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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将《聂隐娘》的故事性大大弱化，静态场面占据统治地位。人物设定令聂隐娘的形象具有强烈的反女性主义倾向。[img]http://n.sinaimg.cn/transform/20150827/WCWy-fxhkafi9642874.jpg[/img]聂隐娘 康一雄/文 新浪娱乐讯 在新片《聂隐娘》中，侯孝贤将影片的故事性被大大弱化，静态场面占据统治地位。仅仅选取了小说原作几个简单的设定，其余部分几乎全是重新写作的。侯孝贤对《聂隐娘》故事的处置方式，导致他极大程度地依赖观众主动地与影片产生共鸣。现今大部分观众习惯了院线电影的语法，看到《聂隐娘》只会觉得不知所言，不明就里。李屏宾、黄文英联手打造了《聂隐娘》中美轮美奂的视觉感受，而近景动作戏暴露了侯孝贤拍摄技法的捉襟见肘。侯孝贤几乎在每一个公开场合都提及了《聂隐娘》的资金困难，却仍然在拍摄过程中不管不顾，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关键时刻杀与不杀，让本片主角成为了站在女性主义对立面的女人，这一切的设定令聂隐娘的形象具有强烈的反女性主义倾向。 [b] 弱化的故事性和静态的画面[/b] 《聂隐娘》中的武侠情节对于华语地区最著名的艺术片导演侯孝贤来说，无疑是拍摄过程中挑战最大的部分。从原著《聂隐娘》的字里行间，读者所能体会到的本不是打打杀杀的刺激性情绪，而是平静之下暗流涌动的神秘感，这或许可以让大家在听说侯孝贤要拍这个故事的时候，产生相当程度的期待，因为侯孝贤历来最拿手的绝活就是静态场面，动作戏反而不是他所擅长的内容。 于是当《聂隐娘》在戛纳影展亮相之后，喜爱 侯孝贤的中外观众们对于本片的评价颇高，不少观众都以“本年度最具金棕榈相的电影”呼之。然而侯孝贤在《聂隐娘》中所做到的仅仅是成功将过去的优势强项延续下去而已，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他的不足仍然非常明显。提到武侠片题材，侯孝贤本人用反问的修辞为自己的最新作品定性：“还会有别人像我这样拍摄武侠片？”也许侯孝贤意欲强调《聂隐娘》与别的武侠片类型不同，不可随意相互比较。诚然，《聂隐娘》的故事性被大大弱化，静态场面占据统治地位，只有个位数打斗桥段使用了特写的景别，这样的武侠片确实很难找到同类。 由晚唐时期的传奇创作者裴铏写就的《聂隐娘》短篇小说，字数仅一千有余，然则信息量极大，裴铏的行文让读者不能得知故事的所有情节，却隐约体会到文字背后仍然隐藏着大量信息，用当代的网络语言形容就是“不明觉厉”。将侯孝贤所拍摄的电影版《聂隐娘》称作“小说《聂隐娘》的改编”，乃至拿电影《聂隐娘》与裴铏的原著进行比较，试图分析侯孝贤、朱天文、阿城、谢海盟剧本改编的技巧，都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做法。他们之所以要为电影的拍摄进行大量的史料调查工作，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采用原作的故事，而是在原作的历史背景——晚唐时期的基础上，自行创作一个时代剧故事。原作中本来无甚对白，电影中大量文言文独白对普通观众来说比较艰涩，片中时而称故事发生地为“魏博”，时而又称之“河朔”，而魏博是河朔三镇之一，两个地名对同一个地方的指代是不深究准确性情况下的虚指。而英语字幕对于这两个地名的翻译全部都是“魏博”（weibo）。如果没有历史知识的积累，无论编剧凭空创造一个武侠风骨故事，还是观众试图理解这个故事都将是力有不逮的。 大量取用原作内容抑或选取原作若干意象重新创作，二者并无优劣之分，只是喜爱《聂隐娘》原作的人再看电影，会不可避免地对后者大量抛弃原作情节的做法产生极大的负面情绪。片名的全称乃是“刺客聂隐娘”，外语片名的直译是“刺客”（TheAssassin），都很直白。然而电影中没讲清楚的事情实在太多，聂隐娘刺客的身份反而是大家一眼就能识别出的。主要角色暂且不表，只提原作中的次要角色作为例子：磨镜少年。