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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新闻]一个职业体育人曲折的人生故事：Kermit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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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只看楼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0-07-07 0

一个职业体育人曲折的人生故事：Kermit之歌

Kermit

这个曾在比赛中阻截弄伤过Gale Sayers的男人过着最煎熬的生活，直到命运给了他最后一次让心灵安宁的机会

By Tom Friend

加利福尼亚州Iverside――这个曾经是职业球员的老人感觉到了3,000英里之外的地震，他跪着看没完没了的电视报道，急切地想知道是否他的未来突然之间变成了他的过去。他在废墟中寻找熟悉的面孔，但却以患上搏动性头痛而告终。他很害怕更多葬礼这个想法，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个晚上，他一身大汗地醒来，脑中闪现出了过去那杯从来没有喝下去的的咖啡，闪现出了将来永远也没有了孩子的空房子，他清楚再也没有比空荡荡的家更糟糕的了，而在那个家里空荡荡的时刻，没有哪个家比这个老职业球员的更空洞了。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已经离开了人间，而现在大地好像又要整个地吞噬掉他的第二个家，一次吞噬掉5个人。他没法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也没办法得到真实的消息，因为电话已被切断了，但他的直觉告诉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3个男孩和2个女孩――历史重演。他清楚如果他们被活埋了，他的心也死了，他会成为第一个死了两次的人。他料想他的讣告会是这样的：“前NFL明星，69岁，死于内疚。”他觉得他就会这么倒下了，他整个的不寻常的、痛苦的生活会像这样一幕幕在他眼前闪过。

驯服他的可怕怒火

你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孩子，50多年前，Kermit Alexander就是一个拥挤大家庭的所有好处的占有者、王冠上的明珠。他是Ebora和老Kermit的头生子，后来他们又有了10个孩子，但他7个妹妹和3个弟弟中没人有像他那样的仪表、敏捷、对他人的同情理解和未来。

Ebora是他许多优秀品质形成的原因，在1965年骚乱前，他们全家住在洛杉矶的沃茨区，但Ebora已经能够感觉到那里正在形成的紧张气氛。“邻里需要互相支持，”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的长子，她告诉她的孩子们。当他从学校慢跑回来时，她会告诉他放下书扶80岁的老太太去街上的小卖部买东西，在沃茨没有人会被漠不关心，尤其是孩子。她会随机地邀请一些孩子来吃饭，而不管自己已经有多少张嘴巴要吃饭。她的家是每个人的家，而Kermit成为了她的首个信徒。

这并不是说他没有需要责备的地方了，事实是，年轻的kermit有容易发怒的一面，而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他最擅长的体育运动也许是棒球，但他很早就发现橄榄球允许他打人而没有后果，他将这视为一种释放怒火的方式，然后，到了5年级时，在他的天主教青年组织球队里，他已经是最快的跑手、最纯的传球手和最野蛮的阻截手。他5’4的强壮驯马师爸爸观看了他的比赛，很快他就意识到成功要冲昏他儿子的头脑了。在一场季后赛中，一个裁判吹了他一个犯规，12岁的Kermit把球猛地扔向了裁判的脚上，他还扔掉了他的护齿、向一个队友大声嚷嚷、踢掉了一个头盔。老Kermit拉着他的一个袖子把他拖到了场边，把他按在板凳上然后开始发火了：“训练不是让你那样胡来的，你在让我难堪，给我坐着，坐到你能控制住你自己为止。”

还在小学时，小Kermit Alexander就被教育要经常帮助别人，但在橄榄球场上却性情暴躁

Ebora被这个违规举动震惊了，从那一刻起，年轻的Kermit知道怎么去控制他的脾气了：把脾气隐藏起来。下一次他脾气爆发是在三年后，处于青春期的Kermit已经开始在警察运动联盟打拳击，一个教练想看看Kermit是否能承受一记猛击，因此他指使一个比他大的拳手连续击打Kermit上腹部。教练命令Kermit到拳台角落接受挨打，每次Kermit设法逃避挨打时，那个比他大的拳手都会把他推回到围绳上然后继续出拳。教练点头让这些全发生了，然后当Kermit最终逃脱时，他把他的拳击手套扔向教练说：“我退出。”他在沃茨区到处跟踪那个比他大的拳手，跟了一星期，直到他看到一个讨回平衡的机会――然后差点把那个家伙打死了。“我想必打了他1000拳，”Kermit说。这个拳手的业余生涯就这么毁了，当教练召唤Kermit的父亲去讨论赔偿事宜时，老Kermit说：“这是你的错，你必须帮助这个年轻人，因为如果你不帮助他，他会成为一个杀手，他有天资成为一个真正、真正的好人或真正、真正的坏人，你不能做你已做的那些。”

但Kermit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不再大发脾气，永远不再发脾气了。他已经看到了狂怒会导致的后果，让他变得多么的邪恶。他停止了拳击，因为他害怕他也许会真的把某个人送入坟墓。他决定他就打橄榄球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模范市民。他辅导妹妹们做家庭作业，确保她们的男朋友会待她们好。在他的家庭里和沃茨区，他的角色变成了保护者和和事佬，他高中毕业被UCLA招入后在校园也扮演着这两个角色。Ebora的梦想成真了，她在仅仅16岁时就有了Kermit，而现在她的长子已经让他自己有点完美了，他们会早上一起喝咖啡，谈论拯救沃茨区，那之后呢――谁知道呢？――也许是拯救世界。

最左边的Kermit是一个大家庭最大的孩子，到高中时，他已经扮演着保护者的角色

与Lombardi、Halas和Sayers的较量

5年后，Kermit Alexander已是一名旧金山49人队的球员，在防守策略还是“我会给这个家伙补位，你给那个家伙补位”的年代，他是那种我们现在称之为一个“shutdown cornerback”式的球员，那时甚至还没专门防守两个下角侧翼的人，因此侧卫不得不在边线上下跑，这就是Kermit场上的位置。

（译者注：cornerback是橄榄球比赛防守中的侧卫，shutdown cornerback是指特别好的侧卫，他能封锁整个一条边线。）

一些联盟中的教练把他看作是一个猎取人头的蛮人――Vince Lombardi（译者注：传奇橄榄球教练）和George Halas（译者注：芝加哥熊队的创始人，当过总经理和主教练）是其中两个。在60年代中期的一个星期天，在绿湾包装工人队的边线，Kermit放倒了绿湾队的四分卫Bart Starr，然后传奇的Lombardi跑到球场上称呼Kermit为肮脏的球员，Kermit本能是要拔拳将Lombardi的嘴巴打的开花，他举起拳头时Ebora的话眏入了脑海：控制住，控制住，控制住。Kermit突然平静了下来，他只是说：“哦，伙计，离开我的场地，你的办公室在那儿。”

Kermit说49人队把他交易到洛杉矶公羊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这意味着他可以在他妈妈Ebora面前打球了

比赛后，还在念道Ebora话的Kermit对自己的一时口快感觉内疚，他找到了Lombardi。“对不起，教练。”他说，对此Lombardi回答：“不，是我错了，我不应该跑到场上。”所有一切都谅解了，但在Kermit的脑子里，这是一场恒久不变的战争：平静VS发怒，好人VS恶魔。

