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很多研究电影的朋友以及老师都相当不喜欢这部电影。听说北影的郝建老师曾被强行要求必须在课堂上讲一下蜘蛛侠，结果郝建老师说，非要我讲也可以，不过要多加一千块钱(*^__^*) ……
说实话我倒是挺喜欢这部电影的，我倒不是非想从美学或内涵上替它辩护什么，事实上也没什么可辩护的。就像我也很喜欢威尔史密斯的《全民超人汉考克》，我认为这两部电影都是很好的文本，用来证明超级英雄片的确是一种类型，而且其逻辑结构已经越发明显。
在很早以前，当我因为替一本杂志写文章而完整地看了一遍《超人》系列和《蜘蛛侠》系列后，我注意到，这两个系列虽然有着不同的主角和不同的故事，却有着完全一样的结构。
在《超人1》里，超人作为孤儿被一对农场主夫妇收养；幼年的超人发现自己拥有超能力并滥用自己的超能力去泡妞，被他的养父批评并指出他应该用他的力量帮助别人；超人拥有双重身份，一面是懦弱善良的普通人，一面是无敌的超人；邪恶的反派要求超人做出选择，是救无辜的民众还是自己的女友（反派往不同的方向各发射了两颗导弹）。在《蜘蛛侠1》里，情节是一致的：蜘蛛侠作为孤儿被叔叔婶婶收养；蜘蛛侠拥有超能力后滥用自己的力量并被叔叔教育（作为一种加强，叔叔用生命将自己的教育变成了强大的道德律令，永远留在蜘蛛侠内心之中）；蜘蛛侠拥有双重身份；反派绿魔同样要求蜘蛛侠选择救一校车的无辜儿童，还是救自己的女友。
在《超人2》里，路易斯识破了超人的双重身份，超人不得不在两个身份之间做出选择。超人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超能力，选择与路易斯长相厮守。然而邪恶的反派出现，超人再次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于是恢复了自己的超能力，并抹除了路易斯的记忆。在《蜘蛛侠2》中，蜘蛛侠也深受双重身份的折磨，并最终为了玛丽简而放弃了自己的超能力。但他同样再次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于是他又拒绝了玛丽简，重新获得了超能力。
在《超人3》里，超人由于受到放射性物质的影响，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他肆意破坏，成为反派的帮凶。影片最后超人分裂成了两人，一个是西装革履的克拉克，一个是不驯服的邪恶超人，两人进行了一场战斗，克拉克最终战胜了超人。而《蜘蛛侠3》也是如此，蜘蛛侠被外星生物寄生，他变得自私、暴戾，为了复仇而试图杀死沙人。同样在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教堂里，蜘蛛侠借着教堂钟声赶走了外星生物。
在这个过程中，反复出现一组组对立项：孤儿（个人）与家庭、欲望与责任、超级英雄与普通人、女友与大众、放纵与文明。
如果进一步抽象，所有对立项都可以总结为一组对立项：一种个人主义的选择与一种集体主义的选择。
这对矛盾，被融合进超级英雄的身上，使得他成为调和这对矛盾的中间项。
按照列维·斯特劳斯对南美神话的考察，他认为“神话思维总是从对某些对立有所意识，然后发展到对这些对立逐步进行调和”（《结构人类学1》第十一章《神话的结构》206页）。
如何调和呢？进行一种隐喻性的转化，从一对无法被调和的二元对立结构，转化成一组可以包容一个中间项的三联体结构。比如，如果要调和“生与死”的矛盾，那么就把“生”转化成“农业”，把“死”转化成“战争”，那么在农业与战争之间，就可以包容一个中间过渡项“狩猎”了。
如果我们承认好莱坞的西部片是一种类型片，反映了一定的西部神话，并认为牛仔本身调和了蛮荒与小镇、自由与秩序、野蛮与文明的对立。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反对，超级英雄片同样具备这种鲜明的类型结构。
而且，以这个结构反过头来再去检验其他超级英雄电影，可以清楚地从任意剧情中抽象出这种对立结构。比如《蝙蝠侠》系列、《刀锋战士》系列、《X战警》系列和《地狱男爵》系列。
尤其是后三部，它们与《超人》、《蜘蛛侠》和《蝙蝠侠》不一样，影片中的超级英雄没有双重身份作为一种调和与掩饰，于是故事中的超级英雄都要承受一种个人主义选择和集体主义选择之间矛盾的直接冲突。
表现为故事，则是片中的超级英雄同时被邪恶阵营和普通大众所排斥，但超级英雄又两者皆是。
刀锋战士是半人半吸血鬼，X战警本身就是变种人，地狱男爵是来自地狱里的恶魔之子。他们的对手全是他们自身的反大众一面（邪恶的吸血鬼、邪恶的变种人、邪恶的恶魔）。
二元对立结构、以及超级英雄作为调和这对矛盾的中间过渡项，在这里面尤为的明显。
而我之所以喜欢《全民超人汉考克》，其原因也无非是这部电影以一种充满自觉意识和戏谑的手法，将这些结构凸显了出来并进行了嘲笑。比如，故事里提到超级英雄必定是孤独的（孤儿），因为一旦他们找到女性伴侣，他们的超能力便会消失；又或者，原本不自律的超级英雄，当他穿上一套紧身衣制服后，他就慢慢学会了不再放纵自己。
