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了5年了,但是没发出去。今天想着想着还是觉得发给大家看看我的亲身经历,并让大家觉得哪个女还爱我吗?
梨树的左边是槐树,那两棵树应该是这样站在福音巷口吧?
福音巷和童年旧居的永和巷只隔着三条街,却是两个世界。在我印象里,永和巷像石桥下泛起泡沫的流水,繁嚣而拥挤,河埠边泊着密集的船和茶楼,踩着滑轮车的男孩不时从街呼啸而过。福音巷就安静多了,路边的树站着笔直,却没有蝉声。这里大概住着好多医生或者教师,和那些树一样,都是些干净而森然的表情。
高三那一年,我转学回到栖镇,永和巷的老宅早已卖掉,母亲就借了福音巷国生舅舅的一间阁楼住着。
分别不过几年,栖镇沿河的木楼仿佛一页页过期的日历扯得七零八落,唯独福音巷的青砖楼厚重依旧,外墙散布着爬山虎落尽碎叶的枝条,如同经历风霜后平静的脸。两棵黝黑的树守在路口,一棵热闹地开着白花,一棵沉默着。等这一棵安静下来,另一棵才花枝招展,开的也是白花。小街比较宁静,只有青色晨曦流进天窗,鸽群呼啦啦从波涛连绵的屋顶掠过,白亮的羽毛在空气中划出金属的声响。
然后舅妈就递过一只钢精锅,让我下楼去买早点。国生舅舅是母亲的堂兄,细声细气的一个人,动作却非常慷慨,自作主张就挪出了一间阁楼,让舅妈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心平气和。母亲当时在老民生面馆卖票,舅妈见缝插针地请母亲捎带些优惠的早点。但清晨是母亲卖票最繁忙的时候,所以钢精锅就递到我手上。
出巷口经过那两棵树,再拐过街角就是老民生面馆。阳光还很淡,买早点的人流就已经涌得密不透风,连空气都浓酽得有了沉沉的分量。这里经营的品种繁多,除掉各色汤面,还有黑米粥、粢饭团、虾蓉蒸饺、江米切糕、鸡汁煎包、甜菜烧麦……
国生舅妈是那种对吃也比较疙瘩的人,按照她的计算,既营养又实惠的组合是煎包配清粥或者烧麦搭豆浆。但怎样在一只钢精锅里容纳这么多东西,并且保持足够的温度,难度不亚于解一道复杂的函数方程。烧麦是要抢准时机买的,晚了可能没得吃,而鸡汁煎包起码得排队等八分钟——这还得确保不出意外,做煎包的有时是一个很胖的女人,有时是一个很瘦的男人。胖女人效率高但是动作粗糙,往钢精锅里扔煎包像铲土,热油飞溅。瘦男人恰恰相反,喜欢在女顾客面前精益求精,等他把焦黄喷香的煎包小心翼翼移出锅,先买的烧麦已经僵了。我越着急,他越得意,行动更加沉着细致。
如果撞上瘦男人,早晨非跑两趟不可。在路上磨蹭久了难免有迟到的危险,我就一边喘气一边往嘴里塞馒头,要是撞见同班那个女生,感觉简直就是痛苦。
那个女生就住在福音巷对面,和我隔一条街道,上课也只隔一间教室。不知为什么,转学一个月后才注意到她。
“我的窗外有一棵槐树和一棵梨树,槐树的左边是梨树,梨树的右边是槐树。”转学后第一篇作文我这样写,但班主任说这是废话。他在课堂上讲解鲁迅先生的名篇《秋夜》——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赞不绝口,可是我在作文里照样种上两棵树,他的眉头一下子就拧起来了。
我也拧起眉,为什么鲁迅能写我就不能写?