然后是1968年11月10日，那个赛季Kermit是联盟最佳阵容的一员，在芝加哥熊主场瑞格利球场举行的一场比赛中，熊队在让优雅的Gale Sayers带球跑动时犯了个错误，Kermit腾空向前面开路的锋卫扑过去，但锋卫猛地躲开了，Kermit就直直地飞向了Sayers的右膝――就在Sayers用这只腿作支撑腿时。

“他的膝盖断了，”Kermit说，“听到膝盖断了的声音真让人恶心。”

Sayers的腿就这么悬挂着了，Kermit听到了Sayers的嚎叫声，他帮忙把他拖到了场边，但在这个过程中，Kermit看到了Halas的怒目而视，把Sayers交给别人后，他说：“嘿，老头，把这个人带走，再送一个来，因为这个已经不中用了。”Halas在那一刻就直接咒骂上了。

比赛后，Kermit来到熊队更衣室向Sayers说对不起――更加内疚地。虽然如此，他还是受到了舆论的辱骂。Sayers那时已经是广受欢迎的球星，1971的电影《布莱恩之歌》又把他塑造成了偶像。这个电影用慢镜头播放了Kermit的撞击，并讲述了Brian Piccolo如何取代Sayers，并在死于癌症前照顾Sayers至康复。如果有什么人和那部电影中的一个恶棍相似的话，那就是Kermit。他收到了一个熊队球迷的死亡威胁；他不能让人忘记他这件事情。

1968年Kermit无意间撞伤了Gale Sayers的膝盖――然后在电影《布莱恩之歌》中，他成了反面角色

但他的49人队友更了解他，在他们更衣室里，很少有人能收到像Kermit那样的尊重。他会很高兴给队友看他的合同，这样他们就知道该要价多少，他也从来没有被管理层威胁过。直至今天，来之那支球队的球员都得为他们的收入而感谢他。

Kermit知道在他身体里的Ebora会促使他去帮助别人，事实上，他还是那个来自沃茨区的孩子，他说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是他被交易到洛杉矶公羊队的那一刻，因为从那之后他可以时时刻刻呆在家附近。他已离家在旧金山7个赛季了，但现在，在骚乱后，他可以去看看他的老邻居是什么样的情况了。

答案是：不是很好。

到处都是犯罪团伙，而且他们现在更暴力了，他们招募了初中甚至语文小学的学生入伙，到处寻衅闹事。如果一个小孩没父亲，瘸子会很乐意扮演父亲的角色，团伙成员会给小孩提供资金，借给他们汽车，让他们和瘸子发生性关系。Kermit和街上游荡的人谈话，他知道了为什么这些年幼的孩子会走入歧途。他和他的一个妹夫共同建立了一支Pop Warner球队，沃茨野猫队（译者注：Pop Warner，美国最大最悠久的青年橄榄球和啦啦队组织）。那些还在观望的孩子可以打橄榄球而不是去鬼混，Kermit甚至带他的球队去看公羊队的比赛，让他们看看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在70年代早期和中期，Kermit尽可能多地去看Pop Warner比赛――这能让孩子思想变纯洁――然后他发现了一个比其他任何人都出色的球员。这个孩子为洛杉矶中南部的另一支球队打球，而尽管这个球员只有8岁，还没4英尺高，但他不断地达阵得分。他比场上的其他人更敏捷、更有天性也更粗野，而且，坦率地说，他让Kermit想起了他自己，而当他看到那个孩子的脾气时，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拍于7年级的Tiequon Cox照片，他让Kermit想起了他自己

在一场比赛中，在一个糟糕的吹罚后，这个叫Tiequon Cox的孩子猛地砸了一下球，然后又捡起来扔向了裁判。因为一个队友错过了一次阻挡，他用拳猛击了这个队友的后背，并开始咒骂教练没有找更好的卫线球员。最后，他不得不被粗暴地拖离球场，一个看台上的人叫这个孩子闭嘴，Tiequon差点爬梯子上去和他打架了。

这深深触动了Kermit，20多年前，他也有过这种灾难，他的父亲用力把他拉出了球场。这个孩子也需要人干预，Kermit从看台上站起来大声说：“需要有人对那个孩子做点什么，他是太好的一个球员以致于变得那样了，有人应该帮帮他。”

每个人都点头同意，但每个人都袖手旁观，包括Kermit。如果Ebora也在看比赛，他说她会命令他走下看台到场上去，而他会说：“是，妈妈。”他会走到场边去帮助教练们，他会尽力和这个孩子做朋友，他会驾车带他去学校，让他在老师那里签名报到，他会变成他的良师益友，会带他去结识其他的职业球员，会每天都密切关注他。

但是，Kermit什么也没做。“我是一个明星，”他说，“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我所做的就是对此高谈阔论，我没有让他向任何人报到，我离开了。”

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糟糕的决定。

一个最杰出的妈妈的儿子

10年后，Kermit过着一种受人尊重的生活，他做过NFL球员协会的主席，做过高中橄榄球队的教练，做过当地的缓刑监督官。他是UCLA和L.A. Express广播电台的体育评论员，他和妻子生养了2个孩子，在业余时间继续做些乐善好施的事。

他没有住在沃茨，但也没有回避这个地方，他的妈妈仍旧把家安在那里。她和Kermit的爸爸在Kermit上大学时分开了，Alexander家的孩子一直在请求她搬去拉德拉高地或者西边的某个地方，但Ebora所有的朋友都在沃茨，而且她还是喜欢给邻里的孩子做花生酱三明治，她告诉人们说，她的热烈拥抱在那里对人很有帮助，她经受住了每个人让她搬家的困扰。

Kermit的妈妈Ebora Alexander

Kermit觉得这是他的义务每周至少去看他一次，因此每个星期五的早上他会溜进她的厨房要一杯咖啡。他们两个自从他上大学前就一直保持着这种约定，而Kermit离开时总是精神饱满的。

1984年夏天，全家终于真正高兴地让她在沃茨安家了，因为夏季奥运会在洛杉矶纪念体育场举行，离此仅30个街区。那年8月末，59岁的Ebora邀请她的几个外孙来过一个长周末，那样他们就可以沿着南花卉街一路走一路收集奥运会纪念章。现在就像老时光那样因为她的房子里非常热闹，Ebora的小女儿，24岁的Dietra早已住着前卧室，她34岁的残疾儿子Neal早就占据着后卧室，但Ebora外孙的到来――8岁的Damon、13岁的Damani和14岁的Ivan让房子再次变成了真正的家。Damon和Ivan是Kermit的妹妹Daphine的儿子，还有Damani是Kermit妹妹Gerry的儿子，在两姐妹晚上离开前，他们8个人会一起吃一顿愉快的晚餐。Ebora――每个人都叫她“Madee，”是“亲爱的妈妈”的简称――非常喜欢做女主人。

在8月29日，也就是奥运会闭幕式前2天，Kermit顺便来过，来看看这群人过的怎么样，他尤其记得那天他舍不得离开Ebora。他有个会要参加，在她陪他走到车里后，他又绕着街区开回来，看到她坐在前廊上。

