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邓小平（1904～1997）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四川广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5岁入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 报主编。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1947年夏他们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1949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和刘伯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占领了云、贵、川、西康诸省，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此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7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任总书记的10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6～1963年，多次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收到显著的成效。由于“四人帮”的诬陷，1976年4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在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根据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他设计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并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不断开拓新局面。他大力支持和推动农村改革，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他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按照这个构想，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澳门也将在1999年底回归中国。他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他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从而经受住严重的考验，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以这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邓小平文选》（3卷）。

邓小平理论不是书斋里的学问， 而是实践着的哲学。小平同志的许多精辟论断，在已经跨入21世纪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重温小平经典语录，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一代伟人的深邃和睿智。 　　

语录一：“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

　　邓小平晚年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德顺认为：“‘真理是朴素的’，这是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向往和称道的理论境界。小平理论能迅速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和接受，与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只有走进人民群众才能青春常在，只有解决问题才能永葆生机，邓小平理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我们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 　　

语录二：“我是实事求是派”

　　1987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这样自我评价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1992年，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还第一次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连在一起，将之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种概括。1980年12月，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求真务实是在新形势下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进一步强调和落实。这告诫我们，即使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依然需要防止思想僵化、脱离实际。 　　

语录三：“发展才是硬道理”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一思想到后来被他归纳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才是硬道理”早已深入人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这一思想始终不渝的坚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以来，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在总结了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今天，“发展才是硬道理”依然不应发生任何动摇。 　　

语录四：“中国不能乱”

　　1989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同年3月，他又指出：“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问题，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社会利益格局变化剧烈，进一步做好稳定工作，从体制源头上化解不稳定因素，依然是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语录五：“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不搞争论，鼓励大胆试验和首创精神，最后“拿事实来说话”，这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思想，其核心就是加快发展。

　　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升级在即，发展机遇难得，一系列社会发展的难题需要破解。在这种情况下，机遇依然是稍纵即逝，发展依然是时不我待，依然需要在审慎稳妥地把握好宏观大局的前提下，发扬敢闯敢试的精神，依然需要突破思想的束缚、制度的藩篱和体制的枷锁，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语录六：“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1986年9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1988年9月，他又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共同富裕”原则和“两个大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积极采取措施，防止两极分化，缩小地区差距。 　　当前，我们已经开始面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至少是3.3∶1，地区间差距东、中、西是1∶0.7∶0.4。为此，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和精神，都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语录七：“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

　　1986年6月，邓小平提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同年9月，他又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印证了小平同志的科学论断。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每一次释放，都离不开政治体制上的“松绑”和“清障”；而政治体制上每一项重大进展，都会带来生产力的一次解放。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稳步推进。《求是》杂志曾刊文深刻地指出：“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 　　

语录八：“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还提出：“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1992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我们党的反腐力度在不断加大。从总体上看，这十几年来，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正逐步得到遏制，反腐败斗争正逐步走上标本兼治、注重治本的轨道。但也必须承认，目前腐败现象仍然严重，腐败正呈现出向高层蔓延、案值特别巨大、具有群体化特征等新的特点，切不可掉以轻心。 　　

语录九：“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1957年，邓小平提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到了1992年，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小平同志的这些教导，核心就是提醒全党，中国共产党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必须时刻注意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当前，党中央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而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必须将之作为“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抓紧抓好。 　　

语录十：“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同胞时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他创造性地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澳门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持续的繁荣。小平同志提出，也要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

　和平统一是我们的一贯立场，但绝非惟一的解决办法。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

语录十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们。

语录十二、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语录十三、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语录十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语录十五、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 语录十六、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小平的话在20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那么铿锵有力，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