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采访本·拉登记者专访: 我是历史见证人
对于许多人来说,“战地记者”是一个充满神秘的职业,何况是一个终身以此为职业,在世界各地战场上摸爬滚打将近50年、并且荣获过普利策奖的老人。直到2年前,70多岁的阿内特都还在辗转于巴格达、阿富汗等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人们说,有战争的地方就会有彼得·阿内特的身影。
见到阿内特先生,才发现,这个面色红润、慈眉善目、身材发福的老人,和想象中“夺宝奇兵”哈里森·福特之类的幻影英雄形象差之悬远。直到他开玩笑地说“你的录音笔好像一个微型炸弹”,才让人感受到一点烟火弥漫的气息。
阿内特说,很多记者一生中参与过一两次战争报道,或许5年、6年的时间,然后他们觉得心满意足,结婚生子,转行,“我之所以有点特别,是因为我一辈子都在干这个。”对事业的全情投入,令他牺牲了曾有的天伦之乐,如今孤身一人。他相信:“任何战争都值得你用生命去报道,因为人们有权利知道真相。”也正是这种“决不牺牲新闻原则”的信念,使得阿内特饱受争议,不断受到斥责和威吓,还曾被炒过鱿鱼。二次海湾战争时,阿内特曾因未接受伊拉克电视台的采访,公开批评了美国的战争立场被解职。
采访当中,阿内特先生回忆了当年越战报道出生入死、惊心动魄的岁月,还与我们分享了他不可预测的精彩人生——包括与世界头号危险人物本·拉登的当面交锋。对于中国,他见证了3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伟大变迁,并期待这个东方古国成为21世纪影响全球的重要力量。
彼得·阿内特
彼得·阿内特(PeterArnett)先生是世界著名的战地记者,现已年逾七旬,他几乎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战争和国际冲突的报道之中。他是一位长期跟踪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的资深新闻记者。曾独家采访过萨达姆·侯赛因和本·拉登。
阿内特生于新西兰,曾在悉尼、曼谷等地媒体工作。1961年,他加盟了美联社,之后被派驻越南报道越战,一直工作了13年,直到1975年,他一共为美联社写了3000篇报道,被誉为越战中最好的记者。他也在1966年因越战的报道而获得了世界新闻业的最高奖项———普利策奖。
1981年,阿内特加入了当时新兴的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年后因为报道了第一次海湾战争而变得家喻户晓,这是电视史上第一次直播战争,阿内特赢得了当年的美国电视最高荣誉———艾美奖。
1994年,他出版了一本书《从战场上归来》,被《纽约时报》书评版评为当年年度图书。除了第一次、第二次海湾战争,他还报道了中东、拉美、中亚和非洲等地发生的战争和冲突。他还报道了萨拉热窝战争、车臣战争等地区冲突。他是西方媒体中第一个采访到本·拉登的记者。
彼得·阿内特至今一共获得了57项主要的新闻奖,并在美国、巴西等国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他于2007年3月出任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教授。《我怎么采访本·拉登》便是他在中国的所感所讲的精华,更有数十幅独家战地历史照片首次披露。本书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100具尸体的血水淹没我的脚踝”
问:作为一名终生以新闻记者为职业的人士,我想知道您对记者的定义是什么?对于战地记者又是怎么理解的?
答:我对记者角色的定位是一个“交流的中介”,是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互换信息的一个平台。至于战地记者,我相信战地记者是一个记者生涯所能抵达的职业巅峰。战争中,每一天都有士兵在你身边阵亡,交战双方的战争策略瞬息万变,时而英明时而糟糕透顶,每一个政策的调整都会影响历史,关乎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战争的耗费是惊人的,美国为越南战争付出了6千亿(6hundredbillion)美金。6千亿!越南战争是二战后历时最长、消耗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既然付出了那么高昂的代价,包括鲜血和金钱,世界各国的人们当然会关心前线所发生的一切,美国国内的人民当然有权利知道关于战争的任何真相。而记者就起到这样一个传播信息的关键性作用。
采写关于战争的故事,我认为是一个记者最重要的任务。历史就是被战争所驱动、所改变的,一战、二战、越战到海湾战争,当然也包括中国。3千年来你们的历史同样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战争。历史因战争而改变,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抱有的观点。
问:我很想知道,您第一次接受报道越南战争的任务时是什么样一种情形?说真的,犹豫过吗?