“喂，走吧，”她告诉他，他试着走了，但再一次，在沿着南花卉街开出10个街区后，他又折了回来。

“你怎么了？”Ebora问。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Kermit回答。

“听着，我爱你，你去处理你的生意吧，晚些时候我会和你谈谈。”

然后她飞给他一个吻别。

大约在1984年，右数第4个的Ebora Alexander和她的7个女儿在一起

悲剧性转折

8月31日是星期五，这意味着Ebora会早早地在5点起床，煮上一壶咖啡，然后等Kermit过来。

大约5:30，她家的前门开了，进来一个错误的人――一个带着一把来福.木仓的18岁的陌生人，他走进Ebora的厨房，就在她从冰箱那里转过身来往咖啡里放奶油时，他朝她的脑袋开了3木仓。接着，他走进客房，在那里Damon和Damani睡在一张成对的单人床上，Damani已经被木仓声吵醒，在被木仓杀前，很明显他在试图爬到床底下去，Damon则永远也醒不来了，他在前额上被打了一木仓。这个闯入者然后走进下一个卧室杀了Dietra，她在脸上被打了一木仓时还睡在被窝里。

Ebora被邻居认为是“沃茨最好的女士”

就在那一刻，睡在大厅那边的Neel走进Dietra的房间猛地从后面扑向歹徒，在此期间14岁的Ivan躲进了洗手间，那里有一番搏斗，歹徒很明显狠狠地撞在了门边的一个红衣柜上，在警戒的第二个歹徒向他们用来逃跑的货车跑去，开木仓者拳击了Neel的脸之后跟着帮凶逃了。Neel从一个后门出去，找到电话拨通了他大哥的号码。

“Kermit，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他们做了什么？”

“为什么他们把妈妈搞得那样一团糟？”

“Neal，发生什么了？”

“妈妈被木仓击中了。”

“噢，我的天那，给警察打电话，我已经在路上了。”

Kermit不是第一个到达屠杀现场的，Ivan已经冲出洗手间给他的妈妈Daphine打电话，告诉她：“Madee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Daphine然后打给了她的姐妹Joan，她是JAG预备役部队的一名警官。到Joan到达时，房子已经被警戒了，她在试图挤过前门时被当地的新闻新闻摄像机挡住了。“这是我妈妈的房子！我有权利进去！”她向警察哭泣着说。她和其他的家庭成员然后被领到了警察总局，他们还没确定发生了什么事。

Kermit已经在警察局后面的一个房子了安慰着Neel，作为长子，Kermit被要求去辨认几乎无法辨别的尸体。Kerrmit还在茫然恍惚中，但他仍坚决地去扮演家庭的保护者…直到他真实地看到了家庭成员。

“Kermit的脸看上去是那样的可怕，那样的悲伤，”Joan说，“我知道发生了严重的事情，但我不清楚有多严重，然后他们说他们全死了，我像是说了‘他们全死了是什么意思？’我已经失去理解力了；我重重地击打着档案橱柜，而Kermit就是不说话。他坐在一张凳子上…我的大哥…而我只是看着他说，‘为什么？’我就尖叫着，我开始大哭起来。他是那样的痛苦，他甚至不来拥抱我，他的两个胳膊就像挂着一样。”

尽管那天早上的葬礼由他负责，在葬礼上他还是同样的迟钝，他坚持棺材保持封闭因为谋杀太残忍了。全家仍旧对为什么母亲的房子会成为攻击目标感到困惑，那些还活着的人想知道木仓手是否接下去会杀他们，Joan作为其中一个，开始面对着楼梯睡在地板上，在她的枕头下面还放着一把左轮手木仓。

Kermit无法回答他们中的任何人，Ebora一下葬，他开始每晚天黑后就消失了，他的家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永远也猜不到他去了哪里。

他在沃茨的街上游荡，寻找杀手。

Kermit 24岁的妹妹Dietra和他8岁的外甥Damon和13岁的外甥Damani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

在所有的是非之地寻找报仇

脾气回来了，他的父亲在30年前告诉拳击教练Kermit也许有能力杀了某个人，现在Kermit准备证明了。

他和他街上的朋友交谈，这些朋友也许听到过谁对Kermit的家人扣动了扳机，沃茨是一个紧凑形的社区，Kermit发现一个叫Rollin 60 Crips的黑帮的成员一直在吹嘘“打爆了一个婊.子的头。”

他说他“疯了，”他的头脑处于发热状态，他所有能想到的就是发生谋杀的那天早晨他睡过了头，杀手走进来时，他应该和Ebora在一起品尝咖啡，也许他也会被杀死，或者，也许他能赤手空拳救下他的母亲。

他买了一把手木仓，决定要一个一个地或两个两个地扫除Rollin 60s黑帮。“不计任何代价，” 他说，“这里再次变成了未开化的狂野西部，我处于一种暴怒之中，我表现的非常非常安静，但我确定我的生命已经结束了，我要除掉他们，这个过程中要么我全部杀了他们，要么我被杀，其他人不会再遭受他们的迫害了。”

他说他在街上游荡了6个月，一夜接一夜地寻找杀他母亲的杀手，他在那里长大，知道找谁要消息，有些消息他采用威胁的方式，有些他采用恳求的方式，有些他付钱买，但他找不到实施暴怒的对象。

最后，他接到一个在做少年缓刑监督官的高中同班同学的电话，一个年轻人承认那天早晨后把凶器藏起来了，那个年轻人没有杀人，但他知道是谁杀的人。

一个叫Tiequon Cox的人。

被内疚毁灭了

这个名字对Kermit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不能把这个名字和什么人联系起来，他没有认出这个名字。但这个消息被传递给了警察，而他们在Dietra房间的红衣柜上发现Cox的掌纹。

Tiequon Cox被逮捕并被指控制造了4人凶杀案，1985年末对他的审判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

在1985年末的审判中，详细资料披露了这个年轻人的生活轨迹。Cox曾被他的母亲Sondra虐待过，尽管他的律师在法庭上没有出具具体的细节，但他的少年报告――加上他母亲的被捕记录――显示他母亲曾经是个酒鬼和妓.女，在4岁时，他亲眼看见她试图杀了他的妹妹，在5岁时，他看到她用一把刀袭击一个警察，然后是8岁时――他打Pop Warner橄榄球比赛时的年龄――他的妈妈据说点燃了他奶奶的房子，那个房子是Cox一直住的地方。

到这个孩子上Horace Mann初中时，他加入了Rollin 60 Crips黑帮，这个肮脏的黑帮变成了他的新家。陪审团听到了所有的这些，他们听到Cox如何在9年级时辍学，然后他如何地抢劫了3个学生，并用一个拖把柄打其中的一个孩子；他们听到他如何拿木仓指着一个在校门外等待孩子的妈妈；他们听到他如何地偷了这个妈妈的汽车让警察在高速公路上追了30分钟，直到他撞上了一个电话杆。

他们听到控方描述Cox如何地陷入了一种暴力生活。他们听到18岁的他和另外2个黑帮成员如何受雇去谋杀一个沃茨的家庭。显然，一个女孩在当地一家酒吧的一场木仓击事件中瘫痪了，她家就起诉这家酒吧的老板，这个老板想摆脱诉讼，因此他雇佣黑帮成员去刺杀这个女孩的全家。酒吧老板把这个家庭的地址写在了一张纸上，但Cox和他的同伙看错了，因此他们闯入了错误的房子――Ebora Alexander的家。

