老师谢绍祯，谢老师的“杂科”和古代文学课程深深吸引了他。他学到了胡适主张的“克读法”，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常到谢老师家学习诗文，感受他家中沙龙一般的人文气息。
读高中时，林贤治遇见了另一个“右派”老师梁永曦。梁老师的课堂鼓励开放性的思考和阅读，会让学生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等课本以外的内容。但却因为与梁老师的交往以及林贤治自己的三本诗文，这个高中生被举报，继而受到批判，成了少见的那种在高中时就要经常写思想汇报的人。有“工作组”找他谈话称：好在你没到18岁，照你的思想，到18岁的话要去监狱了。
1965年林贤治高中毕业，因为“思想问题”没办法进入大学，只好回到农村种地。正值“文革”前夜，农村的祥和情景早已被打破，山雨欲来的斗争氛围无处不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的“问题”又被村里人翻出写成大字报，把他类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中的“小邓拓”，批斗了两天一晚。
“上中农”的身份也成为林贤治身上另一颗“定时炸弹”。更何况，他家还有海外关系。运动后期，因为懂得家传的“岐黄之术”，林贤治在大队允许之下继承父亲的工作为村民看病。他对此并不感兴趣，就暂时把医生身份当作一种安稳的选择。在那间被用作乡间医院的小屋里，林贤治写下了一部书稿、一首长诗和11篇论文，将这些稿件藏在书桌夹层中。
1981年，林贤治被借调到广州的出版社。从“临时工”做起，开始了近40年的编辑生涯。来到广州，他终于有幸接触到大量政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著作，还有此前从未见过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可以尽兴地“带着自己的生命情感和个人色彩”去阅读、写作。意外的是，两年后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林贤治又因为“提倡现代派”而遭到批判，尽管风波很快过去，但这一切对他曾经脆弱的心理而言又是一次冲击。
经历了这一切，对于“独立写作”这件事，林贤治已经毫无感觉，他只知道自己是一个带着深刻生命经验和问题意识去读书的探索者。他甚至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研究者，只是受自己内心的支配在读书写作，带着问题去看书。他的编辑、写作，大量围绕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命运。无论是对鲁迅、萧红、胡风、巴金等人和问题的研究，还是对西方知识分子命运、苏东等问题的长期关注，对“黑五类”子女声音的记录，都是通过编书、写书，来不断进行对自身命运的探问。
乡村、女性和弱势群体林贤治的编辑和写作工作，几乎都是沿着“偶像”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中的两条路线进行的：《呐喊》讲的是农民的命运，《彷徨》主要讲知识分子的命运。他在2020年出版的新书《故园》，就是这样一本被称为“反田园诗”的作品。
林贤治新作《故园》。图/三鸣堂文化
“反田园诗”其实就是现实主义，林贤治称之为“忧郁的现实主义”。他在历经过那些巨大的风浪之后，曾一度想到，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一生安稳地做一个农民。这不是“凡尔赛体”的矫情，也不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种田园诗式的抒情。他对农村的怀念、对农村生活的讲述完全是建筑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处于不断的动荡、变动之中的农村生活，不是和平的、安静的，没有这个东西。”林贤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离开农村的林贤治仍然敏锐地观察到了农村发展之下的种种断裂：发展的是农民有了房屋、能够温饱，过上舒服些的日子，但另一方面、养老金匮乏、空心化、后代教育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早年的政治运动对农村的冲击早已使宗族社会发生断裂，改革开放后，宗族关系又被金钱关系所代替，充满温情的人际关系逐渐变得淡漠，农民骨子里的质朴与土地连结在一起的道德都在不断遭到破坏。
《故园》中记述的林贤治身边人的生命故事，母亲、父亲、三姐、四妹、老师、同乡、同学都成为他记述的对象。其中有人在运动中失去亲人，有人富有音乐才华却无法受到完整的教育，终生漂泊，还有人曾在“文革”中冒着危险帮他烧书。他记录事实，为这些人的命运喟叹，舒缓的叙述之下透着深深的共情。
在这些群体中，林贤治对女性问题有着超乎一般男性作者的敏感。父亲对母亲的平等态度，家中女性较多的现实，都让他对于女性易于进行换位思考。另一方面，他在农村生活时亲眼看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受到的限制。她们承受着家务、带孩子，被“悲剧性地消耗”，然后却因为疾病被夫家嫌弃，愤而吞药自杀。这一切都让林贤治深切感知到农村女性无援、无助的卑微地位。
林贤治仍然想念家乡和农村，因为如今他感到自己仿佛完全在生活之外——上班、看稿、读书的日子是脱离了社会的生活。当年在农村的日子虽然艰苦，但那才是真正“陷入生活里面”，这种生活用普希金的话说就是：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对于农村问题，林贤治还没有写够。他收集了100多本关于农村的书，打算经过研究之后，继续书写他在农村看到的一切。
小人物在写作上不依附于任何机构的林贤治，常年从事保留记忆、抢救“遗产”的写作。他承认这样的工作越来越难做，因为很多人对历史记忆出现了空白，甚至对同一件事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解读。对此，他觉得普及常识、公开信息、允许争论和尊重历史，是他能想到的“历史记忆正常化”的四种方式。
他观察了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脉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团结、利用、改造”的“单位人”到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自由人格，再到20世纪90年代受到的商业化影响，他始终认为批判性是知识分子身上必须保留的特征。面对商业化大潮侵蚀和学术“抱团”现象，他时刻保持警惕。他追求文体上的美，欣赏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海涅的政论和本雅明的文本，尼采的思想随笔。“他们非常自由，因为他们就忠实于自己的思想。”
这种独立性也体现在林贤治的编辑工作中。当编辑时，林贤治保持着他一以贯之的性格，温和背后有着毫不动摇的原则。他说自己宁可得罪作者，绝不得罪读者。他敢于退冯亦代、董乐山这样重量级的作者的稿件，但也会写下详尽的退稿信说明原因。有趣的是，说过实话后这些“大咖”不但不介意，还依然和他保持深厚交情。邵燕祥还曾经称他是“中国第一编辑”。
比起名人，林贤治更愿意把精力花在小人物身上。几年前更新博客时，林贤治会叫家人每隔两周把网络留言打印出来拿给他看。一次他发现了一条投稿留言，是一个40万字的来稿。自由来稿的质量一般都不高，但当他开始阅读后，却一口气读了几十页。后来他才得知，投稿人是生活在江苏的一个开油盐杂货店的农妇。林贤治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训练，作品却真正值得被人阅读。他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把这部作品的文字瑕疵修改至符合出版要求。
那次“投稿事件”令林贤治开始深入地自我拷问。他心中一直认为自己是同情小人物、和小人物站在一起的，对别人述说的时候也乐于如此表达。但这一次他开始反思：一开始的不重视，是否表示自己骨子里还是有轻视小人物的优越感？
如今，林贤治依旧过着规律的日子，退休后的他还继续到出版社工作。哪怕是节假日，他都会在上午11点左右起床，下午4点钟准时步行20分钟来到办公室，工作到晚上7点多钟，回家后继续读书、写作至凌晨3点。他大多数时候只愿和至交好友来往，不聚会、不扎堆，只过编稿、写作、逛书店的生活，乐此不疲。
不过，和十年前那个不碰电脑、写博客都要请别人代劳的自己相比，林贤治这些年还是努力跟上了时代，他学会了使用微信和简单的电脑打字，可以直接上网看新闻，最近最关注的问题就是美国大选。这种简单的生活尽管显得有些刻板，但对于曾经经历了太多精神动荡的林贤治而言，未尝不是一种他所梦想的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