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第一面，看着她浑身洋溢着的青春气息，我的心砰然一抖，似沙漠中发现了绿洲。
其实她并不怎么美丽，只是身材比较匀称而已。一身运动休闲装，活脱脱一个体育系的大学生。然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师范毕业实习生。
我来这所学校已近六年，十九岁便当上了小我四五岁的孩子们的“王”。一来本校老教师居多，制度严格;二来在学生面前总得摆出成熟稳重的架子。因此，上学时那个活泼好动、口无遮拦的我渐渐地失踪，已然成了一位文质彬彬的“小学究”。可是我知道，那不是自己的本来面貌。一种回归自我的欲望时刻贮藏在潜意识里，如火山深处即将喷发的岩浆。
见到了她，我莫名地感到亲切，虽然彼此并未曾谋面，虽然她的容貌并不让人过目不忘。
后来得知，其实她只小我两岁。小我两岁的她对人总是一脸灿烂，大她两岁的我与她面对时常常面红耳赤，我并不是一个内向的人。
学校正却一名语文教师，她顶了缺。全校六名语文教师，共用一张大办公桌，一边三人，相对而坐。我与她同在一面，各占一边，中间是一位资历最老的教师，文科教研组长。
她热情、爽朗，不几天便与同事们相当融洽。她还喜欢唱歌，人少的时候，常常边哼歌曲边工作。曾有一段时间，我总盼望那位教研组长去上课，而我和她都没有课。那时，我便可以不太拘束地与她探讨问题了。敏感的我亦觉得，她也由此想法。因为，从经验上讲，我毕竟已有五六年的教龄，更多的时候，是她向我的请教。逐渐的，我们之间的话题多了起来。有时，也难免探身绕开“组长”进行探讨，或者开几句蹩脚的玩笑。再后来，那位尊敬的组长有时会故意离去，到别的地方办公。我一阵欣喜，以为一切都会如愿以偿的发展下去。
在一些诸如开会等较庄重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朝她瞅上几眼，总希望得到她的响应，感受一下她含情一颦的娇羞。然而她是那样的端庄，那样的精力集中，似乎并没有觉察到我暗送的不太显山露水的“秋波”。对此，我又失望。疑惑不定的心态开始折磨着我。
下课或者活动的时候，我会邀请她打羽毛球，倒是有叫必应。打球时，我边教她，也让着她，设法让她开心，并掌握适度，不让她累着。
那时候，办公室对我来说几乎是“死气沉沉”，同事们除了工作，不是庄稼收成便是家长里短。自从她的到来，带来了歌声，也带来了活力。虽然这些变化与周围一贯的气氛有点不协调，但她并不拘束，依旧轻声的哼唱，不影响自己的工作，其他老师也并不反感。也许，他们内心对青春与活力的企盼也被激活，有时也会跟着哼唱一些老歌。而我呢，音乐本来就是自己的特长。刚刚工作时便自费买了录音机，工作之余常常听歌，或是自娱自乐地唱几段。此时，“久旱逢甘霖”，在看到大家其实挺乐意接受这种变化，便开始“肆无忌惮”地发挥特长。有时，我们会同哼唱一首曲子，也有时，他唱几句，我接几句，如此往复，一唱一和，其乐融融。下午第二节课后，别的老师一边休息一边唠家常，我们便可以稍稍放开声音歌唱，甚至拿着歌书，一首一首的“温习”了。
“五一”过后，“非典”以铺天盖地之势向农村袭来。村里都设置了关卡，专门负责阻止或登记不明身份和从外地归来的本地人。在学校，除了大力宣传“防非”知识外，每个教室办公室等都一天喷两次消毒水。而且，原来集中办公的形式也改成分散办公了。
有一天，我发觉自己头稍微发热，也许是轻度发烧。在那个特殊时期，人人为“非典”而自危。我虽相信自己不会无端被感染，可即使这一点小小的“征兆”，我也因此而不再主动去接触她。真正爱一个人时，看待她的生命也许胜过自己的生命。我是一个重情之人，我会为了她的绝对安全克制自己。然而，一连两三天，我看不出她有丝毫反常，还是一如既往的开心快乐，说说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