他一时语塞,瞪了我一阵才说:“因为你不是鲁迅。”
毕竟是在教务处,我没有笑,一旁来送作业本的女生倒是撑不住笑了。从教务处出来,那个女生放慢脚步,等我走近才轻声说:“其实你把那两棵树弄反了,梨树的左边是槐树,槐树的右边是梨树。”
我窘得满脸涨红,不是因为把树栽反了,而是没想到她会那么好看,那时候习惯了男生女生像夏天里蓬勃而不加修剪的青草,很少见到这样一双眼睛,黑黑的,静静的,看我,一眼。
仅仅一眼,世界顿时纯净得一尘不染。
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她也不等我说什么,轻盈地走开。
放学后我飞快跑到校门对面的书报亭,把一瓶柠檬汽水喝得时间足够地长。终于在一大群人流里,她出现了,绕过浓荫下的木槿和蔷薇,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近。骄阳的温度一下子涌到我脸上,仿佛这时才意识到我其实一直在等她。
等她几乎要擦肩而过时,我准备好的招呼跑到嘴边又不由自主缩了回来,狼狈极了。幸好她没有注意到,她甚至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望着她的背影,我松了口气又怅然若失。
“她叫什么名字呢?”我在心里嘀咕着,“怎么会那么好看?”
觉得她好看的,显然不止我一个人。不过两天后,隔壁班一个叫方扬的男生和另一个男生把我堵在路上,毫不客气地盘问了我好一阵。
是的,她好像是住在我们那条街上,不熟,我刚搬到舅舅家不久,跟谁都不熟。电影?我从来不约人看电影。说过什么话?梨树的左边是槐树,槐树的右边是梨树……
我绕口令地重复被她纠正的作文,让两个男孩莫名其妙。
“你和苏宁就谈了这些?”陪同方扬的那个男生盯着我,眼光写满了怀疑和不屑。我没有恼怒,甚至有些兴奋,突然就知道了她的名字。
“算了。”方扬拉开他的同伴,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解释,“其实,我只是想知道,知道一些她的情况……明白吧。”
我当然明白。那个年龄那个季节,买东西也好,看人也好,我们的眼睛总是浮光掠影停留在外表上。稍稍留心一下,就知道漂亮的女生总是男孩课后谈论的焦点,尤其在她面前,很多男生马上变得精神抖擞,做出自以为很帅又毫无意义的动作,或者突然深沉得不得了,对着一张课程表默默思索——我在书报亭喝汽水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一种表情。
午后,下雨了。在楼道里正巧碰上方扬,又几乎和他同时看到苏宁从三楼下来,抱着画板,大概刚上过美术课。风揭起她手中的白纸,有两张刮落到地上。我和方扬抢上几步捡起来递给她,她犹豫了一下接过我手里的那张,纤细的指尖划过我的手心,凉凉的一种柔软。
她说了声谢谢,却没有接方扬递过的纸。等她走出好远,方扬的表情还是悻悻的,想骂人,看看她的背影又噎回去了。
我很得意,故作轻描淡写地安慰他,其实,你捡的这张纸已经脏了。他才注意到纸的反面沾了不少雨渍。
这张纸莫名其妙缩短了我和方扬的距离。他时常到福音巷来找我,复习,聊天或者散步。他不再进入正题,谈话时会自觉地把她删去,但正题总好像在我们身边打转。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不久毕业班增添了晚自习课,下了自习课回来,我们竟意外地在巷口的梨树下发现了她。她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借着路灯看一本什么书,灯光折射着树叶上星光般的水滴,给她的侧影镀上一层圆润的光晕,晚风里有薰衣草的气味。
我的脸忽然发起烧来,方扬则兴奋地嘿了一声。他捅捅我,意思是过去打个招呼,也许还有早已准备好的话。但我站着没动,我不想惊扰她,更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