Kermit会周期性地出现在法庭上，当他听着案件进行时，他用尽所有的力量控制住自己不跳过栏杆去揍这小子。控方强烈要求判处他死刑，而当Kermit家听到越来越多的关于Cox的生活时，Kermit的妹妹Mary――她帮助经营过Kermit的前Pop Warner球队――把她的哥哥拉到一边。

“你知道那个年轻人是谁？”她问。

Kermit一点也不知道。

“他是那个在Pop Warner比赛中经常惹麻烦的孩子，看看他做了什么！”

“噢，我的天哪。”

Kermit几乎窒息了，他想向当局自首，他在10年前忽视了这个孩子，而现在Cox向他心爱的4个人头上开木仓了。Kermit谴责着自己，他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上成了杀自己母亲的帮凶。“这个认识炙烤着我，”他说。

即使当Cox被判有罪送入圣昆丁州立监狱的死囚区时，Kermit也没有找到丝毫安慰。他的婚姻因为疏忽正处在失败之中，他处在离婚的边缘，他失去了电台的工作。甚至他的一些弟弟和妹妹也怀疑Ebora被谋杀是因为Kermit生意上的事，就在袭击发生前，Kermit退出了一个养马的合同，而他的一个妹夫听说在这个过程中他树下了敌人，虽然这和谋杀没有丝毫关系，但家人却对他指指点点，Kermit感觉自己像是个被遗弃的人。

Kermit要求他家人的棺材保持封闭，因为谋杀太残忍了

在80年代后期，他收拾行囊搬到一个小时路程外的加利福尼亚河滨，住在靠近他生病的父亲的地方。他永远没有机会和他母亲说再见了，他不想冒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在他父亲身上。他不停地在各处辅导青年队，盲目地一份接一份地换着工作，然而更糟的是，他仍旧被内疚折磨着，仍旧在责备自己没有理睬Pop Warner赛上的Cox。

“内疚让人不能正常生活，”他说，“当我母亲死了时，我生命中的灯光也熄灭了，作为一个人我已不复存在，我处在生活的底部，在一个孤岛上，尽力地想活下去，试图想弄明白我该怎么办。”

然后他接到了另一个Ebora打来的电话。

妈妈2.0版

她真实的名字叫Tami Clark，而且，他后来会认识到，她就像是他的母亲转世。Tami比他小20岁，她是那种生命中从来没遇到过一个陌生人的人中的一员，就像Ebora一样。她为在河滨北部5个小时路程的马姆莫斯湖的商会做慈善和志愿者工作，在1991年的夏天，她碰巧需要为七月四日美国独立日游行找一个指挥官。

她的一个朋友，前达拉斯牛仔队踢球手Efren Herrera向她建议了Kermit。

“谁？”Tami问，“他人好吗？”

她最终在电话上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Kermit也因为非常需要度个假这个唯一的目的接受了这个安排，因为他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家人可以一起去野餐。但当他一见到Tami，他就得感谢他的幸运之星。

在内心，她几乎和他一样心碎，她的婚姻很不幸，因而她埋头工作，但她也是一个隐藏心情的大师，她把听到Kermit的捧腹大笑作为她的一个任务。她能很快看出他有心堵的事，因此她对他唠叨不休，要求他在这里要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意，他问她要怎么打开房间里的微波炉，她开起了玩笑：“只要说‘噢...，宝贝，噢…，宝贝’”他笑得直不起腰来，然后想起这是自从谋杀发生以来他第一次笑，想起他生活中需要笑声。

游行后，他们各走各的路了，直到Kermit听到Tami已经搬到了附近的坦米库拉，而且正在办离婚。他们有了一个晚餐约会，这个晚餐约会导致了第二个晚餐约会，第二个又导致了第三个，Tami被挑起了兴趣。

一天晚上在家里看电视时，她偶然看到了电影《布莱恩之歌》，她很早就喜欢这部电影，因为里面的爱情故事，也因为她在Mike Singletary到芝加哥打球后不久就来到了贝勒，并不折不扣地成为了芝加哥熊队的一个球迷。但她从没太在意过里面的橄榄球镜头――直到一个穿39号球衣的球员出现在屏幕上弄断了Sayers的膝盖。

她蒙上了眼睛，然后打电话给Kermit：“Hi，我刚刚在看《布莱恩之歌》，你是那个撞击Gale Sayers的人吗？”

“嗯，是的。”

“我们结束了，不要再打电话给我。”然后她挂了电话。

她当然是在开玩笑――那就是Tami――但Kermit认为：“哦，不，倒霉事又来了。”他处在一个如此的黑暗心境中以致于他相信了她的话，在那个时刻他会相信任何事情的。他还记得因为撞击Sayers而收到的死亡威胁；这仍旧是他心中的一个痛。人们忘了是他把Sayers带出了球场，忘了他赛后去熊队的更衣室道歉。他给Tami回电话说：“Gale Sayers不会断了你我的关系的。”她开始咯咯地笑起来，终于，他开始了解这个女人了。

Tami Clark是谋杀案发生后第一个让Kermit笑的人，最终，他们约会了10年之久

到1992年底，尽管他们彼此之间还有一些隔阂，但他们已住在一起。他承认他们是很“亲密，但心不是很近，”而原因就是1984年8月31日发生的惨案。每次她问他母亲的事时他总是含糊地回答，她从不能得到直接的回答。他们去公共场所有人就会把她拉到一边说：“哦，天哪，我听到过你丈夫的事。”当然，他们还没结婚，但她的唯一反应会是：“你是说他的家庭？”

她开始去图书馆――这时互联网还没普及――搜索1984年以来的缩微胶片，她读了每篇文章然后发现自己在哭泣了。后来，她和Kermit在高速公路上驾车去看她在阿纳海姆的父母时说：“每次我们去某个地方，都有人问我你家庭的事，当有天你准备好了时，你能从头到尾地告诉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从没和家人之外的人讨论过那次谋杀――也没有打算过。他踩足油门，然后下了高速公路，她还以为他准备故意撞毁汽车并杀了他们两个，但他却猛地踩住了刹车并在一个荒废的停车场停了下来，然后他把所有的事都倒给他听了。

他的开场白是：“Ok，这次我准备都告诉你，你不准打断我或者提问题，因为这也许是我唯一一次讲这个故事。”4个多小时后，他讲完了，像一个孩子一样哭泣着。

这个时刻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在一起住了9年。开始，他们都厌恶结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Tami渴望他会给她带上一个戒指，但问题是，他仍旧和她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当她的继父过世时，他安慰她，而当他失去了父亲时，她也安慰他，但处在这些伤心事的创伤中，他们会去自己各自的角落。也许有点盲目，Tami还在希望他会向她打开心扉提议结婚，但Kermit不会这么做。他全神贯注地致力于快速致富的生意中，所有的生意都失败了，他退出后把时间花在了高尔夫球场上。到2001年时，他们已处在相反的两极了，Tami皈依了宗教，而身为牧师孙子的Kermit不能相信允许兽性发生在她母亲、妹妹和外甥身上的任何上帝，因此Tami搬出去了。

