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危机

　　现代社会并不一定要经历核战争才会崩溃，只要好好考察一些大城市的情况你就会明白。不管是洛杉矶、纽约，还是芝加哥，它们的水源地都在数百英里之外，一旦缺水，或者断粮、断电，只要很短时间，骚乱就会出现在这些城市的街头。我们的现代社会很脆弱，它高度依赖错综复杂的物流网络，来为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我们并不需要一场核战争来导致现代社会的衰亡，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古老的罗马人没有什么区别。

　　——吉恩·罗登贝里

　　起落架放下的瞬间，托德·格雷长出了一口气——快到家了。他乘坐的是一架七十座庞巴迪CRJ－700客机，现在是降落前的顺风段，发动机开始节流，以减少推力。托德从身边的舷窗向外望去，已经可以看到自己熟悉的帕卢斯山脉连绵起伏的山梁，山下是整整齐齐的金色麦田。在这个季节，地里只剩下了短短的麦茬，早在十月初，麦秸就已经被运走。飞机落地后，襟翼翻开，发动机轰鸣着开始逆转，就这样停靠在了小小的普尔曼－莫斯克机场。这座机场位于华盛顿州和爱达荷州交界的地方，就在州境线的西边一点。飞机已经切换到了辅助动力系统，托德解开安全带，却并没有站起来。他不喜欢傻站在那里，看每个人准备自己的随身行李，傻等着机舱门打开，再等着前面的乘客一个一个出去。他宁愿多坐一会儿，等过道没人了再下飞机。他闭上眼睛，向上帝祈祷，然后开始回想过去七十二小时发生的事。

　　会议通知下得很迟，被通知到的人还必须到会。公司所有中级以上的客户经理都到了，有的甚至来自巴尔的摩那种小地方。托德·格雷和公司另外两位远程办公的雇员一样，也被管理层扯了进来。他们说，会议很重要，于是托德很敬业地带上了自己最好的西装，一路开车从布维尔赶到普尔曼－莫斯克机场，乘飞机到西雅图，又从西雅图坐联航班机到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他在机场租了一辆车，住进了万豪酒店。每个季度去芝加哥的时候，他通常都会住在万豪酒店。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芝加哥和爱达荷州有两个小时时差，他到酒店打开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了。新闻里有很多坏消息，他看了半小时电视，然后开始和芝加哥当地的朋友们打电话，发邮件。在电话和邮件里，他用了很紧急的措辞。好好睡了一觉之后，他开了一整天的会，从早上七点半的工作早餐开始。在伯顿－迈耶－斯罗恩公司，大型会议这么早开始，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为了开好这天的会，公司还聘请了两位外部顾问，一位是俄国人，来自佛罗里达，另一位是阿根廷人，来自纽约。这两位都被认为是高通胀问题的专家。他们都是执业经验丰富的会计师，也都亲身经历过自己国家的高通胀——三位数的通胀率。托德听一位中层经理说，这两位顾问当天的酬金高达两万美元。

　　那位经理还说，公司本打算再聘请一位津巴布韦专家，但这位先生无法出席，因为申请签证的时候被拒绝了。托德觉得很遗憾，他知道那个国家最近的年通胀率高达百分之一万五千，币制改革的时候直接从货币面值上去掉了十个零。津巴布韦专家对通胀问题的认识，肯定是世界领先级别的。

　　那位阿根廷专家来自毕马域会计师事务所，名字叫做菲利浦·Y·博尔德罗，他提供的有用信息比那个俄国人多得多。他讲起自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阿根廷的亲身经历，那时候的月度通胀率超过了百分之百，他还讲起了二〇〇二年的经济危机。随后他又说起劳尔·阿方辛总统的货币兑换法令，以一千比一的比例兑换旧币。他说，当时他们公司不得不每天计算汇率，以回避通胀造成的损失。涉及大型交易的时候，甚至一天计算两次。他详细描述了公司内部的运营方式，包括如何把资金存入“当日账户”，以及如何尽快将当地货币兑换成美元，以免它们被“厄尔因佛诺”吞噬。“厄尔因佛诺”是当地人对通胀的称呼，本意是地狱，意思是说，通胀是用邪恶的火焰吞噬阿根廷比索的无底深渊。

　　那个俄国人足足迟到了一个小时，一进门就大声道歉，说什么飞机晚点之类的理由。托德自言自语地说：“胡扯！他就不能提前一天到吗？住宿费我们都给报销。我们给了这家伙两万美金，他都不能准时一次！”

