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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迷惑赋予了“暧昧”无尽的杀伤力，在任何时候，暧昧的东西都极度致命。
——题记
“多难”的历史孕育着压抑的国人，五千年的压抑落实到国产文艺片身上就化作了普遍的悲情流露。几乎内地所有文艺片都是边缘化的，所关注的对象永远都有着一段悲惨的经历，他们或被社会抛弃，或被现实残害，在大银幕上遍体鳞伤地寻找着虚无缥缈的新生，但最后却多以失落告终。当然，在指责社会与时代的同时也永远不会忘记表彰个体在极端环境下的坚韧与顽强。可以说这几乎就是国产文艺片长久以来的公式之一，《观音山》同样也没有走出这个热衷于表现“边缘人物”的怪圈。
除了“多难”的国人与生俱来的悲剧意识在作祟外，“边缘人群”有利于作者最大限度地制造戏剧冲突也是众多内地导演选择他们的关键。《观音山》中三个迷茫的青年与一个遭遇丧子之痛的母亲共同搭起了一个多难的戏台，一段段凄惨的往事逐一亮相，演绎着那些原本健全的心灵被逐步摧毁的历程。而如今的他们，只能在纷乱的现实下孤独迷茫地游荡在喧嚣闹市，尽情宣泄着消极颓废的情绪。在这样的剧情建置下一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向结局，一条是重新找回人生的方向，从而突显精神的顽强；另一条则是通过毁灭来抨击现实的残酷。《观音山》选择的是第一条路，但遗憾的是导演用了一种极其做作的方式来讲述这个精神重建的过程，并且最终自己也成了一个迷路的人。
作为一个女性导演，为了能够感性地表达三位主人公的迷茫，李玉在影片的前半段动用了大量的“象征物”来描绘青春的悸动，诸如行走在铁轨上的迷茫、感情纠葛时的火车穿山、以及夜店里的狂野摇滚等等。这些桥段接二连三地频繁出现，为的只是刻意传达出一种迷茫的情绪。这种“寄情于物”的抒情方式可以说是极其感性，但也极不讨巧。对于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或许会一针见血直刺人心，但对于没有相关体验的人来说简直就是隔靴搔痒，符号化的象征物与这类观众之间自然而然地有了一层难以捅破的隔膜。伴随着情绪渲染的加重，这层隔膜渐渐地演变成了一种矫情的做作；伴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份矫情持续恶化，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伪文艺的噩梦。
伪文艺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的迷惑性，落实到《观音山》中就是对于“宗教救赎”的运用。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国人是普遍缺乏明确宗教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人在寻求心灵寄托的时候经常可以随口蹦出“上帝保佑”与“阿弥陀佛”两个词，哪个顺口就说哪个。《观音山》中有一幕讲的就是三位青年扮作天使、大谈上帝哄女房东开心的事，然而当故事发展到后半段时，这三个青年居然诚心诚意地致力于重建佛教寺庙，最后也是在寺庙中完成了心灵的重塑。再算上后来加入的女房东，四个没有明确信仰的人在一部文艺片中接受宗教洗礼，并最终达到了自我救赎的目的，而这种洗礼对于宗教信仰混乱的人来说根本就不具有说服力。
事实上，宗教在《观音山》中仅仅是导演故弄玄虚、无力收尾时所使用的工具。李玉导演在青春的悸动情绪上陷得太深，几乎没有时间去刻画人物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借助一个精神上的外力帮忙的话，那些颓废、消极的负面情绪就会像匀速直线运动一样持续下去，在矫情的平面上无限做作。然而偏偏李玉对宗教本身的认识又不深，就只能随便找来一些大的道理解救主人公的心灵。结尾时女房东消失在了观音山之中，只留下了一句“孤单不是永远，在一起才是永远”回响于影院。这个所谓的“半开放式”结局从短期的剧情需要上来看确实达到了“解脱”的目的，但是一旦沿着这个结局去联想主人公今后的旅途，那无异于是一次心灵的重创。
佛教认为人生的苦痛乃人自身的“五蕴炽盛”，唯有进入“自性空”的境界彻底平静，才是解脱之道。影片中的女房东便是达到了“空”境界，从而走出了自己的人生苦难。那么这三位与她同行的迷失青年呢？假如我们沿着剧情设想下去就会发现，经过了这次旅途后，他们必然是以僧人的指引才获得解脱的，在解脱的同时也意味着放下了“色、受、想、行、识”，从而失去了日后在尘世中昂扬的精神斗志。如此一来，“观音山”就成了一个不包含“重建”的救赎过程，是一种避世的消极心态，难道这就是他们重获新生后得来的残酷青春吗？对于这个问题，《观音山》没有给出明确的结局与答案，这种做法恰恰体现了导演自己的迷失。既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那么在之前大篇幅颓废情绪的渲染下，整部影片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次无病呻吟的伪文艺之旅。（反之，若他们的解脱与宗教洗礼无关，那么修庙等宗教意义上的行为就是彻头彻尾的装逼，同样也是伪文艺，且性质更加恶劣。）马克思曾经将宗教比喻成鸦片，在李玉的镜头下，宗教的确被她当成了鸦片在使唤，通过精神上的麻醉来治愈那些没有坚定信仰的人。这种行为也是她潜意识中悲剧意识的体现。
除了导演在影片“心灵重建”主题上的迷失外，整部影片对于“残酷青春”的态度也十分暧昧。剧情简介里说这三位青年是高考落榜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但是影片中并没有明确给出这个伤痛来源，他们在影片中直观体现出的年龄反而更像一群大龄无业青年。他们在夜店迷茫地搞着地下摇滚、在铁轨上试图卧轨殉情、私自把房东的积蓄拿去赔钱，这一切真的都可以因为“青春的悸动”而被理解成理所应当的吗？难道就因为自己遭遇过种种家庭的不幸，这一切就可以解释成残酷浪漫吗？这种在“边缘青春”问题上暧昧不清的表现是导演在创作过程中的又一次迷失，对于青春这个东西《观音山》根本就没有认真的思考过，这还能算是合格的文艺片吗？
真正优秀的文艺片至少应当具备一种情怀，立足于现实，回首过去，也眺望未来，它与观众之间所产生的共鸣是发生在精神上的，而不是情绪上的。对于边缘题材的文艺片来说更应该注重这一点，暧昧的消极情绪无异于一次彻头彻尾的精神谋杀。 [/size][/fo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