Kermit变成了一个流浪者，他搬家到俄克拉何马和人合作办了一个纯种赛马组织，主要原因是因为马曾经是他父亲的酷爱，现在马棚成了他拥有的家。但生意失败了，他打橄榄球挣来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他依旧是一个流落他乡的过客，靠开汽车为生，他甚至不能向出钱雇他的人作出承诺。他最后染上了难以摆脱的流感病菌――喉咙发痛、眼睛红红和干咳不止，这样维持了几个星期。他现在60岁了，这有潜在的危险。流感最后变成了肺炎，他实际上已经相信这是适合他的病，某种程度上这是他罪有应得的。他还没死，但他的眼光呆滞，所有他想做的就是睡觉。

于是，在一个晚上，Ebora出现在了他的梦中。

得而复失

也许是他服的感冒药起了作用，但Kermit坚持在睡觉时他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说她因为对他的状况感到难过而责备他，并督促他变回一个保护者、一个养家者，她还告诉他如果他不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就会活不过下一年。

Kermit马上想到了Tami，他在俄克拉何马期间，每隔2到3周他们会通一次电话，他经常想起她纯洁活力的声音能多么地让他快活起来。到如今，他要死在肺炎上，他在估计他的生命，他问自己：“我该对Tami怎么办呢？”他认识到1984年以来他最幸福的日子是和她一起过的日子，因此，在2003年的春天，他回到了河滨。

他们约定一起喝咖啡，而她带来了坏消息：她已经遇到了其他人。Kermit第二天凌晨4:30给她打电话，她能听出来他在哭，她问他还好吗，他说：“不…那个人向你求婚了吗？”Tami回答：“还没有。”但她很愤怒，她感觉到这对Kermit来说是个对手，“我一直在等你订婚，而你却等到直到我开始约会？”她问道。他告诉她他有了顿悟，他必须回来作出正确的决定。她告诉他他们以后再谈。

同一个春天，Tami承诺参加一个250英里的慈善骑自行车活动，她需要有人来训练她，她的男朋友不感兴趣，Kermit感兴趣。他们长时间地逗留在巴里斯湖畔，在小径上骑车，在公园长凳上聊天，他终于敞开了心扉，终于和她一起分担在Tiequon Cox上的内疚，他们的心重新联系在一起，尽管还不圆满。Tami深陷于宗教中，而Kermit仍旧无法相信任何的神灵。2003年9月，她告诉他她准备随一个基督教广播团体去海地，去看看她能否在那里做些有意义的事。

她离开了，没有带上他。

有时你不得不去远方寻找自我

Tami在海地一下飞机，她就能“闻到贫穷”，下水道系统是堵塞的，垃圾在开放的垃圾箱里腐烂，最要命的是，气温高达难以忍受的华氏90多度。

她注意到水源从马路旁的一个公共的河道流下去，看到猪和牛在里面洗澡，还看到一个男人在那里洗摩托车，小溪的更远处，他看到一个女人在用这水准备做饭，其他人还在这里洗澡，Tami不得不背过身去。

那里没有热带微风，只有阵阵的恶臭，她对自己说：“上帝，你选错了人，我不能改变这里，我也没什么可提供给这里，你需要个能开支票和雇佣建筑队的有钱人，上帝，我为什么在这儿？”

她的团队被带到了位于Titanyen的基督教组织“希望的使命”那里，她原本更不抱什么希望，但却被眼前的一切大吃一惊：1200个孩子穿着色彩协调的制服排队去学校。她被告知35美分就能为一个孩子每天提供一顿饭，她开始恢复信心了。组织的主管Brad Johnson带他们去一个远离主干道的四分之三英里高的小山，给他们看他希望能变成一个村庄的地方。在那个高度，看着加勒比海，Tami终于闻到了新鲜的空气，炎热和海风使她想起了她祖母在德克萨斯阿马里洛的家，在那里风车被用来发电。她问Johnson是否有人在“希望的使命”谈论过风车方案，他说有人刚刚讨论过，她的希望继续着：也许她能做点贡献。

Johnson带他们下山去“希望的使命”孤儿院，那里收养着47个无家可归的孩子，Tami不确定她会看到什么，直到――出乎意料地――一个大约5岁的瘦弱男孩走过来戳戳她的胳膊，他叫她“妈妈”。

Tami在去海地的旅行中遇到了Clifton

Tami吃惊的长大了嘴巴，她打量着这个叫Clifton的孩子，他称呼所有的女参观者为“妈妈”，而且，Tami已经是一个妈妈，她的第一次婚姻有一个23岁的女儿。但他继续戳她，继续叫她“我的妈妈”，一会儿Tami碰到Johnson时，她说她遇到了Clifton。

“是的，每个人都见过Clifton，”他大笑着说。

“哦，那就能解释了，”Tami说，“因为他不停地过来说他想让我做他的妈妈。”

“什么？他从没那么做过，你确定他是Clifton？”

Johnson请Tami指给他看她在谈论的孩子，她指向了Clifton，然后Clifton直直地向她跑过来，扑进她的怀里。Johnson惊呆了。

Tami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孩子的事，Johnson告诉她Clifton被带到他们孤儿院时都快死了，他严重营养不良，因为肚子有虫而肿胀，他还有疥疮，脚上和胳膊上都有，而他的头发不是掉了就是变成了橘黄色，因为他的头皮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色素，他的指甲不会长，他的牙齿也在腐烂，Johnson说他看起来像90岁的老人，有人说他活不过一个月了。

孤儿院最终护理Clifton恢复了健康，直到他又因为缺钙摔倒后摔断了股骨，但甚至在那时，他雌鹿式的眼睛和咧嘴大笑感染了每个人。到Tami出现时，他的健康已经稳定下来，她问她能否带他去城里让他在她住的酒店的游泳池里游泳。到她6天的访问日程要结束时，Tami和Clifton已经分不开了。

到了她要离开的那一天，Clifton拒绝看着她并开始大哭起来，Tami很心疼，她告诉他：“Clifton，看着我，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你要相信我。”

他没有回应她，甚至没有为她送行，他认为他再也看不到她了，认为她像其他人一样，从来没人再回来过海地，从来没人。

被一个勇敢的5岁孩子救了

当Tami回到美国时，Kermit在等她，他邀请她去巴里斯湖畔，让她坐在长凳上看着湖水――然后请求她嫁给他。

她的回答是NO，他无法相信这个事实，在他们分开前，她一直在期盼他给她的手指上戴上戒指，他想知道什么东西已经改变了。她提到了她去海地的这次旅行，告诉他她遇到了一个小男孩，那个小孩已经走入了她的心灵，她说她想让那个孩子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不论用何种方式，她想致力于给海地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带去风车。

她爱Kermit，但她需要他们意见一致。她开始向他描述Clifton――在她胳膊上轻轻地拍拍，叫她“我的妈妈”。她说：“Kermit，跟我去海地，我会把你介绍给Clifton，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这是你愿意做的事情，那时再向我求婚。”