　　坐在他旁边的经理听到了，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那位阿根廷专家冷静而含蓄，但这位俄罗斯专家完全相反，非常喜欢夸夸其谈。他喋喋不休地东拉西扯，讲到俄罗斯会计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方方面面。他的讲述很快就变成了关于行贿问题的闲扯：向莫斯科警察局行贿，向税务局行贿，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行贿（它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克格勃），向俄罗斯大众“行贿”。

　　不过在有些问题上，这个俄国人还是能说到点子上。比如，他就非常直白地说：“你们得搞清楚，现在市面上什么币种最坚挺，一有机会，就把资产兑换成那种形式的外币，不然你的本币资产就会缩水。我们在俄罗斯经历过百分之一千八百的通胀率，持有卢布超过几天时间就是发疯。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只是当时啊——绿票子是最好的避风港。至于说现在嘛，我就搞不懂了。可能是欧元吧，也可能是瑞士法郎。但绝对不是美元，美元现在太垃圾。你看最近美国的通胀率，百分之一百一十五，而且还在上升。真的，你们得赶紧抛弃美元，把所有的应收账款全部兑换掉，不换就是对不起你们公司的客户，也对不起你们自己。”

　　托德到最后都没记住那个俄国人的名字，反正相当长，读起来非常拗口，只记得最后两个音节是“斯基”。那位什么什么斯基刚进来没多会儿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马上让托德警醒了起来，坐直身体静听。“你们的警卫到哪里去了？大堂为什么不派人站岗？你们绝对得加强警戒！别看你们现在处理的都是账簿、U盘、硬盘上的数据，很快你们就得搬着大批现钞进进出出。你们必须得雇几个带木仓的大块头守在这儿。找那些长得最难看、块头儿最大的家伙，配上看上去最生猛最凶残的木仓，车库最少要一个人，大堂一到两个。相信我，这点你绝对不会后悔！”

　　午宴之后，在长长的会议桌另一端，有人委婉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公司每天都在自行计算各种货币的贬值幅度，那么累积起来的差额，具体该怎么记入账簿呢？菲利浦·Y·博尔德罗正打算回答，就被那个俄国人抢去了话头。俄国人的话让包括托德在内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说：“编呗！随便瞎编一个听上去站得住脚的理由就行。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本身就是瞬息万变的。谁会在乎那些细节？你的账目说不过去的时候，编个理由就可以。”

　　这时，老迈耶清了清嗓子，发话了。很明显，他对俄国人的说法非常不满。他反驳道：“我们绝对不会‘瞎编’任何东西，我们会完善我们的会计业务流程，找出最好的办法应对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我们会建造严密的计算机模型，如果有需要的话，也会建造市场趋势预测模型。”在这之后，那个俄国人几乎一整天都没再开口。很明显，老迈耶在俄国人身上投入的两万美金很不值得。一天的会议结束之后，人们本想通过开会解决的疑问依然如故。

　　第二天一早，托德乘坐清晨五点三十分的飞机返回了西雅图。

　　空中小姐打断了托德的沉思，她正在沿着过道检查行李架，以免有顾客遗忘了物品。托德站起来，从头顶的行李箱中取下自己唯一的一件随身行李，最后一个走下飞机。他去芝加哥的时候从不托运行李。

　　因为不需要领取托运的行李，托德下飞机后只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坐上了自己的道奇皮卡。停车场就在普尔曼－莫斯克机场外的马路对面，取车很方便，跟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完全不同。那边的大型机场航站楼，光通道就有几英里长，取行李的转盘有几十个，停车场也有好几平方英里，停车一天就要收你二十美元。五十分钟后，托德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农庄门口，索娜迎了出来，在车旁叫着、跑着、摇着尾巴。平安回家的感觉真好。

　　玛丽从前门出来，给了托德一个长长的拥抱。在托德取出行装的时候，他们聊着最近发生的一切。

　　危机来临之前早有征兆。早在世纪之交，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就已经失控，债务和赤字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到了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市场崩溃，银行面临倒闭的风险，政府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投入资金救市。赤字更加泛滥，债务问题蔓延的速度惊人，扭转这一趋势的难度又的确太大，所以人们选择了无视。国会预算办公室曾经发布过一份触目惊心的报告，里面提到，当时，就算只是为了支付国债的利息，也需要用上联邦政府全年度百分之百的个人所得税、百分之百的公司所得税和营业税，再加上百分之四十一的社保税。危机爆发之前，国债的利息已经占到了政府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六。