答:当一个年轻人第一次涉足新闻传媒领域时,没有人一开始就愿意当一个战地记者。战争的危险和残酷,人尽皆知。我第一次当记者是在新西兰一个乡村地区为一家农业报纸工作,那个时候我又怎么能预知将来在我32岁的时候能因为战争报道获得普利策奖?可以说我和在中国任何一个期望成为记者的年轻人专业起点相当。
我成为战地记者有些偶然,1961年加入美联社之后,我一直在印尼工作,还曾跟随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出访,然后又因为一篇关于印尼政府军事战略的分析报道被驱逐出境。1962年7月,我到了新加坡,我的主管突然对我说:彼得,我们现在派你去报道越南战争。你愿意去吗?我说,我愿意,过去的报道给予了我经验、自信和勇气。我当时还是单身,很有点“野心”,我听说那些在越南前线的同行们都出了名,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写出最具爆炸性的新闻,搞点大名堂出来。因此对于这项任务,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不要去,我知道前面会有木仓林弹雨什么的,但这些不足以让我愿意远离战场。当时越南战争已经愈演愈烈,所以我一直留了下来,长达13年。
问:您为报道越南战争做了什么准备?13年的报道过程中您认为哪些经验对于战地记者来说是最实用最重要的?
答:你说的“准备”如果是指需要带上的东西的话,那么包括结实的靴子、蚊帐、雨衣、医药箱、刀、吊床、毛毯、水壶、军装 等等,因为越南到处是茂密而潮湿的丛林。如果你指的是预先思考怎么报道战争,那我无可奉告。你所能依赖的只有过去的经验,包括采访沟通能力、信息搜集技巧等。除了亲临现场感受战争的巨大震撼之外,没人可以传授或者向别人讨教怎么报道,一切都要靠你在实地工作中自己摸索。即便是我给你上了20个学期的课,如果你从没亲临现场,又怎么会明白?这就像前线的战士,子弹从你头上飞过去,将领们命令开火回击,他们会想到怎么来教吗?不。如果你不自己学会,你就死定了。
当然,我的确也从别人那里得到过帮助,当时美联社西贡分社社长写了一本《游击战报道的要点》,里面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在越南你最好识水性；如果你听到一声不是从我方部队传来的木仓响,千万不要站起来寻找木仓声来源,第2木仓可能就打中你了；如果受到袭击,脸朝下靠腹部爬行；与军队同行时不要离纵队的排头兵太近,不要靠近播音员和救护人员,他们是敌方的主要袭击目标；尽量贴着指挥官,他的位置比较安全,也有助于获得信息……总之,“表现得像个战士,竭尽全力活命,千万别逞英雄”。还有“只报道,不判断”。
问:我听说在越南的13年里面,您时刻与死亡阴影相伴,但奇迹般从未受过伤,是真的吗?
答:13年之后,当我回首这一段越南往事,我才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我没被干掉,更从来没有在报道中受伤或者被抓捕,除了有一次遭到殴打之外。我曾设想过,或许我会被绑架,但这些本来似乎理当发生的事情,一次都没有出现,当时我想,好吧,一直干下去,直到有一天真的撞上不幸,但一切都顺利得超乎想象。
不过,在越南我的确每天都品尝到战争的血腥,有一名军官就在我的身旁被越南狙击手击中。1967年11月,我在一个高地上度过了最艰难的两天,我曾经绝望过,我一度目睹2颗250磅的炸弹从飞机上抛下来,以为那就是我的最后时刻,但第一颗在距离我藏身的地洞100米的地方爆炸,另外一颗距离我只有20米,但没有爆炸。还有一次,我登上了一架装载着尸体袋的飞机,袋子里面有100具士兵的尸体。我是唯一活着的乘客,当飞机急剧倾斜下降的时候,袋子里面渗出来的粘稠的血水,淹没了我的脚踝。
战地记者这份工作的危险性,也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恐怖到极点,根据有关统计,越南战争期间共有数千名记者被派往战争前线报道,但最后有60名记者为此殉职。你要是换个角度,从这个比例来看,其实危险性还不算特别大。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不是吗?哈哈。
本·拉登没有“个人魅力”可言
问:我想我们稍微把话题变得轻松一点,说说这份工作带来的乐趣好吗?或者说您采访过的VIP,哪一个给您的印象最深?