5岁的Clifton“治愈了”Tami和Kermit的关系，并把他们永久地联系在一起

2004年1月，他们一起飞去了海地，当他们到达“希望的使命”时，Tami冲进去寻找Clifton，而Kermit在行李车旁焦虑地等待着，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小脑袋在房子的拐角处偷看着，这是一个男孩，看起来准备偷偷溜出孤儿院，一秒钟后，这个孩子从Kermit身边经过跑向一些在踢足球的孩子。

“Clifton！”Kermit喊道――不知怎么地，他猜这就是他。

Clifton立刻停下来，转过身，快速走过两步，跳进Kermit的怀中。

“这是那么的自然，这真是难以置信，”Kermit说，“我仅仅叫出了他的名字，预感他也许会停下来，说你好，握握我的手，但他就跳进了我的怀里，咧嘴笑着，像我们早就熟悉的那样喋喋不休地说着，这是最让人愉快舒适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刻我彻底地对过去放开了，我好了，我的心治愈了，我有了信心和勇气继续我的生活。”

“现在有了一个生存下去的理由。”

Tami和Kermit被告知Clifton一度因为营养不良而濒临死亡

速成家庭

2004年5月Kermit和Tami在巴里斯湖结婚了，他们飞到海地去度蜜月。

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去收养Clifton，Kermit准备不择手段地做成这件事。从遇见Clifton的那一刻起，每个早晨，他会在4点或者5点醒来做祈祷，他会闭上眼睛低声说：“我希望今天没有错失任何人…我不能错过一个人然后让他变成Tiequon Cox，求求你，上帝，不要让我错过Clifton，请不要让我再错过任何一个人。”

海地之行使Tami和Kermit走入了婚姻

他在所有方面都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Tami已让Kermit和她的牧师Tom Lance有了联系，Kermit重新开启了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1984年的事件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的单独谈话中，而Kermit也和他的9个弟弟妹妹和好了，他们也某种程度上能原谅Tiequon Cox了，到现在，这个杀手快40岁了，还在圣昆丁的死囚区，因为1988年刺伤原瘸子Stanley Tookie Williams和2000年7月试图从圣昆丁越狱――失败了――而在监狱里臭名昭著。但Kermit说他和一个监狱管教人员谈过，那人告诉他，经过这些年，Cox终于学会不那么暴力了。这个老职业球员不再热切地希望Cox被执行死刑，他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

他和Tami现在精神上已经同步了，到2004年底，他们已飞去海地6次，部分原因是去开始他们的项目：“风车运作”。但更多的是想成为Clifton的父母，让收养程序往前进行。然而很快遇到了障碍：Clifton是不可以被收养的。Johnson告诉夫妇俩“希望的使命”的目标是让孩子们变得强壮、收到教育、成为基督信徒和创造一个更能自给的海地社会，Tami和Kermit对此无法争辩，但他们要求留在这个孩子的生活中，他们每月寄给Clifton 300美元，给他买衣服，支付医疗费用。Clifton开始叫Kermit“我的爸爸”，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分开了。

唯一不好的是每次Kermit和Tami要离开时，Clifton会连续几个月地陷入一种严重的忧郁症，他不吃，他会生病。这对夫妇会尽力通过长途电话使他高兴起来，但在孤儿院电话很罕见，有一天Tami打通了Clifton一个行为榜样的手机――一个大约20岁，叫Thony Durand的孤儿――很幸运地发现那时Thony 和Clifton在一起踢足球，当Thony告诉Clifton是Tami和Kermit打给他的电话，这个男孩不断兴奋地重复着：“是为了我吗？是为了我吗？”Kermit开始哭了。

至此，孤儿院开始关注Clifton的情绪状态，有一天Johnson在美国，他拉Kermit到一边作了一次坦诚交谈。

“我必须请求你和Tami不要来了，”他说，“因为你们走后他会精神崩溃，这对他的健康有危险。”

Kermit强忍着感情。

“或者，”Johnson说，“你们就只好把他收养了。”

Kermit的心怦怦直跳，他跑着去给Tami打电话，她听到这条消息哭了，而他想要分雪茄。

他们要有一个儿子了。

速成家庭，只是更大了

收养的文书工作是没完没了的，无论如何他们还必须找到Clifton的母亲征得同意，他们知道她还活着，但她有可能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而且，海地的收养政策似乎像风向一样每次都会改变。到2005年，Clifton仍旧呆在孤儿院里。

但Kermit和Tami对收养非常坚决，并开始计划和Clifton的一起生活，他们在河滨的一条死胡同里找了一个带一个马厩和一个游泳池、有三个卧室的一层楼的房子，这不是一座精致或全新的房子，但这个房子有一个很大的后院，并有一个土篮球场。对一个从海地来的小孩来说，这看起来就和泰姬陵无异。

有一次他们去看Clifton，夫妇俩想为太子港附近的其他孤儿院送点食物和衣服，Clifton要求做他们的向导并直接把他们带到了在Cabaret的“慈善的撒马利亚人”孤儿院，在那里，他们注意到Clifton和4个孩子拥抱击掌：2个男孩，2个女孩。他们以前从没见过Clifton和其他孩子有如此亲密的关系，因此感到好奇的Kermit问他：“他们是谁？我们很愿意认识你的朋友。”

“他们不是我的朋友，”Clifton用他蹩脚的英语说，“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Tami和Kermit被这个回答震惊了，甚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孩子的存在。一会儿，他们中最大的男孩Jameson碰碰Tami的胳膊，问他们是否能和Clifton合个影。“因为你们要带他去美国了，”Jameson说，“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

4个Tami和Kermit甚至不知道存在的孩子要求和Clifton一起拍个照――他们是他的兄弟姐妹

Tami然后看看眼里含着流水的Kermit。

“我们不能这么做。”Kermit说。

“你是什么意思？”Tami问。

“我们要么全部带走他们，要么一个也不带。”他说。

“我知道，”她说，“他们彼此还很有感情。”

“那我们全部带走他们。”Kermit说。

“你是认真的吗？”

“我们全部带走他们。”

有人说了“速成”吗？好吧，不完全如此

21年前，Kermit失去了4个家人，现在他准备增加5个家人了。

他和Tami开始每2到3个月飞去一次海地，每次呆10天，疯狂地寻找孩子们的母亲，他们得到消息说她在一所教堂的收容所里，Tami说他们发现她时她躺着，“看起来几乎像着了魔…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老30岁。”这个女人因为疟疾而脑损伤了，然后他们了解到在她得病后Clifton和他的兄弟姐妹被送到了“慈善的撒马利亚人”孤儿院，Tami和Kermit尊敬地接近这个女人，请她同意他们收养。如果她有能力照顾5个孩子，事情也许会不同，但她似乎很激动地签了字。

时间慢慢地流逝着，每当收养似乎要取得进展时，总会出现一些严重的灾祸――要么飓风，要么是暴乱后的大选。Clifton在“希望的使命”被照顾的很好，但为了给其他4个孩子稳定的环境，Tami和Kermit只得把他们送进一个更高级的海地私立中学寄宿学校，四个人总共的花费是30,000美元一年，但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保姆照顾他们的生活，这是唯一能让这对夫妇安心的办法。

