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故居院内的铜像
“黄金小巷”名副其实的“小”,更贴切的词应该是“窄”,最窄的地方只有一米宽,仅容两人侧肩而过,走在里面,恍惚来到中国的江南雨巷,像苏州?像周庄?像同里?找不到确切的比照。中国的江南讲究青砖灰瓦,地面铺着亘古不变的青石板,两旁的斑驳老墙爬满苔藓,是纪晓岚说的“月光飞户穿屋角,照见霉苔半壁青”的冷寂。而布拉格的这条小巷是明黄色装饰,两旁房屋低矮,人在檐下经过,窗在头顶开合,看上去最多不过五六米长的巷子,走进去才发现曲折拐弯,每一处认为是尽头的地方,总会出现一条意想不到的小路把人拖走,着实悠长。
距离卡夫卡故居不远处是著名的卡夫卡咖啡馆(Café Franz Kafka),它建于1999年,卡夫卡去世65周年纪念日那天开业。其实,卡夫卡生前频频光顾的是希贝斯卡大街(Hybernska)的雅可咖啡馆(Café Arco)。卡夫卡是个矛盾重重的人,用眼下时髦的语言描述,他是个焦虑症候者,他坐在咖啡馆的每一分钟都在思考生命和归宿。他那么瘦,食量当然不大,咖啡馆为了照顾这位老顾客,每次在他点完咖啡后,都要送给他一小片布拉格烤面包片,这足够他一天食用。他也很少饮酒,对啤酒红酒伏特加都没有兴趣,这是区别于其他借酒催魂作家的一个显著标志。他长期埋头写作、不问世事的特立独行举动,很快引起一个女人的注意,她坐到卡夫卡对面,从桌子上拿起写好的纸稿阅读,卡夫卡写一页,她读一页—那是《变形记》的最后一章,卡夫卡思维混乱到极限的精华,没有谁能读懂,这个不速之客也不例外,于是,她悄悄地离开,心里印下了卡夫卡的影子。
这个女人是俄罗斯记者蜜列娜·洁森斯卡(Milena Jesenska),当她1919年再次来到布拉格、再次来到这家咖啡馆时,她的身份是一位银行家的妻子。这位比卡夫卡还要寂寞的女人在咖啡馆花掉整整2个月的时间阅读卡夫卡的手稿,第3个月的第一天,她很早就在他们习惯坐过的沙发上等待,偏偏那天卡夫卡感冒,躺在寓所里一声高一声低的咳嗽不止,蜜列娜离开之前通过酒侍留下一张便笺,上面写着:“2个月后,我不得不坦诚白地承认,我喜欢上了卡夫卡和卡夫卡的所有作品”。
人世间有很多阴错阳差让有情人抱憾终生,他们后来再也没有见面,所有的情感交流全部通过布拉格的绿色邮差,压抑的爱情也只能流露在笔端,对时局的看法,对艺术圈的嘲讽,对布拉格的感受,甚至包括对彼此身体的幻想,都在书来信往中渐渐消瘦。距离是一根无形的绳索,拉近后会有意想不到的喜悦和甜蜜,拉远后会产生情深似海的感悟—每个人总把心中最神圣的角落留给最遥远的人。而不善拉扯感情绳索的卡夫卡却把这根红丝绦拉断了, 1920年4月的一天深夜,年长13岁的卡夫卡坐在咖啡馆的幽暗灯影里,给蜜列娜写出最后一封信:“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你脸庞每一个部分的样子了,只有你离开咖啡桌一刹那的身影及衣饰历历在目。”随后,他们结束了这段浪漫邂逅,亚麻桌布下,两付旧刀叉。
旅馆对面的街角有一家花摊,每次走过都被大把大把的欧洲菊吸引,离开布拉格的前一天傍晚,我学那些买花人,从花桶里抽拣了一枝郁金香、一枝天堂鸟和一枝香水百合。店主是位蒙着黑色头巾的老妇人,收了我10欧元后,把最后一枝孤挺花送给我。我和她询问花的名字,她听不懂英语,但明白我的意思,在一块小纸片上认真地写上Amaryllis,首位大写字母A出奇的敦实,仿佛不远处圣尼古拉斯大教堂钟楼的尖顶—1770年,14岁的莫扎特在那里用管风琴演奏了他第一部歌剧《米特里达特》的主旋律,被布拉格人誉为神童,当莫扎特走出教堂,他收到的第一束花就是Amaryllis孤挺花。
查理大桥上正在画像的游客
查理大桥上的流浪艺人。
黄昏时分,游客逐渐散去,鸽子们在夕阳下翻飞翅膀回到巢穴,留给天空一片惊鸿艳影—鸽子的家大多在查理桥的桥墩下面。和其他欧洲古城,比如萨拉热窝,比如奥斯陆,比如伦敦一样,桥头每天都有一些流浪艺人在谋生,桥上的雕像见证流浪的辛酸,桥下的流水聆听痛楚的琴音。陈旧风化的桥栏恰如捷克颠沛流离的文化史,每一场思潮过后,总有更强的意识形态占领上层建筑,而这些街头艺术家似乎永远不曾感受时事的变迁,他们各有各的地盘,一块塑料雨布,一个黑色琴盒,每天收工时帽子里为数不多的零钱,反衬出布拉格另类生活的坚强。黄昏渐渐侵袭过来,伏尔塔瓦河水雾弥漫,说不清是燕子还是画眉的几只鸟,从对面的城堡飞过来,落在桥堍上吱吱喳喳。查理桥建于1357年9月7日,这个日子是当年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四世听从星象家的占卜决定的。查理四世早年留学巴黎,博学多才,尤其在语言方面天赋过人,他娶了一位法兰西公主回来登基,立志要让帝国繁荣强大。他建造了布拉格许许多多的宫殿城堡,是个典型的建筑型帝王。诗人里尔克极为佩服他,说布拉格之所以拥有史诗般壮丽的建筑,应该归功于这位皇帝。大桥全部30座圣人雕像中的右面第八座就是英俊有为的查理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