原作中磨镜少年情节不多，进入和离开故事都有简略的文字提及，第一次出场是由聂隐娘介绍他与其父初次见面： “……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 结尾寥寥数笔借聂隐娘之口交代了他的去向： “……（隐娘）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刘（昌裔）如约，后渐不知所之。……” 磨镜少年一出场，就在聂隐娘的要求下成为她的丈夫；有关这个角色最后的信息，则是聂隐娘求节度使刘昌裔赐一个差役给磨镜少年，她一个人则去游山玩水寻访能人，言外之意是她和磨镜少年分道扬镳，日后聂隐娘再次出现也是独自一人。而电影版中，磨镜少年出现的场景不超过5个，一个是45度角半身近景，另外几个是中景，最后还有一个看不清脸的远景，完全没有原著中聂隐娘指其为夫的情节，也没有节度使送差役的桥段。侯孝贤等人只取了原作中磨镜少年作为聂隐娘伴侣的这个信息，并将原作中磨镜少年的打斗情节揉进了一个原作没有的情节中，其余内容皆为剧组重新编造。 [b]美中不足的技术层面[/b] 《聂隐娘》的摄影师李屏宾是名扬海内外的著名华人电影人。他不仅为侯孝贤过往多部影片掌控了视觉风格，同时还把工作关系拓展到香港和大陆。他为香港导演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所做的工作，为他在戛纳赢得了技术大奖。越南导演陈英雄也因为仰慕侯孝贤的电影，频繁请来李屏宾为其掌镜。影片的美术设计师黄文英也是侯孝贤20年来的合作者，曾经凭借和侯孝贤合作的《海上花》获得金马影展的最佳美术设计。 由于摄影部门是影视剧组中技术性较强的团队，因此普通观众们乃至并不熟悉电影摄影技术的导演、演员等业界其他人士，他们在评判一部电影的摄影好坏时，更倾向于感知表面上的内容，比如色彩、光线、镜头时长等。在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下，画面色彩鲜丽、光线对比度强、长镜头调度占影片比例较大的影片往往会为摄影师赢得更多更大范围的赞许。一个镜头表面上看也许非常朴素，但是由于现场亮度和照度条件限制，以及演员走位、人和景的相对位置关系要求较高，拍摄这个镜头所需要的经验和能力甚至勇气将会十分显著，但凡类似的摄影作品背后所隐藏的技术难度，都相对凸显了公众普遍缺乏公允地评判电影摄影水平的能力。至于摄影方面是否能够配合剧情的发展而对色彩光线等等进行适当调整，则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要求更高，业内怕也没有几位艺术家能够游刃有余。 李屏宾和黄文英二人联手打造了《聂隐娘》中最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和喜爱的视觉部分。李屏宾为《聂隐娘》所做的画面调色并非一味追求表面上的华丽，而是鲜亮且搭配均匀，艳而不腻，画面色彩运用上很克制，基本上是黄色系和红色系的搭配，整体风格很统一，也不至于过分突出色彩的变化，导致喧宾夺主。金黄色草丛和蜡烛火焰搭配红色的官宦服装和棕色的房梁屋檐，在内景中时而配合灰白色轻薄透明的纱帘。烛光和纱帘这2个意象时常被放在镜头和主角中间，平添了间离感，变换了景别和人物关系。以唐代为背景的电影在搭建外景时耗资都很巨大，除了日本等外景地原有的古建筑外，《聂隐娘》的建筑和服装险些将侯孝贤带入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停拍而寻找投资的境地。侯孝贤只是为了传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某种侠义精神，也能任性地不惜血本，为观众创造华丽的感官世界，令同行们嫉妒，令观众们感动。 然而，美轮美奂的画面并不能遮盖电影的其他不足之处。如果一部电影仅凭画面传达意境，那么电影作为所谓的“第七艺术”，综合了其他几种古老门类艺术而创造出的形式，和绘画作品比起来，并未表现出更多优势。并且，电影和其他6门艺术之间的关系是有亲疏之分的，一部小说戏剧性质特别强的电影，他的画面也许没有做到极强的美术性，但仍然可以被认为是质量不错、能被更广大观众接受的影片；而一部画面感强烈、故事性孱弱的作品，则更可能被认为是晦涩的艺术电影，甚至更适合被分类为艺术品。《聂隐娘》全片2个小时里，镜头里的人几乎没有大动作，景别也比较单一，从中国的山水画中可以找到很多作品具有类似的构图，能得到的信息量并不比《聂隐娘》更少。