我们悄悄从槐树的阴影里绕过去,又忍不住放慢脚步回头望着她。不一会,一个斯文清瘦的中年医生远远出现在甬道尽头,疲倦地轻咳一声,也许是她的父亲,刚值夜班回来。她轻快地跑过去,接过父亲的提包,从我们左侧的槐树下经过,清脆的脚步声消失在小巷深处。
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发现我们。
第二天夜晚,我们又准时在梨树下看到她,看到她等候父亲下班,在九点十分左右接过父亲的提包。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每天差不多有七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远远看着她镀了光晕的侧影。方扬不止一次地捅我,让我在冲动和慌乱中徘徊,把七分钟安静地流失掉。
终于在一个星光幽暗的晚上,方扬鼓足勇气拉着我走到她身边,故意将一支钢笔扔在地上。
“哎,你们的笔。”她捡起钢笔,有些惊奇地望着我们。我有些不知所措,成竹在胸的方扬也变得有些迟钝,谁也没料到她会用那样的目光看着我们,纯粹的清澈与腼腆,让人感到这目光后面还有目光,不可能在她面前掩藏什么。
我和方扬不约而同伸出手,钢笔让我抓到了,动作非常僵硬。方扬讪讪缩手抢先说了声谢谢。事后我们不止一次为自己的表现懊悔,当时的样子一定是蠢透了。
经历过这一次,再下晚自习行动就有些犹豫。我觉得在没有变得潇洒自如以前,最好不要轻易地走近那棵梨树。可是只隔一条街道,一间教室,要想把不那么潇洒的一面完全遮住,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在小巷里笨手笨脚踩单车,迎面碰上她,我就歪歪扭扭踩不成直线;两个班合起来上体育课,隔壁班的女生打羽毛球,我们班的男生围着她们跑三千米,我的鞋跑脱了一只,害怕撞上她的目光,宁可若无其事光着一只脚跑下去。当我终于在一个早晨捧着满锅油条豆浆与她狭路相逢的时候,恨不能伸出一个指头把自己从她眼前抹掉。
“以后谁要吃早点自己去买!”我回到国生舅舅家,重重撂下锅子,让舅妈莫名其妙,不明白一向小心翼翼的我为什么骤然爆发。
算了,母亲赶紧息事宁人地说,还是我顺便去买好了。
让母亲去买毕竟是不现实的,总不能卖上几张票丢下顾客往家里跑。我只能每天起得更早,端着钢精锅跟母亲一起到面馆。面馆里橘黄的灯光像晨雾里的睡眼,这个时段避开了早晨的人流,也不可能出现在她眼前。比起方扬,我还是为自己庆幸,不像他住在弄堂没有卫生间的筒子楼里,他妈妈指派他爸爸和他每天早晨轮流去公共厕所倒痰盂。有一回他捧起痰盂哼着歌往公厕跑,不巧迎面碰上一个同班的女生,尽管不是苏宁,他也险些让痰盂罐砸到自己脚上。
再次和她接触时,秋风差不多已经凉了,校园梧桐的叶子开始纷纷扬扬落得很快,仿佛时间流动的影子。
某个周末,母亲卖票时突然昏倒,面馆经理把她送进医院又接她回家,同时娓婉而坚决地要求母亲在家休息。舅妈去代劳了几天就嘀咕吃不消,每天起得那么早,夜里砌麻将的工夫都损失了。母亲为此坐卧不安,我实在怕看她自责的眼神,自告奋勇去找面馆经理通融,可不可以早晨由我顶班,让舅妈睡到八点以后再来。
头天早晨我就忙得焦头烂额,来买票的手挤得里外三层。一个叫阿根的老头偏偏递过来一把硬币,这时候最能显示卖票的基本功,母亲收硬币是从来不看的,接过来手指飞快一拢就摸清有几角几分。我是数都数不过来,催得急了,硬币哗啦洒一片,赶紧蹲下去捡,头顶的嘲弄和抱怨吵成一锅翻滚的粥,大清早排长队人人都心急如焚。最麻烦的是阿根坚决不肯承认我捡起的硬币是两块一角,他说你再数数,两块六角,一定的。
再数也还是两块一角,乱糟糟的刹那,蓦地回头看到此时最不想看到的那双眼睛。再看,确实是她,拿着一个饭盒,在一片嘈杂里挤到我跟前。
有一个滚到了这里,她说,把一枚五角硬币搁在柜台上。金黄的硬币非常干净,不知是捡的还是她从口袋里掏出来的,然后她回到队伍末尾。我满头大汗,手机械地撕着票。终于轮到她了,只是最简单的两样,一份清粥三两煎包。
我不自然地把票递给她,感激在全身翻涌又找不到措辞,问:“明天,还来吗?”