这种感觉让我很舒服，因为它在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所以我会喜欢这部电影。
而这部《超凡蜘蛛侠》则在另一个层面上验证了我的观点。
列维·斯特劳斯提到，“神话的目的是提供一个逻辑模式，以便解决某种矛盾”，但“如果这种矛盾是实在的话，那么这项任务是无法完成的”（211页）。
所以，为了不断达到调节矛盾的功能，“神话将会螺旋式地发展，直到为它催生的智能冲动耗尽为止”（211页）。
这种发展便是，“极点上的两项之一和那个中间项被一个新的三联体所取代”（206页）。
简单解释，就是作为调和矛盾的中间项，已经无法继续让人信服地缓和这组对立关系了，于是，中间项与它所调和的两个极端项中的任意一项，组成一对新的对立关系，并由此产生一个新的中间项。
还是以生与死为例。生与死是初始对立项，它们被转化成一个三联体“农业、狩猎、战争”，其中狩猎是农业与战争的中间项。当狩猎无法继续调和二者矛盾时，狩猎与农业形成一组新的对立项，并被转化成第二组三联体：“草食性动物、食腐肉动物、猎食性动物”。其中草食性动物是农业的隐喻，猎食性动物是狩猎的隐喻，而食腐肉动物是二者新的中间项。
毫无疑问，西部片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如果说，《关山飞渡》、《搜索者》、《原野奇侠》里的西部牛仔，都是在罪犯与文明人、印第安人与白人、牛仔与农夫、木仓与锄头、蛮荒（或远山）与小镇之间进行调和。那么，《正午》则是西部英雄与大众组成了一组新的对立结构，而警长的妻子成为了调和二者矛盾的新中间项。而《赤胆屠龙》则是西部英雄与野蛮的犯罪者之间的一组新对立项，一个有前科的女赌徒（她最后爱上了警长）则成为了这组矛盾的新中间项。
超级英雄片也有这样一个转化，开启这场转化的电影是诺兰的《黑暗骑士》，而扎克·施耐德的《守望者》则继续延续了这种转化。在这些片子里，大众、超级英雄和超级坏蛋这三者，形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三联体结构。
原本超级英雄只需要调和大众（一种集体主义选择）和超级坏蛋（一种个人主义选择）之间的矛盾就可以了。但在这些片子里，超级英雄要与大众形成一组新的对立结构、超级英雄要与超级坏蛋形成一组新的对立结构。
双面人象征着在大众与小丑之间一种调和失败的产物，蝙蝠侠通过将自己与大众完全对立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对立项，来掩饰这种失败。
而《守望者》则采取与《黑暗骑士》完全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守望者》的核心预言讲的其实是，超级英雄为了缓和自己与大众的矛盾，通过制造一个“超级坏蛋”与大众形成对立，来缓和自己与大众的对立关系。
总之，不管是《黑暗骑士》也好、《守望者》也好，超级英雄与大众的矛盾关系都成为了一组新的矛盾。
而这种变化则鲜明地反映在《超凡蜘蛛侠》中。
在这部新作中，原版蜘蛛侠对于自己双重身份的痛苦被最大程度地消解掉了，作为英雄与作为个人的选择问题也不存在了（至少是淡化了，最后蜘蛛侠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该毁约就得毁约。”就把老版蜘蛛侠与老版超人一辈子都没解决的矛盾化解了）
在新作中，反复渲染的却是超级英雄与大众的关系。
第一组三联体是：警察（父亲）、女友（女儿）、蜘蛛侠（男友）。
蜘蛛侠与警察的矛盾在老版的蜘蛛侠里不存在，老版蜘蛛侠唯一反映出的蜘蛛侠与大众的对立，仅仅是报社老板用报纸不痛不痒地抨击蜘蛛侠。
但在新版里，蜘蛛侠与警察的冲突简直成为了蜘蛛侠与蜥蜴魔的矛盾之外叙事里最强的一对冲突了。以至于蜘蛛侠大战蜥蜴魔之前，先要与警察展开一段大战。
最能体现这组对立的是警长的一句台词：他戴面具，而我戴警徽。而这对矛盾最终靠着蜘蛛侠的女友同时是警长的女儿，作为一个中间项而化解了。
第二组三联体则是为了修补第一组三联体而进行的美化：建筑工人（父亲）、小孩（儿子）、蜘蛛侠。
在这一组三联体里，蜘蛛侠与大众的关系则让人充满了感动。蜘蛛侠先是拯救了建筑工人的儿子（同时，值得指出的是，蜘蛛侠先是脱下面具获得小孩的信任，又通过让小孩戴上面具而使得小孩产生了勇气）。
然后，当蜘蛛侠被代表大众法律的警察击伤腿后，同样是代表大众的建筑工人们，用自己的大吊车组成了空中的桥梁，保护蜘蛛侠一路奔向目的地。
于是我们发现第二组三联体完全是出于修复第一组三联体而发挥自己的功能。
相似的分析还可以进行很多。比如原版蜘蛛侠的吐丝能力是个人的超能力，而新版的吐丝能力则是源于一种大众的科技化力量；原版蜘蛛侠是一个普通人，机缘巧合之下获得超能力，而新版蜘蛛侠的父亲本身就是这项基因技术的发明人，这使得蜘蛛侠获得超能力有种必然性。
因此我对新版蜘蛛侠怀有很大的欢迎和兴趣，并且异常期待它的第二部诞生。如果第二部新版蜘蛛侠继续印证我的观点的正确性，那么我们有理由说，超级英雄电影是继好莱坞西部片后，最有生命力和结构最完整的新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