答:哈哈,是的,1977年我在哈瓦那为美联社采访了当时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他当时心情很不错,还有点顽皮,还向我挑战,要和我打一场拳击比赛；我也曾和巴基斯坦的前任美女总理贝·布托聊天,1961年我在雅加达遇到了伟大的喜剧演员卓别林。也包括后来采访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当然还有臭名昭著的本·拉登。
有些人你见面了才会知道和印象中不一样。比如萨达姆,1991年我见到萨达姆的时候,他正处于权利的顶峰,他西装笔挺,装容整洁,还打着时髦的花领带,看上去就像一个电影演员,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可怕的人非常亲切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可以问任何问题。
不过,要说我感觉最有意思的人,还是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阿拉法特,我总共采访过他3次,每次采访我都兴致盎然,他总是那么积极热心,乐于阐述他对于局势的看法和他的思想,也是一个很好客的主人,很友善。
问:我以为您要说本·拉登呢,他是您采访过的最重要的任务,“世界上第一个采访过本·拉登的记者”,这个头衔听上去怎么样?您和这些头面人物打交道,有没有什么心得?
答:本·拉登的确是最重要的采访对象。1997年3月,我和CNN采访组,通过本·拉登在伦敦的办事处,在阿富汗本·拉登隐匿的山洞里采访到了他本人,我们的采访也是他第一次上电视_———我们的成功部分得益于CNN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国际电视新闻网,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也是第一个采用电视直播报道战争的媒体,本·拉登对此心知肚明。
采访之前,本·拉登的手下用了6天的时间确认我和摄制组的身份,采访时不能戴表、皮带、甚至不能带笔,因为他们怕我们会用笔尖行凶,或者在衬衣、袖口的缝隙内藏针一类的东西。我们的身上还被装上了光反射装置,不管我们走到哪儿,他们都知道。本·拉登身材很高,大约有1.9米,满脸胡须,穿着白色长袍,外罩一件迷彩夹克。采访中他没有笑容,他的眼睛一直闪着犀利的光,并且从头至尾握着自动步木仓。他的特点是不许追问,基本上我们只能听他发布政策宣言,包括他的反美立场。刚开始我觉得他很像一个穆斯林牧师,比较温和,后来他的表情就越来越激动和愤怒,态度也显得非常强硬。
不过我得重申一句,一个最重要的采访对象,不等于一个有意思的采访对象。采访本·拉登的过程并不有趣,我还是比较喜欢阿拉法特,他比较有一种人格魅力,本·拉登没有任何“魅力”可言,他是一个屠戮者。
要说心得,我有一个教训:永远不要和你的采访者走得太近,保持一臂之遥,不要在工作之外发展不必要的私人关系,不要随便和他们吃饭什么的,特别是,别让他们左右你将要报道什么。永远保持独立性。决不出卖新闻原则。
问:不过,您也因为采访本·拉登,这样一个反美对象,遭到指责,事实上从越南战争开始,您所参与过的每一场战争当中,您的报道几乎都引起过争议?
答:是的,911事件发生后,人们才想到我关于本·拉登的采访。但可惜的是,本·拉登的那些恐吓,之前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后来我收到充满责备和敌意的邮件,人们认为我采访本·拉登是不爱国的表现。我也曾因为萨达姆的采访,遭到过猛烈抨击,甚至收到死亡恐吓。还有人把我描述成恶魔的化身,说我有超自然能力,比如头上长出绿色的角什么的,还有一位老人写了一篇文章说她家的所有植物在我播报新闻之后一夜死光。
类似的指责早在越南战争时期我就听到过很多次。一些新闻历史学家认为,对越南战争的报道是美国新闻史上的“黄金时期”的一部分,我不怀疑这一点。那么多普利策获奖者在越南战争中赢得荣誉是因为他们讲述了战争中发生的真实事件,而那些事情是军方曾经试图掩饰的。比如1968年,出于报复,美国士兵在米莱的一个村庄杀死了大约400个越南妇女和孩子。西摩·赫什关于“米莱屠杀”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杀人的士兵遭到了公开审讯。
在越南的时候我们总是听见有人对我们咆哮:“为什么你们不和美军合作?”“为什么要肆意抨击战争?”“为什么用诸如‘英勇善战’之类的词汇形容对手?”而我想强调的是,我是一名记者,我不反战、不反美、也不反共,我是历史的见证人,我的报道不会违背原则,我不希望隐瞒真相。
改革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意义重大
问:您曾经采访过《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也曾多次来中国,对中国印象如何?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何评价?