她好像什么都明白,眼里有一丝笑,,却没有回答我。
明天,她还是来了。照旧在六点四十五分左右进入面馆,排队,到我跟前买票,两块四角钱。她掏出两块五角,照旧有一枚干净的硬币。我拿出一张压得非常平整的一毛钱,摊开在手掌上,再次感受到她指尖划过一道凉凉的柔软。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她会把清粥盛进饭盒,再取一支扎油条的竹签穿过煎包。她总是只买两份早点,或许也有一个不完整的家庭?
临走前,她还会看我一眼,是无声的再见,但始终没有说出来。
之后的早晨,内容差不多都是这样。我发现方扬有许多崭新的一毛钱夹在课本里当书签,坚决要他换给我,每天拿出一张找给她。我喜欢看她接过那么整洁的小票子,既意外又高兴地笑一笑。我反复犹豫要不要在钱币上写一句话递给她。提起笔来,所有的话都在眼前转,又不知道哪一句能够概括。
方扬也天天到面馆约我上学,不过比苏宁差不多要晚来四十分钟,完全不知道我的手心每天被轻轻划一下的经历。我也没有告诉他,我明白这很自私,可是真的不想让他知道。
“苏宁的爸爸好像不上夜班了。”有一天他忧郁地说,他一定又去看过巷口,那里只有两棵树,梨树的左边是槐树。
“也许改成上早班了,她会换个地方出现。”我随口说,马上不自然起来,怕他窥探到我的秘密。幸好,他还沉浸在若有所失的情绪里。这家伙的表情总是不挂门帘的,所有心事一览无余摆在脸上,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男生们讨论苏宁时总喜欢把他捎带上。事实上,在那样的年龄,一旦面对让自己心跳的女孩,男孩的表现反而总是缩手缩脚的,他和苏宁的接触并不比我复杂多少。
不久,方扬急匆匆找到我,他们班开始传闻她和一个男生的特殊关系——那么多眼睛注视着她,没有传闻是不可能的——说她每天会见到一个洁白安静的男生,真的很安静,动作很少有声音的,可是着急的时候他额上的头发像风拂过一样会动……
消息的来源据说是另一个女生瞟过她的日记。太无聊了,我瞅一眼方扬,有些愤慨,突然又暗地里激动,日记里写的会是我吗?那么好看而且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居然在关注着我。然后又严重地疑惑起来,我不够好看成绩也不优秀,有什么值得关注呢?真的会是我吗?
我第一次认真地照镜子,镜子里换了很多表情,往额上嘘气,头发还是纹丝不动。
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猜测有多么可笑。这一年,我的功课基础已经到了让老师不屑一顾的地步。在一个靠分数决定形象的地方,不停做测验卷子的时候,同桌之间会互相批改比较一下分数,只有我的卷子上老是出现空白。对不在同一个跑道上的选手,大家的态度相当漠视,也可以说是宽容。
但班主任是不可能宽容的,毕竟班级排名和升学率往往要由分数最低的学生决定。会考结束,他把我唤进教务处。一进教务处偏偏又撞见她。两个女生正帮忙誊写年级考试排行榜,她在一旁报分数。
班主任指着数学成绩那一栏,请教我该如何填写。我的考分对于他简直是个羞于启齿的数字。
要填你自己填好了,他咬着牙说,我都怕难为情。
我默默拿起桌上的红笔,当真在数学一栏填上自己的考分,低头在她和班主任惊愕的目光中出去了。
夜里我对着一页页爬满符号的数学课本发呆,想要潇洒地活下去是多么不容易,我暗自感叹,不敢想象母亲压在我肩头的期望,更不敢想象苏宁当时看我的表情。
一连几天我不去面馆。唯一可以摆脱自卑的方式是偷偷写小说,在自己笔下把自己塑造得潇洒起来,面对女生满脸阳光,勇往直前,挥洒自如。第一篇小说是《女神女孩》,字里行间当然会有她的影子。
稿子寄给南京《少年文艺》后,编辑部回信说准备刊登,我和母亲激动得不得了,反复计算稿费会有多少。
大概,会有五十块吧,母亲狠狠心说。
会有那么多吗?我无比兴奋,同时也无比紧张,她会知道吗?
