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十三岁始读《红楼梦》。二十一岁与傅斯年同赴英国留学的漫长航途中，熟读《红楼梦》，便有了研究《红楼梦》的愿望。《红楼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或学术——所谓“红学”——从《红楼梦》诞生，便已开始。“红学”一词，据《清稗类钞》，最早出现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后又有“咸（丰）同（治）以来，红学大盛”的记载。不过“红学”在那时不是一门严肃的学问或学术，而带有调侃戏谑的味道。真正将它作为严肃的学问对待，是辛亥革命之后。但很少从哲学、美学入手，而是各种“索隐”“释真”“考事”之类的“索隐派”成了主角。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第一篇文章《〈红楼梦〉考证》问世，宣告“新红学”的诞生。而胡适在北大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在老师胡适的启示下，其“红学”研究也硕果累累，与胡适一起，成为当时海内外公认的“新红学”权威与大师。
胡适、俞平伯等人对“新红学”的贡献有二，确立《红楼梦》为“自叙传”。首先，得到鲁迅的认可。鲁迅当时正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屡屡引证胡适考证，并说胡适的“自叙传”，“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其次，断定《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之作，后四十回为程传元、高鹗串通作伪，由高补续。
“新红学”骨干俞平伯、顾颉刚二人在辛酉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量通信，证明他的研究，弥足珍贵。如俞平伯在是年4月27日的信中说：
《红楼梦》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
5月13日又写信说：“总之《红楼梦》实事居多，虚构为少，殆无可疑。”5月30日，信中说：“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
特别是6月18日信中所说：
因为我们历史眼光太浓重了，不免拘儒之见。要知道雪芹此书虽记事实，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亦是有的。从前人都是凌空猜谜，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或者矫枉竟有些过正也未可知。
俞平伯这一段话，正确阐述了《红楼梦》艺术典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道出了艺术真实与艺术典型的全部奥秘。
俞平伯与顾颉刚的另一重大发现，是高鹗续补《红楼梦》后四十回。
一次，俞平伯在旧书摊购得一部《红楼复梦》，书写得颇为无聊。但该书“凡例”前有“前书八十回后立意甚谬”之语。经考证，证明确是高鹗补了《红楼梦》后四十回。
俞平伯潜心研究《红楼梦》，屡有发现。顾颉刚劝说俞平伯将《红楼梦》研究作为“终身事业”，挑起历史大任，日后必定“大功告成”。
1923年3月5日，顾颉刚为俞平伯的第一本红学专著《〈红楼梦〉辨》作序，说：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后来的不少红学家读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文章，多有取其椟而还其珠者，而俞平伯得其椟更得其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