　　政府的债务以每天九十亿美元的幅度剧增，相当于一秒钟增加一万五千美元。官方公布的国债总额是六万亿美元，而非官方的国债总额，包括过期未偿付的债务如退休金、长期债券和军人养老金等等，总额超过了五十三万亿美元。即便是保守的官方数字，也已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并以每年百分之十八的复利率增长。当年中央政府新增债务的规模达到了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一百九十三。时任美国总统的任期即将结束，但经济停滞、利率飞涨、通胀率居高不下，三重压力让总统苦不堪言。在公开场合，他依然乐观地宣称正在着手“消除赤字”，但私下里，他也承认现有的低赤字是通过把越来越多的支出项目放在“预算之外”的方式实现的。在无数的会计技巧和移花接木的手段背后，真正的财政赤字一直都在攀升。各级政府产生的财政支出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五。当年七月份，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和总统进行了一次秘密磋商。美联储主席指出，即使国会可以平衡政府收支，政府的负债规模还是会以不可抗拒的势头迅速扩大，因为以往债务的复利率负担太重。总统先生对分类收支账目表和统计数字没什么兴趣，他的国家在经济数字方面表现还不错，股市也创下了前所未有的新高，要顺利完成自己的任期，只要继续例行公事得过且过就可以了。于是总统并没有费心去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反而启动了又一轮大刀阔斧的信贷刺激政策，其中包括对大型企业的救助，对抵押贷款债券的救助，再加上他一贯情有独钟的城市核心基础设施改造，甚至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政府也加大了投入规模。

　　在欧洲，国际银行家开始公开表示对美国政府偿债能力的质疑，因为美国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速度实在太快。到了八月中旬，德国联邦银行总裁对《经济学家》杂志的一位记者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短短数小时之内，他的评论就通过互联网传遍了全世界。“美国国债的全面违约，看来已经迫在眉睫。”他终于说出了人们一直都在担心的那个“D”打头的单词：Default。而且，他在说到“违约”的时候，还使用了另外一个成语“迫在眉睫”！这让美元汇率在第二天的全球市场上经历了一轮惨跌，美国国债的销售也就此一蹶不振。从日本央行开始，各国央行和国际货币机构纷纷开始抛售名下数以万亿计的美国国债。他们中再也没有一家愿意接受风险极大的美国长短期国债，美国长期国债的售价很快就开始按照票面价值两折出售。

　　接下来的动向，就是各种类型的外国投资者开始不约而同地抛售美元证券类资产，无论企业股票、债券还是国债，任何以美元计算的资产都在被抛售之列。在做出了一些支持美元的表面努力之后，大多数欧盟国家和日本都宣布，今后将不再把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组成部分。

　　为了偿还不断膨胀的债务，美联储决定采取一个关键性的战略步骤，也就是进行债务货币化——通过印钞解决掉当前负债的大部分。美联储已经持有六千八百二十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些债券被当做“资产”对待，因为它可以给美联储提供增加货币供给的理由。短短几天之内，美联储持有的国债就增加了一倍以上。印刷厂加班加点赶印美元，在八月的第三个星期，官方公布的通胀率达到了百分之十六。而让美联储感到失望的是，经济并没有复苏的迹象。贸易收支平衡的数字越来越糟，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也没有起色。

　　为了应对危机，华盛顿特区的议员们才想起要减少政府财政支出。但他们失望地发现，大多数支出项目根本没有削减的可能，联邦预算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支付债务的利息，或者用于支付政府应该承担的薪金待遇等项目。这些项目都已经有了法律保障，其中很多甚至设立了在通胀条件下的自动调整机制，所以联邦财政支出还会继续增加。压力主要来自于存量负债的利息负担，随着利率的上升，利息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想让投资者购买半年期的国债，就要把利率定在百分之八十五。到八月底，财政部已经彻底停止了长期国债的招标拍卖。通货膨胀率已经太高，根本没有人愿意给山姆大叔提供长期贷款。成了惊弓之鸟的美国投资者不再相信美国政府，不再相信美国股市，甚至不再相信美元。到了九月份，工厂新订单数量和新售房屋数量都已经下降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公司无论大小，纷纷开始裁员，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失业率就从百分之十二上升到了百分之二十。