天气渐渐热起来,我收到杂志样刊和三百元六十元稿费,足够母亲三个月的工资。母亲坚决不允许我继续代早班。再做两天吧,到月底好结帐,我说。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早晨我都错过了,居然没主动和她说上一句话,这本杂志来得正是时候。
我把那本《少年文艺》杂志夹在一叠报纸里,像平常那样接过她的两块五角钱,把一毛钱连同报纸递过去,“粥很烫,报纸可以垫在饭盒下面。”
“哦,”她有些诧异地笑了,“饭盒有手柄,不会烫的。”
一刹那让我紧张得无地自容,她还是把报纸接过去了。
“谢谢!”我说。
“应该是谢谢你才对。”她轻声说。彼此又为刚才的对白笑起来。
对话就进行到这里,后面排队催促的人已经有些不耐烦。那天买煎包的队伍实在漫长,我看她漫不经心拿着报纸,低头读一张英语卡片,高考的阴影已经在不远处的夏天弥漫,所有毕业生都像她这样,能在任何零碎的时间空隙里专注下来,把考试以外的东西暂时拎出去。
买完粥和煎包,她照例望我一眼,还是无声的再见。
在煎包柜台边,我发现了递给她的报纸,大概是排队拿煎包时遗忘在柜台上了,她本来也并不需要报纸。那本杂志不动声色还夹在里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也的确什么都没发生。
我先是松了一口气,然后,怅惘。
稿子还得继续写。写作尽管没有带来梦想的一切,却让我发现还有一个世界可以让自己飞翔。文章渐渐发表得多了,有时一篇小说还没写完,稿子就在校园里到处流传。“哪怕你什么都学不好,至少还可以写小说,”班主任也这样勉励其他的同学。
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在老民生面馆的煎包柜台前排队,无意间又发现了苏宁。她还是习惯地低头看书,曾经的英语卡片换成了一本《萌芽》杂志,这期杂志在栖镇中学传阅了好久,里面有一篇我写的校园小说。
苏宁你好,我轻轻打个招呼。一毕业,我也变得大方了。
哦,你好…… 她迟疑了一下,却想不起我的名字,抱歉地对我笑笑。是的,我从来没有把名字告诉过她,杂志里的那个会写小说的男生,在她印象里大概与我无关。
要不要告诉她?我想了想,这个名字已经和她错过了将近一年,不说也罢。
我端着钢精锅,和她聊着天气考试之类的话题,走到福音巷口。梨树下的石凳空空洒着一片寂寞的光斑,四周仿佛还若有若无遗留着薰衣草的气息。
“梨树的左边是槐树,”我喃喃地说。
“什么左边右边?”她好奇地问。
“就是一年前你对我说的那句话。”
“一年前?那时我还不认识你呀,你不会记错吧?”她清澈的眼光里全是真实的疑问。
阳光在我眼前蓦地模糊了一刹那,这一年里我曾经努力地飞过,在她记忆的天空里居然没留下任何痕迹。
“也许,是我记错了。”我轻轻对自己说。
槐花落尽,两棵树在阳光下陪我们站着,青涩的小梨藏在枝叶下探头探脑。左边没有果实的槐树,叶子已经绿得很深很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