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兰
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人在欢庆抗战胜利的同时，也开始对站前以及战时的汉奸行为进行清算。军事法庭的审判，彻底改变了两位在中日历史长河中浮沉的女子的命运。
其中一个是集日本间谍与前清格格于一身“东方女魔”川岛芳子，她被判处死刑但却被传闻以替身顶罪逃脱。另一个就是成长于中国并伪装成中国人，在银幕上充当“中日亲善”代言人的日本女子李香兰。她们风华绝代，却都无力左右自己所处的历史和政治时代，被卷入到国家政治的洪流之中，身世浮沉。
和川岛芳子不同，李香兰并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活动，而是配合日本当局宣传“日满（伪满洲国）、日华亲善”政策，在歌唱和电影事业等“软性”文化方面发挥自己的影响。1945年伪满洲国灭亡之后，李香兰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在她的苏联好友柳芭的帮助下，她向法庭出具了能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户籍誊本，遂被遣送回国。户籍中的名字、日本人“山口淑子”是如何成为李香兰的呢？老上海七大女歌星、影星“李香兰”的神话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呢？
李香兰在北京
一、身在他乡为异客
1920年，在日本满铁会社所属的抚顺煤矿任职的日本人山口文雄喜得一女，取名为山口淑子（Yoshiko Yamaguchi），同年他带着妻女迁往抚顺。山口文雄的父亲是一位酷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礼仪都很仰慕，山口本人也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比较尊重。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山口淑子从小就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自幼由父亲教授中文。
13岁的时候，李香兰随全家移居奉天（即沈阳市），投奔民国时期著名的军政要人李际春，李收山口淑子为干女儿，并为她取名李香兰。有人曾认为，作为一个日本女人，她取名“香兰”（在古典诗词中，“兰”始终含有真、善、美的传统意味）是为了取悦中国人，获得政治宣传的优势。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李”是随李际春的姓，“香兰”则是她父亲山口文雄的俳号。
1934年，李香兰被父亲送往北京的潘毓桂的家中寄居，在翊教女子中学就读，为了融入中国女学生之中，她开始有意识地隐瞒自己的日本人身份。这段生活历练，使她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事方面都和一般的中国人毫无二致。然而，双重身份始终让山口淑子感到痛苦，这种身份焦虑注定要伴随她在中国演艺生涯的始终。《李香兰》的作者藤原作弥曾这样评价李香兰，“她在祖国日本和成长地中国之间的夹缝里受到命运捉弄，度过了非常苦恼的青春岁月。”
1933年，山口淑子以“李香兰”的艺名，参加了“满洲新歌曲”选拔赛。她之所以能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她是俄国前宫廷歌剧演员勃多列夫夫人的弟子，在声乐方面接受了扎实的花腔女高音训练，这要归功于她所结识的终生贵人、好友柳芭的引荐。由于“满洲新歌曲”的成名，李香兰便在她父亲的好友山家亨的帮助下，于1938年顺利进入了“满洲映画协会”，出演《蜜月快车》，原先的计划是担任配音工作，却阴差阳错地担纲了影片的主演，由此开始了她的电影表演生涯。
多年后记者质问李香兰，是否从一开始进入演艺圈，就是山家亨等日本人所精心设计的阴谋，让她充当中日亲善的先力军？李香兰对此矢口否认：“完全不是你说的那样。你总把事情想到坏处去。‘满洲新歌曲’的初衷是想善意地挖掘那些被埋没了的中国民谣，我还记得有个叫做神原的指挥家非常努力地为这些民谣谱曲，他采用西洋的管弦乐作曲法，在民谣中加入西洋的旋律，然后把它们推广开来。”而误入电影圈方面，山家亨是否刻意隐瞒让她担任主演的计划，以配音哄骗她参演呢？这样的猜疑也让天真的李香兰一笑置之：“你可真是个坏人啊（笑）！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支那之夜》摄制组在苏州虎丘留影
二、一入“政途”深似海