　　但最终引发社会恐慌的，却是股市的崩溃，它最早出现在十月初。牛市已经持续多年，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们赶上了势不可当的时代。每月都有一千五百亿到两千亿美元新增共同基金投入股市。共同基金太受欢迎，以至于上市的共同基金数量超过了上市实体企业的数量。到二〇〇九年，经营中的股票经济机构达到了二十四万家，这简直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重演。危机爆发之前，道琼斯工业指数股票的平均交易价格达到了六十五倍的收益率，相当于二〇〇〇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水平。市场行情攀升到了难以想象的高位，而推动这一切的，是人们不可遏止的贪婪。

　　美元汇率崩盘之后不久，股市就已经被恐惧左右。跟以前的历次股灾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金融市场崩溃的速度很慢，这主要是因为交易市场的停牌系统在起作用，这个系统是在一九八七年华尔街危机之后设立的。一九八七年那次，股指在一天之内一跌到底，而这次，道琼斯指数花了十九天的时间跌去了七千五百五十点。如此大的下跌幅度，让二〇〇〇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事件相形见绌。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有任何“股票市场专家”预料到股市可以下跌那么多，但事情的确发生了。只有几个永远唱反调的专家“预见”到了当时的局面。最后，政府不得不出面停止所有股票的交易，那时几乎已经没有投资者愿意出钱购买新发行的股票。

　　由于全球各地股市息息相关，它们崩盘的时候，也是彼此影响。伦敦和东京股市受到的冲击甚至超过了美国股市，大萧条开始之后五天，伦敦证券市场就停止了交易。东京股市的行情波动尤其剧烈，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惨跌之后，只撑了三天便关门大吉。股市进入崩盘阶段之后的第二周后期，美国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挤兑。早在一个月之前，国际市场抛弃美国银行和美元的暗流就已经开始无声地涌动，而所谓的“姬无百”——也就是基本无知的百姓——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明白过来。唯一从这次危机中获益的就是那些囤积贵金属的投资者。金价暴涨到了每盎司五千一百美元，其他贵金属也相应上涨。但即使对于贵金属投资者，他们得到也无非是纸面上的财富。任何在物价飞涨初期抛弃贵金属兑换成美元的投资者，都会很快变得一无所有，因为仅仅几个星期之后，美元币值就已经彻底崩溃。

　　美元崩溃的原因，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做出的一项长期承诺：“所有存款都可以自动获得二十万美元保险。”当美国国内银行面临挤兑时，政府不得不兑现承诺，而能够兑现承诺的方式，也只剩下了印钞——大量印钞。很多美国公民对美联储发行的货币早就已经怀有戒心，因为一九九六年以来，大面额美钞的发行方式已经调整了好几次。

　　新发行钞票的颜色让美国人的心态又经历了一次冲击。这些纸币看起来就有些“不对劲”，简直像是伪钞。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可以算“伪钞”。从一九六四年开始，美元币值已经与贵金属脱钩，支撑其币值的，只是一些空泛的承诺。最开始只是传言，但之后传言得到了确认——联邦造币厂的确在改变自己的印钞工艺，原本用来印制一美元面额钞票的印刷机，被用来印制五十美元和一百美元面额的钞票。这让一般老百姓更加失去了对美元的信心。

　　因为日夜不停地印制品质欠佳的货币，超级通货膨胀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短短三天，通货膨胀率就从百分之十六攀升到了百分之三十五。在此之后，几天之内通胀率连创新高：百分之六十二、百分之一百一十、百分之三百一十五，最终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百分之两千一百，货币贬值的速度让人联想起数年之前的津巴布韦。因为贬值速度过快，美元汇率开始每小时调整一次，汇率的变化也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人们拼命花钱，争先恐后地把自己手里的美元换成汽车、家具、工具、稀有硬币等等任何可以买到并能存放的东西。这让经济进入了过热状态，有点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越来越多的纸币在追求着越来越少的商品。

　　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想要遏制急速增长的通胀率，不停止印钞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政府又真的无法停止印钞，因为储户还在源源不断地拥向银行，要取走自己的全部存款。一位电台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说，此情此景“就好像看到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要把自己吞吃掉”。华盛顿特区的官僚们能做的只是呆呆地看着。早在数十年之前，政府开始放任财政赤字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祸根，现在他们是自食其果。那些还有工作的工人们很快就明白了超级通货膨胀对自己收入造成的影响。他们要求每天的工资报酬按照通胀率进行调整，有的甚至要求雇主按日发放工资。