答: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频繁地来亚洲已经50年了,我亲眼目睹了曼谷、河内等中心城市的变迁,其中还有香港。1964年我在香港结了婚。1968年我父亲在香港度过了最后几个星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旧香港风景如画,人口稠密的街道、繁华的商店,和港湾的风帆渔船,都给人印象深刻。现在香港已经回归中国,成为中国开始书写世界传奇的重要前沿。
1972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当时是从河内转道北京回国。我在北京呆了3天,很少获准离开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酒店,我被禁止在北京任何地方拍照,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亲眼见到了红卫兵,还有人们随时携带“红宝书”的样子。1979年我随同联合国官员再度来到北京,见到了邓小平。那个时候他正在主持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他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是“社会主义不等于集体贫穷”,而正是邓小平理论让中国走向今天的繁荣富强。一连好几天我都看见他在开会,日理万机,他对记者非常亲切友好,我们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连五夜的官方晚餐,还去参观了故宫,还被允许四处走动拍照。最近几年来,我也经常因为学术活动去北京和新闻业人士交流,一次又一次看到北京日新月异的面貌。由于大型建筑和人口的扩增,北京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中国曾经在一段时间内陷入封闭,与西方世界隔绝开,1979年我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正在向世界开放大门,是邓小平打开了这扇国门。我对改革开放30年的评价是:中国从一个封闭、朝着错误路线发展的国家,逐步走向开放,沿着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这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次天翻地覆的改变。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非常棒,地震救援工作也显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21世纪中国更是变成影响世界格局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报纸不会因为网络而消亡”
问:从去年开始,您在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媒学院担任访问教授,您曾经带领一批孩子重返越南,还去了非洲,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次特殊的课程吗?
答:去年8月,我和一名老师,带着8名孩子们重返越南,呆了大约10天时间。学生们此行的目的是去实地体验去另一个国家报道新闻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每天的报道速度和报道量(成果发表在博客上面)。选择越南,是因为我对这个国家感情很深,不仅由于我早年的报道经历,也由于我娶了一个越南妻子。还有我对这个民族在饱经艰难之后重新踏上经济发展和国际化道路的敬意。
孩子们都对这次探险充满渴望,我们去了河内、顺化等地,从越南商业部的高级经济专家到普通路人,孩子们向他们提出了关于防止腐败,国民教育,经济增长,中越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他们也学到了很多教训,例如不要乱吃东西,提防小偷,小心交通路况,互相照顾等,也包括英语能力的重要性。
我也带他们参观了越战遗址,向他们描述当年的情形,胡志明市的战争博物馆里有当年各国殉职记者的图片,其中有很多是我的同事,他们的相片曾经出现在我课堂上的投影仪上,我希望这一幕在他们的记忆中长存。
这个学期我带了9个学生去非洲乌干达和加纳采访,我们拟定了10个课题,包括中非贸易往来、疾病预防,局部战乱、教育普及等。整个团队非常活跃,工作忙碌,我们甚至去了一些战争难民营,实际接触军队,3个星期以来,他们写的这些稿件,后来也在中国内地一些报纸上刊登了。我很高兴把他们都安全带回来了。
今年汕头大学派了8个学生去采访美国大选,时间长达3个月,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创意而大胆的点子,让孩子们在美国历史的一个拐点上介入报道,他们见证了奥巴马的当选,这种海外旅行对他们的锻炼非常大。
问:您觉得中国的学生和您接触过的同龄美国孩子有什么不同?比如他们受到的教育方式?
答:在我任教之前,在汕大执教的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片人、副总裁彼得·赫福德,曾经跟我谈到中国孩子的一些特点,例如精于在互联网上生存,生活被考试主宰,中国教育缺少“批判”、“怀疑”等美国学生习以为常的观念。彼得还提到这一代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受到宠爱等。我在中国的时间还不长,还无法系统地比较你们的教育体系、新闻学的培养方式,但我觉得彼得的观察是很准确的。
我只能教授孩子们一些基本的理念和技巧,比如准确的信息是新闻的关键；本地新闻对于公众利益的重要程度不亚于国际新闻,从事任何领域的新闻报道都能获得事业成就感等等。我的学生接受能力很快,勤于思考,经常在网上交流,我注意到一点,中国学生的写作基本功很不错,语言组织能力很强,他们学新闻写作时比美国学生似乎更容易上手,可能得益于早年的教育。
问:您是第一个通过电视报道战争的记者,当年海湾战争一役,让电视的优势彰显无遗。您对新闻业的发展趋势怎么看?传统报业如何面对网络的竞争?
答:我和我的学生也说过,通信技术的进步和全球主义的深化,使得记者在以往报到不多的区域如阿拉伯世界也能大展拳脚,这给发展中国家的记者带来了机会。如今每时每刻地球上发生的大事件都能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传遍整个世界。记者24小时都能报道,他们能带着便携式摄像机和卫星通讯装置走遍全球。BBC和CNN提出的24小时滚动播出,是一个突破性举措。不过对于公众来说,如何接受到这些讯息也是一个问题。网络让人变成“百事通”,不过没有人会在电脑前面坐一整天吧。起码就这一点来说,报纸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不会被替代的,在美国,传统报业的确变得被动,但也不是说报纸会因此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