大量人物在镜头中处于远景的位置，即便将烛光、树林、草丛放在镜头和人物之间，也仅是多使用了几种电影语言而已，所传达的信息量仍然少得可怜。 无论侯孝贤式的“去戏剧化”是否适合《聂隐娘》的故事，无论侯孝贤想拍怎样的武侠，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这个故事以及它所负载的精神，应该是在电影中以某种形式去表现的。侯孝贤对《聂隐娘》的处置方式，导致他极大程度地依赖观众主动地与影片产生共鸣。观众只有尽力发挥主观能动性，一边看一边琢磨《聂隐娘》里连续不知道多少帧的空镜到底想要表达怎样的玄机。 最令侯孝贤捉襟见肘的，莫过于将镜头推近之后，跟拍张震和舒淇的打斗场面。他实在太不擅长拍动作场面了，一场打斗戏一共20秒，没办法一镜到底地拍摄，又不运用多角度镜头剪辑，只好每隔6、7秒无法继续拍摄时喊一次停，再让演员摆好上一个镜头结尾处的姿势继续拍，然后把两个镜头拼起来。这不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在《悲情城市》里，放任角色们在镜头的一侧远景中打群架的侯孝贤。新风格的尝试未能得到好结果，却获得了影展观众们过度的吹捧。 电影憋了一肚子各种精神和主义，却一点没有通过适当渠道清晰地表现，观众得不到这些信息就是正常现象。更进一步地，观众感受到的东西也许都是自己的想象，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情怀和意境，由内而生的生理反应。现今大部分观众都由经典叙事电影培养起来，习惯了院线电影的语法和信息量，看到《聂隐娘》“剧情欠奉，意境先行”的独门绝学，只会感到不知所言，不明就里。艺术电影的观众无疑对于本片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但是一部被普通老百姓评为“看不懂”的电影，也有可能在最广大观众群中获得很好的反响，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于2010年上映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盗梦空间》（Inception），第一轮观众口碑出街以后，后继的观众反而对“看不懂”的评价产生更大好奇心，刺激他们一轮又一轮地买票进场观看。即将进场观看《聂隐娘》的普通观众，会否像当年《盗梦空间》那样，看不懂之后还愿意继续观看？ [b]电影《聂隐娘》的反女性主义精神[/b] 纯粹探讨电影艺术性的文章如果提及票房，似乎就偏离了主题，落入了俗套。讽刺的是，侯孝贤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公开场合都提及了《聂隐娘》寻找资金的困难。侯孝贤拍摄《聂隐娘》的方式被很多人诟病，比如他为了在现场等一阵风，放着剧组在现场什么都不做，即使剧组成员为侯孝贤献计献策，建议使用人造风，侯孝贤也坚决不为所动，颇有当年数字技术还未普及的年代，黑泽明带着剧组在晴空万里下拍不出理想画面，进而让大家一起奢侈地等待云彩飘进镜头再拍片的任性。 如果说《聂隐娘》原著里确实提及了节度使、藩镇割据等政治话题，乃至道教法术等宗教话题，那么相比之下，电影版里这些话题全部弱化为几个头衔、符号、小道具，孱弱得几乎无法看见。侯孝贤也许真的想要表达某种精神，但这肯定不是小说原著所承载的某种独一无二的信息，因为侯孝贤在拍电影的时候几乎完全摒弃了原有的故事线。中国大陆地区曾经产生过制作古装电视剧的潮流，这些应潮流而生的作品几乎都以清朝作为故事背景，原因很简单：清朝戏服的租金很便宜。既然《聂隐娘》原作的故事主线在电影版里完全被隐去，那么为何又要大动干戈惊动唐朝人，打着改编的旗号引用《聂隐娘》这篇几乎没人听说过的作品呢？改编一部知名度更高的武侠小说，带动原著粉丝买票看电影，难道会妨碍侯孝贤表达思想吗？剧组的创作力难道不能凭空设计几个穿着清朝戏服，默默游荡在金黄色草丛中的刺客？ 表面上看，《聂隐娘》的确是一部以女性角色为主角的电影。舒淇所饰演的聂隐娘，在影片开始部分黑白色调的映衬下，第一场戏就表现出逼人的英气。树林里的风声与画面中树叶的摇动形成颇有意境的音画配合，观众刚刚看清画面上列队的人群和驴背上的将军，镜头切到近景，聂隐娘已经在枝头准备就绪，目光炯炯伺机而动，视线正对画面外的将军，倏地跳下树枝，镜头迅速切到驴背上的将军，近景中的将军背影尚未看清，聂隐娘迅速入画，紧握匕首的手对准将军的脖颈只一挥，听得清脆地一响，聂隐娘已经出画，将军应声跌落驴背。