　　只有固定数量收入的公民，在超级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两周内就已经彻底破产。这其中包括了领取退休养老金的人士，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群，以及接受社会福利救济的人们。当一罐豆子可以卖到一百五十美元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无法维持生活。通胀率突破百分之一千之后，骚乱很快就开始出现。底特律、纽约和洛杉矶是最先出现全面骚乱和洗劫的城市，很快，骚乱就蔓延到了大多数其他城市。

　　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刚刚下跌一千九百点的时候，托德·格雷就向他的求生小组中六位住在芝加哥的成员打电话，呼吁他们“动员”起来。他随后还给他们群发邮件，重申自己的号召。凯文·伦德尔不需要电话联络，过去三天，他每天都来托德家里共进晚餐，饭后两人会进行一番长谈。求生小组中的多数成员都同意了托德的建议，准备尽早赶到爱达荷州格雷家的农场。

　　为数不多的质疑来自莱顿一家和丹·方。托德给丹打电话的时间比较早，去会计公司开会回来之前就打了。丹听完了托德要说的话，然后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托德。不过你还记不记得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你的反应？那时候你都吓傻了，胆子比鸡仔还小，不过结果你也看到了，天没有塌下来，不是吗？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开的那个什么‘紧急会议’，就在汤姆家里。那次你恐慌得要命，我记得你一边开会，一边还让玛丽给我们装弹夹。那么，你怎么知道这次不是虚惊一场呢？”

　　丹的疑问在几天之后上班的路上被彻底打消了。当时他看到很多人排队，队伍长得可以穿过整个街区。他放慢车速仔细观察，发现队伍的尽头是哥伦布大街的第一芝加哥银行。“哦，我的天哪！”他大声对自己说，“这才刚刚早上六点钟，他们就排了这么长的队。看来这一回情况真的有点不妙了。”这时他才回想起来，银行挤兑正是托德强调的“灾难先兆”之一。

　　转过弯之后，丹被眼前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不禁停下车和其他司机一起凝望。有个男人正在拿轮胎撬棍死命地砸一台自动提款机，那台提款机里很明显没有钱，不知道是正常用光，还是被银行有意关闭了。丹驾车离去的时候，那个手持撬棍的男人还在疯狂发泄自己的怒火。城市哄抢食物的情况也是从那天开始的，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所有超市的货架都在为期三天的骚乱中被洗劫一空。

　　十月的最后一天，格雷夫妇发现他们的电话还可以使用，但已经只能打本地电话。当他们试图拨打长途号码的时候，听到的是录音提示“对不起，线路繁忙，暂时无法接通”。当天白天和晚上任何时间的尝试都会遇到同样的提示信息。第二天，提示信息变成了“线路正在维修，很快就可以为您提供服务”。两天后，连拨号提示音都没有了。

　　到十一月初，在所有的美国城市中，骚乱和哄抢都成了家常便饭，几乎不曾停息。由于金融恐慌和骚乱的影响，原定十一月份举行的总统选举被“推迟”到了第二年一月，然后就再无音信。骚乱事件太多，以至于新闻报道只是罗列一些发生了骚乱的地名而已，就像现在报道交通事故一样。警察对此束手无策，大多数州都召集了国民警卫队，但是应征的人数连一半都不到。由于法治和公共秩序崩溃，多数国民警卫队成员都忙于保护自己的家人，根本无法脱身响应官方号召。三天后试图召集预备役军人的法令得到的反应更为冷淡。在美国各地，很多城市的中心区都被烧成了一片废墟，一个接一个的街区被夷为平地。没有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有能力阻止暴行，恢复社会秩序。少数时候，国民卫队有能力对骚乱作出反应，但其结果就是大屠杀式的事件，残忍程度让肯特州立大学惨案都相形见绌。

　　在爆发骚乱的地区，附近的很多工厂“暂时”关闭，声称是为了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但这些工厂就再也没有恢复过运营。有些工厂多坚持了几天时间，但由于缺乏运输能力，也不得不被迫停产。二十一世纪初期，美国国内运输货物的主要方式是十八轮大型柴油卡车和州际公路。卡车停止运营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燃料的短缺，其次是大批城市难民阻塞了高速公路。那些燃料耗尽的抛锚汽车把交通搅得一团糟，没油的汽车堵塞了重要的路口、桥梁和高架路，有些城区的上跨桥变成了犬牙交错的停车场。交通陷入瘫痪，被堵在路上的汽车油料也逐渐消耗殆尽，交通一旦停滞，就再也无法运转起来。在少数地方，有的汽车还可以掉头绕道，但在大多数地方，人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里车辆拥堵得过于严重，车主唯一明智的决定就是抛弃自己的汽车，选择步行。