虽然如此，Kermit还是被一些事实鼓舞着，那就是无论何时他和Tami去海地探望，孩子们都会叫他们“妈妈”和“爸爸”，从来不叫别的。回到美国，他和Tami搬进了新家，并已经开始装修孩子们的卧室，计划着谁和谁同一个房间。他们知道他们还需要一张更长的餐桌，知道他们需要一辆客货车。Kermit喜欢所有这一切的预想，他会闭上眼睛想入非非着一个拥挤的家，就像他在那里长大的Ebora的家一样。他以前保护的9个兄弟姐妹告诉他，他们都支持他，他们希望他为3,000英里以外的5个孩子继续战斗。这让他心里暖暖的。

但等待是极为痛苦的，他们每个人都有工作来不让自己老想着这些折磨人的事――Kermit是河滨社区学院的一个感化工作人员，Tami继续做着慈善和募款工作。她还有一个赚钱的篮球生意――以前这为这对夫妇提供了丰厚的收入――但美国的经济衰退最终也影响到了Kermit和Tami，他们不得不让4个孩子退出海地私立中学，把他们送到了“孩子之家”，这是太子港的一家孤儿院，这有一个好的一面，能更让他们收养成功。

但这没有能让他们加快收养，这对夫妇对他们的收养律师感到失望，或者是对海地政府的不稳定感到失望，或者仅仅是被时间滴答滴答地流逝弄失望了。到2010年1月4日，Kermit就69岁了，但收养进展很小，希望渺茫，现状严峻。

然后是地球动了。

一场海地的暴乱让Tami和Kermit担心起（从左到右）Manoucheka、Semfia、Zachary和Jameson的生命安危

一场改变一切的可怕地震

今年1月12日下午初，Tami在15号州际公路上边开车边听着收音机，收音机里报道了一条特别的新闻，而接下来的15秒改变了她的世界。

海地发生了一场里氏7.0级的大地震，破坏严重，没有多少人死亡的报道。Tami记得她当时犹如“丢了魂，无法呼吸”。她给Kermit打电话，要他打开电视，就是那个时刻这个老职业球员认为他的生命结束了…第二次。

地震发生后，Kermit每天早上都在读《圣经》，他确信5个孩子都走了

她把车停进他们家的车道――他们孩子的家――然后他们拥抱在一起痛苦起来。他估计孩子们全死了，或者至少在太子港的4个孩子死了，那里离震中只有6英里。他和Tami 6周前还在海地，在和朋友一起吃饭时，她问过：“海地有过大地震吗？”得到的回答是“200年来没有过。”她终于放心了，因为那里的建筑非常差，墙上抹的水泥很疏松，也没有可依的建筑法规。海地人更担心抢劫、盗窃和飓风，因此，当地震消息传来时，他们忍不住假释了最坏的情况，300万人受灾的地方起初估计死亡50,000人，伤亡人员不得不估计得极端点。

Tami拨打了她所有知道的海地号码，但线路和信号都断了。他们不能就这么冲到海地去开始挖掘，他们并不富有，他们到海地的20多次旅行花光了他们大多数的积蓄，因此他们只能依靠朋友了解消息，了解谁死了，谁活着。

连着4天，Kermit一直呆在电视机前，他看到了可怕的情景，看到人们缺胳膊断腿地离开房子，他希望他的孩子没有这样受难，4天来，他无法入睡，他设想了5个葬礼和接着的第6个：他自己的葬礼。每天早上5:30，Kermit会坐在书房里或后门廊对自己说：“如果他们没有幸存下来，我还有什么用，我在他们身上有期待，他们是我的救世主，而如果他们不在了，我为什么还要留在世上？”

到了第4天，Tami终于打通了一个她主要联系的电话，她问他是否从任何政府部门听到过消息，他告诉她给他几个小时的时间打听一下。她和Kermit跪在地上等着，“然后他回电话了，”Tami记得，“他说，‘Tami，他们活着。’我就倒在地上大叫着，‘他们活着，他们活着。’”

一场大灾难的一个小好处

地震夺走了250,000人的生命，但Kermit和Tami低头为死者默哀的同时，他们也希望地震也许能为5个孩子的收养打开一扇窗口。

Tami打着电话四处走动着，或者在网上寻找消息，他们了解到来自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北部的立法委员们正在设法硬让各种孩子离开海地，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迹象。但更明朗的消息是来自地震发生3天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Janet Napolitano宣布美国会对早已在申请收养的孩子准予人道主义入境许可。

Tami和Kermit理解那是一张门票，他们打电话给国务院让全部5个孩子列在名单上，并开始疯狂地填写表格等书面工作。但几天后当他们进行核对时，发现电脑上找不到孩子的名字，他们很生气，他们重新提交了文书并向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委员Dianne Feinstein和Maxine Waters请求帮助。最后，在地震发生12天后，他们被告知孩子们会飞往佛罗里达。

他们做了飞去迎接他们的安排，但当Tami打电话给国务院去确认孩子的旅行签证是否办妥时，再一次发现5人中没人在旅行名单上，美国政府要求她重新提交文件，这意味着又一个星期的耽搁，Tami忍不住哭了起来，她再一次为她的情况申述，而这次国务院道歉了，他们说他们找到了4个孩子的旅行文件。

“只有4个？”Tami问道。

“是的，只有4个。”

那意味着其中一个孩子不会来，这个孩子仍将困在那个地方，那个疾病猖獗、躺满尸体、缺少食物和干净水的地方。

是Clifton。

地震后海地的毁灭景象

体会到了“没完没了”的含义

时间是关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一个荷兰小组草率地带着一群孩子飞离海地很是愤怒，为了防止贩卖儿童，海地政府计划限制所有离开海地的旅行，Clifton可能会无限期地被困在那个遭受严重破坏的地方，Tami告诉Kermit她也许需要飞去太子港亲自护送他出来。

她无法获悉他对这次打击会如何的失落，他的收养文件是最先被提交的，他是促使Tami和Kermit婚姻的催化剂，他给了Kermit再次生活的希望，他开启了所有的一切。而现在当他的兄弟姐妹已在机场时，他却在太子港的美国大使馆里前途未卜。

Tami早些时候得到了国土安全部一位高级官员的电话，但被告知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打，现在就是紧急时刻。她给这个官员打了电话，被告知Clifton的兄弟姐妹会在1月25日到达迈阿密，但在Clifton上，他需要更多的时间，也许是几天，Tami精神已经接近极限，海地仍旧有6级的余震，他们决定Kermit去迈阿密迎接4个孩子，而Tami一个有私人飞机的朋友会把她送到多米尼加共和国，从那里她再去太子港寻找Clifton并把他带回家。

但1小时后，国务院的一个女士打来电话：“你还在坐等吗，Tami？”

“我应该这样吗？”

“我只想让你知道你所有的孩子都在飞往奥兰多的飞机上，你需要去那里而不是迈阿密。”

“他们在一起吗？”

“不，4个在一架军用运输机上，Clifton在一架货机上，但他们都已在路上，去接你的孩子吧。”

