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用我们熟悉的话语系统表述如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安全机关与伺机进行破坏的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最终将他们一举歼灭。”如果让长在红旗下的导演来拍，指不定会如何主旋律。但身为香港导演的麦庄，意图再明显不过：对于这个故事，他们感兴趣的是它的壳——谍战的类型，而不是它内在的意识。
所以《听风者》呈现出一种时代的疏离感。片头字幕“1949年”就是聪明的一棋，虽然这一年在历史上笼统地作为一个节点，但前后半年城头的大王旗变换，政治、文化、民生、语言系统都被一道分水岭划过，避而不谈确切的时间界限，便可以让随后的故事背景蒙上一层“不知有汉”的暧昧性。
同样模糊时代的还有美术和服装，无论是繁华的大上海，还是秘密的701机关，无论是街头的民众，还是党组织的工作人员，从布景、道具到服装，都没有明确的符号指认这是“解放后”，完全不是我们在过去影视作品里熟悉的对“新中国”的表现习惯。大上海的十里洋场宛如民国繁盛时，701机关除了神秘一点看不到任何政治色彩，街头并无列宁装、中山装的踪影，几个主角更是爱穿啥穿啥。它既非民国，也不像“新中国”，说它是一个抽离的时代并不为过。
语言也是避重就轻。用略带亲昵的“老蒋”代替敌我分明的“国民党”；不说贬义的“国民党特务”，而称“蒋家的特工”；不用立场明确的“新中国”，而用更加中性的“国家”。一整套革命话语体系在不知不觉间淡化。通篇没有看到周迅、王学兵等“共产党人”表过姿态，喊过口号，他们干间谍就好像打份工。周迅跟“重庆”一帮人打牌一场，你是国我是共，她轻描淡写地说，“大家都是找口饭吃”。这真是只有香港人才写得出来的台词，也折射香港人特有的打工仔心态——连特首也是“我会做好呢份工”，谁不是混口饭吃呢。国与共斗啊斗，香港人站在中间，“大家各为其主，不过打份工罢了。”多妙。
这一切的去时代化、去政治化，都服务于人物的暧昧性，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肯定主角到底是哪一边的人。他们的政治立场此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任务的完成，以及这过程中你来我往兵来将挡产生的戏剧性。所谓两大阵营对垒，麦庄根本就是当警匪片来拍。谍战的新瓶里，装的还是他们最爱的老酒类型。
我因此欣赏麦庄的努力。将一个先天受到限制的故事最大程度地为己所用。但越是努力，越在高潮段落证明这些努力始终还是徒劳。
对“重庆”的大反击，交叉剪辑中，由会场的五星红旗开始——这也是片中第一次出现明确的意识形态符号，暗示了这一场戏将会主旋律到触目惊心。接着“解放军”首长的讲话，也是片中第一次用到“正统”的习惯性表述：“新中国”。所有之前的避免、淡化这一刻都颇具反讽意味地“晚节不保”了，在对“重庆”一帮人的追剿中，个中爆发的旗帜鲜明的政治意识，我无力赘述。这是我有限的观影经验中，第一次看到非左派的香港导演拍出围杀国民党的场面。而现在，已经是2012年。
有“意思”的是，这帮“反动派”由香港演员出演：方平、吴家丽、林威，另一边的“红色派”则是王学兵领军的大陆演员。细细解读其中的意识，便会知道Casting上并不是巧合。
这场戏晚节不保的原因，也许是大家都“理解”的意识形态审查。身为革命历史题材，一路语焉不详，到最后要求必须敌我分明。但正因为如此，才更感觉悲哀。我不愿意用“投诚”来形容这场戏给我的观感，因为了解中间有多少创作的无奈。但那一刻瞠目结舌时不禁想，这会是香港导演们的一个转折点吗？
这种转变，正值《无间道》十年，不妨来做个对比。
两部片里，梁朝伟的重要“道具”都是摩斯密码。《无间道》中，摩斯密码传递的是香港黑社会犯罪信息，《听风者》中，摩斯密码用于共产党获取敌方机密。
同样是梁朝伟的敬礼，陈永仁在黑暗的小巷里向叶警司（香港警察）敬礼，何兵在光天化日下向张学宁（共产党烈士）敬礼。前者独自一个人，后者被包围在集体中；前者身份模糊，后者政治正确。从这个角度来看，何兵就像被招安了的陈永仁。十年间，一个敬礼的面目全非，不管出自创作者的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令人唏嘘。
说到底，制度下的电影人何尝不是“听风者”。听的是电影局的风，听的是意识形态的风。跟《画皮2》一样，男主角都戳目明志（爱），背后的比喻，是不是对中国电影的现状冇眼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