　　美国所有的大城市都很快变成了抢劫、谋杀、哄抢、强奸和纵火等罪行泛滥的地方，历史相对悠久的城市核心区情况最为严重。不幸的是，州际高速路系统的设计理念，让美国大多数高速路都穿过靠近城市中心的地方。很难怪罪那些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设计高速路的人，那时候城市中心区域还是一片繁华。那里是工业中心、人口聚居地，也是商业和财富集中的地方，高速路尽可能接近，乃至穿过那些地方，根本是情理之中的。那些设计者不可能预见到，五十年后，“城区”会成为贫穷，肮脏，绝望的代名词，会成为毒品、疾病和犯罪行为泛滥的地方。

　　美国一度引以为傲的铁路系统，长期以来都是政府愚蠢的产业政策的受害者，在运输系统面临危机的时候，根本无法对改善状况做出什么突出的贡献。过去三十年来，新建的公产多数都选择在高速公路沿线，而不是火车站周边。另一方面，和高速公路一样，大多数铁路线也都经过大城市的中心区，这让火车面临和卡车同样的风险。成群结队的劫掠者发现，想让火车脱轨并不困难。火车一旦脱轨，几个小时之内，车上值钱的东西就会被洗劫一空。

　　少数工厂坚持运作到十一月初，那个时候，大部分工厂都已经倒闭——或是因为没有市场，或是因为没有运力，或是因为缺乏通信设施，或是仅仅因为美元崩溃。有时候，工人只能领到一些产品作为工资，根本拿不到现金。公司把自己的产品发给员工作为报酬，雪佛龙石油发给工人的是汽油，温彻斯特－奥林公司发给员工的是木仓支弹药。

　　压垮美国工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电网。当电力停止供应的时候，少数几家还在开工的工厂和公司也只好彻底关门。美国几乎所有的行业都要使用电力，断电导致包括炼油厂在内的各行各业全面停产。而在此之前，各大炼油厂都在没日没夜地忙碌，试图满足人们对燃油的旺盛需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炼油厂生产的原油可以产生数十亿英制热量单位的能量，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工厂提供足够的电力。和其他行业一样，炼油厂也同样假设自己可以一直从电网公司获得电力供应。炼油厂也要有电，才能开动他们的电脑设备和生产设施。

　　停电也导致了一些比较极端的结果。在华盛顿州的斯博凯因镇，有一个恺撒公司的炼铝厂，在生产过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停电了。工厂的电动加热系统停止了运作，热加工间的液化金属铝开始冷却，尽管工人想尽办法清理整个系统，还是有很多地方出现了凝固的金属铝，这几乎毁掉了整个工厂。如果这家工厂将来有一天能恢复生产的话，大概需要进行高温切割，或是动用重锤，才能把生产线上凝固的铝清除。

　　停电也是全美国各地监狱的末日。停电初期，狱警们短时间内还可以控制局势，但等到备用发电机的燃料也耗尽的时候，情况就不容乐观了。监狱根本没有设想过停电超过两周该怎么办。没有电，监视探头都无法运转，所有电灯都不亮，电子自动门也都卡住打不开，接踵而至的就是监狱里的骚乱。

　　狱警们手忙脚乱地试图恢复领地的秩序。在“严格监控”的模式下，大多数犯人都被限制在自己狭小的牢房里不准出来活动，只有极少数犯人被允许离开牢房，做好食物然后分发到各个囚室。在很多监狱，狱警已经无力控制犯人，出现了集中越狱的情况。在另外一些地方，狱警认识到情况在短时间内无法改观，所以决定自己想办法解决困难。他们挨个冲进牢房，一个接一个地木仓杀犯人，还有数十名犯人死在同一监狱的其他犯人手上。很多人因为其他原因死于狱中，主要死因包括脱水、饥饿和吸入过量烟雾导致的窒息。

　　尽管监狱警方付出了最大努力，全国各州和联邦监狱的一百五十多万在押服刑人员中还是有百分之八十逃了出去。其中一少部分被平民“格杀勿论”，而幸存的那部分人，很快就脱去自己的囚服，加入了横行乡间的犯罪团伙，像狼群一样四处为害。

　　美国遭受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同样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每天晚上，托德·格雷和玛丽·格雷都会打开他们的德拉克R8－A型短波收音机，收听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这台收音机是一年前玛丽从海姆收音机专卖店邮购的。通过电波，他们见证了文明世界的衰亡，整个过程就像一部残忍的连续剧。总有一天，收音机信号也会完全消失。最先消失的是南非广播电台，随后是英国广播公司，荷兰国际电台，最后是德国之声。