Kermit和Tami已经准备好孩子们回家了，他们搬进了带一个马厩和一个游泳池、有三个卧室、位于河滨的一条死胡同里的一个一层楼的房子

那晚Kermit和Tami就搭乘一个熬夜航班出发，在26日早上8:30到达奥兰多，他们被护送到国土安全部建的一个临时办公室里，被盘问收养的意图，并被要求移交文件。美国政府已经收到警告，一些未被授权的平民试图抢夺走失的海地孩子并把他们带到家里，因此Tami和Kermit发现他们自己被锁定了6个小时。

到那天下午4点，他们最终被带到了一个很大的海关区，那里大约坐着100个人，其中大概40个是海地孩子，当这对夫妇踏入房间时，40个脑袋转向了他们。

然后他们听到了：“爸爸！”

最大的男孩，14岁的Jameson第一个看到了Kermit，片刻间，9岁的Semfia，这个最小的女孩跳进了Kermit的怀里，而10岁的Zachary，这个最小的男孩已经缠在了Kermit的腿上，Tami则被其余的孩子缠住了――16岁的最大的女孩Manoucheka和11岁的Clifton。

Kermit检查了一下孩子们是否有受伤，他看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确信他们看到的是真的，在拥抱他们时他大哭起来，国土安全部工作人员已经确信无疑了――他们是Kermit和Tami的孩子。

“这是1984年以来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Kermit说。

在地震发生2周后，孩子们安全抵达了奥兰多，Kermit新的一家终于团聚了

第二次微笑的机会

第二天，Alexander全家――全部7个人――飞回了加利福尼亚的家。他们不是有意要搞这个情景，但在奥兰多的候机室里，孩子们在Tami的身后排成一排，就像5只小鸭子跟在鸭妈妈身后一样，Kermit，这个骄傲的爸爸压后，咧嘴笑着数着前面的脑袋。

在回家前的一个晚上，孩子就已经开始讲他们苦难经历的片段，地震后，由于害怕余震，他们睡在露天中，自1月12日以来，他们还没洗过澡。在旅馆里，Tami问他们是否想要淋个热水浴，但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在海地，洗澡水永远是冷的，然后当他们淋了他们的第一个美国浴时，他们不想出来了，这是天堂，他们想接着淋第二个。

所有的舒适设施对他们来说都是新的，他们以前从来没坐过商用喷气飞机，很吃惊看到飞机上有盥洗室；他们也从来没有在真正的床垫上睡过，在海地，床都是硬纸板做的，或者就直接睡在地板的一堆衣服上。因此他们的首次住美国旅馆体验是一次甜蜜的文化冲击，而当他们深夜回到河滨死胡同里的新家时，带着第二天早上将会发生什么的好奇，他们在厚厚的床垫上短短几分钟内就睡着了。

当他们醒来环视房子时，他们欣喜若狂了。

“这是我们的？”Jameson问。

“这是你们的。”

孩子们走遍了每个房间，翻开了每个抽屉，每个柜子，他们摸遍了每件衣服，坐遍了每张椅子，打开了每个放满食物的橱柜，整个过程都大声嚷嚷着，“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

他们冲向开阔的后院，看到了篮球场、蹦床和游泳池，他们一整天都呆在这里，而当他们在外面时，Tami和Kermit恰好能偷看一下孩子们的房间，每张床都做的很好，“够他们蹦四分之一个世纪了。”Tami说。

一个拥挤的家庭――这正是Kermit喜欢的，从左到右是：Semfia、Clifton、 Zachary、Manoucheka、 Tami、 Kermit和Jameson

他们对于地震有许多的问题要问，但Tami和Kermit没有逼迫着问孩子们，他们推测孩子们准备好时会畅谈这些事的。最终，Clifton告诉他们，地震发生时，他正在踢足球，在听到其他孩子尖叫的同时，他只是简单地趴在地上。“许多人死了，”他说。

至于其他离震中更近的4个孩子，很幸运他们孤儿院的房子很结实，地震时Jameson和Zachary在外面打篮球，这真是上帝保佑。Manoucheka当时在育儿室里，她抱了几个婴儿就跑了出来，而Semfia正在吃饭，她不理解为什么她无法将匙子送到嘴里。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在家里安顿下来一周后，Kermit开始每天步行送孩子们去学校，不久，其他的孩子就邀请他们一起玩了，而他们也日益变得更美国化，他们喜欢比萨而不是花椰菜，他们骑自行车，他们着迷于滑旱冰，他们也熬夜。Semfia学会了《高中音乐剧》中的每一首歌，长大后她想成为歌剧中的女主角；Jameson想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每晚都和Tami一起做晚饭的Zachary打算做一名商人；Manoucheka想成为一名儿科医师；而Clifton有意做一个牧师，就像Kermit的祖父一样。

随着孩子们饮食和营养的提高，他们的身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Clifton在头两个月里长了1英寸，Semfia也许长了2英寸，而Jameson也许更是长了3英寸，他开始比每个人都高了。他们都沉醉于体育运动中，Semfia是一个暂露头角的足球运动员和短跑运动员，Manoucheka开始痴迷于排球，至于男孩子们，篮球――不是足球――开始成为他们大谈特谈的常规运动，Clifton支持Kobe，Jameson和Zachary更喜欢LeBron，他们三个甚至开始在后院打一场想象中的湖人－骑士总决赛。

Kermit也给他们看了他在49人队的集锦，他很喜欢他们不知道Gale Sayers和George Halas是谁。他也第一次看Clifton吃棉花糖――这个男孩对为什么棉花糖会消失在他的嘴巴里感到很困惑――这让他再次想起了Tiequon Cox，Clifton是Kermit的人格重建，是他生命的第二次机会，这个老职业球员不会再错失这次机会了。

每天早上，在其他人还在睡觉时，他会在5:30起来，默默地想念Ebora，早上5点30分是他们过去一起喝咖啡的时间，现在每天拂晓他会和她聊天并感谢她让他现有的这一切成为了现实，因为他知道是她让这一切发生的。

他只想成为像她那样的父母，而且，在每个那些5:30的默默思念中，他会祈祷自己能成为孩子们的坚强后盾，就像1984年以前他曾经是的那样。他和他的妈妈过去常为拯救世界而顶嘴，而现在他至少有个机会拯救自己，他拯救了5个孩子，或者也许是5个孩子拯救了他，无论是两者中的哪一种，他的房子里现在满是人，而没有什么比一个充实的家更好的了。

他希望有一天孩子们也能对他有他对Ebora的那种感觉，但这不能是压出来的，这必须是他们自己感觉出来的。

然后地球又动了。

在复活节下午3点左右，离他们家南部几个小时路程外的北下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一场7.2级的地震，房子下面的大地振动着，Kermit跳了起来，他害怕孩子们会歇斯底里般地回想起可怕的情景，他冲出去看他们在哪里，然后发现他们中的4个在外面打篮球，完全没有觉察到地震，他们甚至没有感觉到一丝丝的跳动。

只有他的大女儿Manoucheka在里面感觉到了房子的摇晃，她跑进Kermit的怀里问他：“你害怕吗，爸爸？”

“不，我们会没事的。”

“如果你没事，我就没事，”她出了一口气说。

然后两个人都坐到了沙发上，接着她又回去写她的日记了，Kermit凝视着前方，他能听到其他孩子的尖叫和打球声。现在他心中已完全没有了负罪感，每个人都安然无恙，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