下一个画面仅剩林中树木的枝叶被风刮得摆动不停。 下一场戏延续了聂隐娘神秘的气场，她从房梁上跳下，意欲放过自己的刺杀目标大僚而离去，反被大僚发现，大僚情急之下，一把匕首丢向聂隐娘，她迅捷地回身，紧握匕首的手仅一挥，从容地将飞来的匕首挡开，继而一步不停离开了房间。影片开场就是聂隐娘的2场独角戏，不仅营造了角色的气势，同时保持了足够的神秘感，能够吸引观众带着对这个角色的兴趣继续看下去。 然而本片并非一部女性主义电影，聂隐娘这个形象在片中的进展轨迹甚至让影片产生了反女性主义色彩。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什么是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起源是欧洲18世纪的启蒙时代，最直接的导火索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彼时欧洲基督教普遍认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男人是女人的主人，夫妻间的关系应表现为女人对男人的绝对服从，且不能与男人平等分享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因此随着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女性开始追求平等，在政治、家庭和职业生活中越来越多地获得足够的认同和权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部分包括薪资平等、投票权、性别歧视、物化和家务等等。 影片的开场的确展示了聂隐娘的英姿，成功地令观众对其产生正面情绪的代入。照这个路线继续拍下去，意欲迎合女性主义主题的导演，必然要将聂隐娘引向打抱不平、不事权贵并且武艺高强、事业成功的形象，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剧中角色以及观众对于聂隐娘社会地位的认同，体现聂隐娘的自主性，打破这个女性角色对于周围环境的依附，屹立在滚滚红尘之中。 但是，电影随即从正面否定了影片开场时，由聂隐娘迅捷的武艺辛苦建立起来的女性主义根基。师父责问聂隐娘为何放过大僚，隐娘却说：见大僚小儿可爱，未忍心便下手。师父评价隐娘：汝今剑术已成，唯不能斩绝人伦之情。隐娘未置可否，与磨镜少年迎接田园生活。聂隐娘表现出柔弱性格之日，就是影片女性主义光辉暗淡之时。关键时刻的杀与不杀，让聂隐娘成为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女人，站在女性主义对立面的女人。尽管聂隐娘恻隐之心的出发点源自对无辜孩子的同情，这种考虑也有其政治正确性，然而她面对职业与亲情的矛盾，选择的是逃避，并没有试图改变社会的丑恶，而是走向丑恶的反面——海市蜃楼一般的桃花源，自己偏安于美好生活的庇护。那个无辜的孩子作为弱势群体仍然置身于恶人的家庭，魏博仍然大乱，刚刚燃起的女性主义热情立刻冷却下来。 对于聂隐娘随之而来的指摘便是她与职业精神的决裂，因为她的行为正在挑战受训成为刺客的职业意义。她明知魏博即将大乱，仍然决意不杀节度使，将一切是非荣辱抛在脑后，执意远离是非之地。一个具有侠义精神的人是否应该同情十恶不赦的反面人物，更是值得商榷的话题，如果不应该，那么侯孝贤为了在片中突出聂隐娘作为普通人的情感，下意识地是以牺牲侠义精神作为代价的。恻隐之心从来都不会和职业精神产生正面矛盾，聂隐娘并不知道在二者间寻找平衡，既让恶人得逞又保善人平安，而是完全不做任何努力，任由事态毫无进展，聂隐娘的侠义精神完全市井化了，侠客式的归隐成为了她掩盖自身软弱的伪装，她的选择完全推翻了影片开始所建立的侠客形象，令她每一个冷峻的眼神和犀利的打斗动作都变得毫无价值。所有这一切的设定令聂隐娘的形象具有强烈的反女性主义倾向。从原著的神秘主义，走向摒弃多种“政治正确”的立场，回归普通人的情感，试问这样的重新创作是否合适？每位观众都会有自己的答案。[/backcol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