　　有一天晚上听广播的经历比较特别，当时托德和玛丽正在收听厄瓜多尔的HCJB广播电台，他们意外地在新闻播报中间听到了夹杂的木仓炮声。然后，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们收听广播的过程中，革命者占领了电台，播音员的麦克风被一位自称“司令官克鲁兹”的家伙抢了过去，那个克鲁兹语速极快，就像机关木仓一样，他唧唧呱呱地说了一通西班牙语。格雷夫妇无奈地关掉了收音机。

　　同样是用那台收音机，格雷夫妇还得以收听到整个美国西部地区业余播音爱好者发布的消息。有一小段时间，尽管美国境内大部分其他广播电台都已经停播，田纳西州纳斯威尔的WWCR频道还在继续。他们使用的波段有三点二一五、五点零七零、五点九三五、九点九八五、十二点一六零和十五点八二五兆赫。托德在七点二兆赫附近频率的业余爱好者广播中受益最多。当然，他们听到的大多是非常糟糕的消息，几乎所有人口超过五万的城市都发生了骚乱。大多数电台都在使用自己的发电设施，因为电网继续供电的地方已经非常稀少，只能覆盖几个零星的小片区域。在爱达荷州的博韦尔镇——这座距离格雷家农庄最近的小城镇——一开始危机的影响还没怎么表现出来。在附近的特洛伊镇，那里的锯木厂早在两个月前就变成了每天只有一班工人，而现在已经完全停止了运营。附近的壳牌石油公司加油站只用两天就卖完了所有的燃油。在通胀急速恶化的背景下，大多数美国人都度日维艰。而在博韦尔，危机影响的严重程度还比较有限。通胀率达到三位数的时候，当地的杂货店就已经被买空了。在少有甚至没有商品可以购买的情况下，美元的价值可以说徒有其名，没有任何意义。

　　就像美国其他地方的所有小城镇一样，博韦尔周边的人们也只能待在家里，整天听收音机或者看电视。在爱达荷州的农村地区，席卷各大城市的骚乱好像发生在几百万英里之外。当时人们见面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看纽约那边发生的事情多可怕！”对托德而言，这话的语调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和以前繁荣年代美国人谈论遥远国家发生的饥荒或洪水一样。听起来，当地居民好像下定了置身事外的决心，否认当前的混乱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只有当骚乱蔓延到西雅图的时候，格雷家的邻居们才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西雅图距离这里大约六个半小时车程。整个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但在帕鲁斯山区这种偏远的地方，还有一点时间可以作为缓冲。在这段时间里，托德开始做最后的准备。首先，他关紧了家里所有窗户上的钢制挡板并上了闩。玛丽抱怨说这样把整个房子搞得特别阴暗，让人觉得心情沉重。托德只是耸了耸肩回答：“我知道，可是没办法，过段时间你就习惯了。”下一步，他锁上了所有的门，都不再轻易打开，包括农场紧邻县级公路的大门、房子周围铁链围栏的门，还有房子的正门。玛丽建议他们把家里的电动小卡车和她的大众牌甲壳虫也都锁进车库里，把车上配电器的转子拆掉，以免被小偷开走。玛丽还建议托德和她一起去趟莫斯克，跟拉塔县民防协调官谈一谈。但那个时候电话已经不通了，网络连接也已经被同时切断。他们最终决定还是不去，因为即使这样一次谈话会带来好处，也不值得为此消耗那么多宝贵的汽油，去莫斯克来回有六十五英里呢。另外，托德还担心那里也有发生骚乱的可能，尽管那里只有区区三万居民。

　　格雷一家还开始处理他们冰箱和卧式冰柜里面储存的东西。停电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他们不愿毫无必要地浪费宝贵的食物。托德有条不紊地把冰柜里的麋肉、鹿肉和大马哈鱼切成薄片，该腌的腌，该晒的晒，通通做成了可以保存的食物——这件琐碎又麻烦的工作耗费了足足五天时间。同样是为了应付电力短缺，玛丽主动承担了给家里所有镍氢电池充电的工作，这些电池将来可以用在手电筒和其他小电器上。因为他们家只有两个小充电器，这件工作也花费了几乎和制作腌肉同样长的时间。