“满映”作为日伪的国策公司，明确践行着“以日满同心同德为道义，以东亚和平之理想为真正的精神义务，平时担有满洲国精神建国的重大责任……即与日本紧密配合，借助电影进行内外的思想战、宣传战！”无论李香兰是否存在主观意图，她在满映的演艺活动，都蒙上了替伪满洲国进行政治宣传的色彩。
在满映与日本东宝公司合拍的“大陆三部曲”（《白兰之歌》（1938）、《支那之夜》（1940）和《热沙的誓言》（1940），均与日本人长谷川一合作）系列中，她总是扮演服膺于日本男人的中国女子，《白兰之歌》里她与相爱的日本留学生男友一起对抗表哥带领的“残暴的”游击队，最后死在了游击队的炮弹下，关东军为这对中日情侣竖起了纪念碑，号召满洲国民向他们学习。《支那之夜》里同样极为形象地表现着李香兰扮演的中国女子如何在日本男人的“淫威”下一心一意的爱，她在被日本男人扇了一次耳光后，反而爱上了对方，日本男人对她所说的“一个人走路会遇到危险，今后你不许离开我半步”种种，都表露着统治与臣服的政治寓意。后来在上海，面对记者质问“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出演这种侮辱中国人的电影”，李香兰回答道：“我犯了错，我非常后悔，请大家原谅我。以后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这段真诚的告白竟当场奏效，赢取了热烈的掌声。
《万世流芳》剧照：导演卜万苍与主演李香兰
不过无论是《迎春花》等满映自产作品还是与日本国内公司合作的“大陆三部曲”，对中国观众的影响都极为有限，真正使她被上海和全国观众所知晓的，是她在《万世流芳》（1943）中的亮相，李香兰在片中饰演了纯真的卖糖姑娘，劝诫国人远离鸦片。为了扩大李香兰的影响力，当局动用了高占非、陈云裳等上海当红明星陪衬李香兰，更灌录大量由其演唱的主题曲《卖糖歌》及插曲《戒烟歌》的唱片，行销国内，在舆论上也以“国际明星”大加造势。影片由日本人川喜多长政掌控的上海中华电影公司与满映合作拍摄，该片能拍成，也因日方和中方影人能各取所需，日本人可以通过日本武士帮助林则徐抗击英军的剧情达到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对抗英美的政治意图，而中方导演卜万苍、马徐维邦和朱石麟又试图借抵御英军入侵的故事情节来暗寓抗日。影片的民族情绪受到沦陷区中国观众的热捧，令日本当局始料未及，据说影片拷贝还送入了后方的重庆和延安，国共两党的政要都曾观摩。
1945年6月，李香兰在上海举办了自己为期3天的独唱音乐会，大光明大戏院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夜来香幻想曲》演唱会也成为她歌唱生涯的巅峰。当时，她的银幕神话和公众形象中，“中国人”、“北京姑娘”等字眼，完全掩盖了她的日本人身份，观众对她寄寓了很深的民族感情。但时局的变化注定会令李香兰神话走下神坛，1945年日本战败，李香兰出示了日籍身份证明，她被遣返日本并恢复了本名山口淑子。在“离别的布鲁斯”声中，这一股风华绝代的“夜来香”告别中国，再不敢问“何日君再来”。
战后上海媒体报道李香兰的“间谍嫌疑”
三、息声息影——香兰已死，淑子再生
回日本后，山口淑子继续从事演艺事业，她先后在民众艺术剧场从事舞台剧演出，也在松竹公司的《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1948）、新东宝的《拂晓的逃脱》（1950）等影片中有精彩的演出。尽管她刻意逃离和回避自己战前的经历，有意疏远和中国的联系，她仍被邀请到香港拍摄影片。从1953年的《天上人间》起，她连续出演了《金瓶梅》（1955）、《神秘美人》、《一夜风流》（1957）这四部香港影片。然而对于这一时期的拍片经历，她本人都不愿过多提起。
山口淑子在1958年拍摄了《东京的假日》之后，从此退出了电影界，结束了20年的电影生涯。当年4月，她和外交官大鹰弘结婚，从夫姓改名大鹰淑子（Yoshiko ōtaka），从此专心做外交官夫人，后又做了7年记者、担任参议院委员18年。在此期间，她多次访问中国，透露出自己希望两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她常说：“为什么我要演那些愚蠢的电影呢？真是愚蠢！”“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出演，如果没有那样的电影就好了……”相对于众多不愿忏悔的日本军民，李香兰从战时就开始表露的这种忏悔态度，是她至今仍获中国人喜爱的重要原因，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毕生都要极力摆脱的那个身份枷锁，在她死后，都是不会被忽视的政治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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