　　他们不知道将来的情况会有多艰难，或者其他的求生小组成员会不会赶来，帮助他们一起保证这个避难所的安全，所以托德把地下室的木材储藏室全都塞满了。他对玛丽说：“如果我们做了那么多煞费心思看似周密的准备工作，却因为跑到外面柴草棚取柴火这种小事儿被人打黑木仓干掉的话，就太可笑了。”为了以防万一，托德和玛丽开始时刻随身携带他们.45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木仓。他们还把和两把手木仓配套的半数弹夹都装好了子弹。之前托德的计划是一年两次轮换这些弹夹，把此前一直装子弹的弹夹卸空，再把空着的弹夹装满，以免里面的弹簧失去弹性。在为数不多的几次出门进城，或去凯文·伦德尔家的时候，托德除了带上.45口径手木仓之外，还会带上那支短管雷明顿870霰弹木仓。他不用担心被捕，因为当地没有禁止携带装好弹药的武器出入公共场合的法令——事实上，爱达荷是为数不多允许居民在车辆中携带装好弹药的木仓支的州之一。这里唯一的此类禁令，是在未经州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秘密携带木仓支。不过，在爱达荷州，获得持木仓许可本来就很容易。

　　美国邮政的表现令人吃惊，他们直到十一月初还可以定期递送邮件，本地邮件甚至还可以按时到达——远程邮递任务最多也只能说“有时候还可以”。格雷一家用多种方式充分利用了这一点，首先，他们给自己的亲属写信，告诉他们自己这边一切都好。然后，他们给还滞留在芝加哥的求生小组成员写信，敦促他们“马上出发”。他们希望信件到达的时候——假设这些信件能够送到——他们的小组成员最好已经离家上路。在一番长谈之后，托德和玛丽决定预付八百美元的电费。他们同时还寄出了一张支票，足够支付未来三年他们农场应该缴纳的地产税。尽管现在看起来，当地政府可能在几周之内就会消失，他们还是觉得预交这些钱之后会更放心一些，他们可不希望像一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的亲戚那样，因为拖欠税款而失去了农场。给税务局寄送的支票金额不大，因为他们的房产加上周围的四十公顷土地，每年应交的税款也就是区区七百八十美元。不过支付了这两笔款项之后，他们手头只剩下二百二十美元了。为了购买和改造这座小农场，他们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们开出那些支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所对应的美元正在迅速贬值，很快就会变成废纸。他们一致认为，与其看着这些钱蒸发掉，还不如花在有点用处的地方。

　　托德和玛丽走下山坡，默默走向家中的邮箱，托德腋下夹着自己的雷明顿霰弹木仓。走到邮箱那里的时候，托德情不自禁地说：“这真可笑。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给一家已经关门倒闭的银行寄一张支票，这家银行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开门。支票上写着要支付的钱，基本上已经一文不值，收钱的那些机构呢，收到这张支票之后，可能过不了几天也解散了！”他本来觉得自己说的事很可笑，但玛丽并没有笑，她面无表情地把信封塞进邮筒，关上门，把提示邮递员的旗子竖起来，转身走回他们的房子。泪水在她的眼眶里打着转。

　　骚乱开始后的第四天，保罗和保拉·安德森夫妇——格雷一家南边的邻居——登门拜访，说他们要去儿子那边“凑到一起过”。保罗的儿子经营着一个大型养牛场，在肯德里克附近，博韦尔南边大约二十五英里的地方。安德森夫妇允许格雷夫妇在他们离开期间使用他们的房子、谷仓、供水设备、取暖用的木材、草料和草场。托德对保罗·安德森说：“非常感谢您的好意。我很可能不会用到您农场里的东西，不过在您离开期间，我很愿意在可能的时候留意您的农场。”保罗·安德森对托德表示感谢，然后递给他一张纸条说：“这是我儿子肯德里克那边的电话号码，等这边电话线能用了，给我们打电话吧。”但是从此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安德森一家。

　　另外两个附近农场的邻居也在类似的情形下离开了，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不会在离开之前停下来说声再见。看到他们手忙脚乱收拾行装的样子，托德觉得这些人实在是抽不出时间跟邻居们好好告别。县级公路对面的那家邻居——就是克拉博一家——远远地向玛丽挥手告别，那时候他们正开着满载的福特小货车，挂着拖车，慢慢驶出自己的农场大门，运走最后一批行李。玛丽后来告诉托德说，她觉得那个场景很像电影《愤怒的葡萄》里面的情节。跟安德森一家一样，克拉博一家也是从此再无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