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作品集
十几年前，我们小镇文化馆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人，因为写作了一篇小说改变了默默无闻的命运。那小说获了那一年的全国文学大奖。他后来也因此被调到省里去做专业作家，自然是很扬眉吐气的了，整天一副天才在思考的深沉样子，在镇子里走着，觉得一切都那么琐屑和肮脏，心里充满了悲悯。没想到有一天却遭了一个人的迎头棒喝。
那天他在镇中学里跟一帮崇拜者讲了奋斗史回来（他调省里的调令已经来了，这些日子许多单位都抓紧请他讲演），过河的时候，忽然看见河对岸的镇长。镇上的河水浅，河上删节号似地横了一串大卵石，便是桥。他看见镇长时，已经走过一大半卵石了，镇长就在卵石后头站着。过了桥，他本来打算侧着脸从镇长身边擦过的，镇长却喊住了他。
“那个写小说出名的，就是你么？”
镇长光头底下那张尽是疙瘩的脸绷紧了，让他有些发毛。他垂了头，四处张望，惊怕地发现自己孤立无援。
“人倒霉，盐罐子生蛆。如今是人是鬼都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你这小子只顾自己出名，就不管别个死活了。我一个小镇长，迫害得了那么大一个人物么？如今你小子是行了时了，老子却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镇长话说得咬牙切齿，却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说完了就沿了那串卵石，一跳一跳地走了，再没有回头。等他过了河，年轻人才缓过神来，回头看定镇长那一撅一撅的屁股明白自己再没有了危险，怒火便一点一点在心里升腾起来。一再下决心追上去，朝那屁股上踹一脚，终是隐忍住了。他气得还不至于失去理智，真要是打起来，镇长的两只手指头就可以捏扁他的。
当时的镇长早已不是镇长了，被停了职，在镇上的蔬菜大队劳动，待分配工作。他的被停职，当然不是因为那个年轻人写的小说的缘故，但那小说跟他却不是没有一点关系，小说里写了一个级别很高的老干部被流放到小镇来，镇上以镇长为代表的恶势力给了他许多的迫害。倘若不是因为镇长当时的处境，小说作者肯定不会把反面人物安排成“镇长”的。
那年轻人的得奖小说里写到的镇政府当时叫镇革委会——听说有些读者曾就此提出质疑，说作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这意见并不错，只是少了些幽默感——当时的镇革委会倒是很革命的，就在镇口的大路边上，先前是本地一个大姓宗族的祠堂，多年失修，破烂不堪，四墙裂了缝，已经歪斜了，屋头上长了草，衰败成灰色；祠堂改成办公室后开的窗子上，没有玻璃，蒙在上面的是包装化肥的透明塑料袋。文革时候才在满墙刷了红漆黄漆，不是为了维护屋子，是为了写语录。红红黄黄的颜色像在一张苍老的脸上化妆，不仅是难看，简直是狰狞。屋子里也几乎没有一样完整的东西，桌子要互相靠着才放得稳，椅子要靠了墙才敢坐，会计的算盘和圆珠笔上都包扎着医院用的胶布。镇上原来就穷，再经了几年革命洗礼就更清白了，不过，再穷也有穷开心的法子，镇长到小镇上任，开第一次镇革委领导班子会，就领教了这开心。
乡镇上从来没有按时开会这一说。人总是先先后后参差不齐，说是九点开，十点人能坐拢就不错。等人的时候，先到的人就讲笑话打发时间。领导干部又主要讲的是跟领导干部有关的笑话：上级来了一位领导，大会上作报告，首先宣布来意：“我这回，是专门来搞妇女，”顿一下，才说：“计划生育工作的。”接下来就自谦，“我是个大老粗，有多粗呢？你们妇女主任知道，昨天晚上，我跟她摸了一下，一直摸到下半夜……”等等。在这类笑话里，开心的对象总少不了妇女主任。说多了，就觉得是老套子，没有新意。这一天，有人出了个点子，对另一个人说。我们莫总是图嘴巴皮子快活。今天不来素的，要来就来点荤的。你平日跟妇女主任眉来眼去，今天敢不敢当大家的面，在她胸口抓一把，也给我们开个眼界。
大家就起哄，一致说：“好！”一片山响，如同誓师。
妇女主任是六几届下来的知青，很积极能干。下来不到一年就入了党，成了知青模范。镇革委筹办妇代会时被抽上来，以后就留下来当了新生的妇代会主任。镇上的知青有“五朵金花”，最好看的两朵都进了镇革委。一朵是镇广播站的播音员；一朵就是这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是工农兵型的，很丰满壮实，胸脯特别高，让许多人垂涎。
被提议的那另一位是镇革委副主任（也就是副镇长），妇女主任就是由他发现推荐上来的，两人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一般，私底下有人问他跟妇女主任是不是有事，他总是反问：你看呢？分明是得了手的神气。只是大家还没有看到公开的证明。
妇女主任总是最后一个到会。一是因为来早了，会让这些臭男人没头没脑地打趣；二是因为当了干部，又碰到场面的事，一个女人上下总要收拾得光鲜些。那天她穿了件短袖衫，那衫子很薄，其实遮掩不住什么，里面肉色的胸罩远远看起来跟没戴一样（这其实是镇上人的看法。妇女主任的穿着还是很得体的，只是因为带着些城里人的趣味，镇上人觉得有些惹眼就是）。
妇女主任高耸着那似乎没有戴胸罩的胸脯，大踏步地走进来。她走路的步伐和声响，跟她说话做事一样，都是很轰动很壮烈的。相反屋子里倒是显出格外的安静。一向高声大气的男人们都凝了神，似乎在深思国家和世界的前途。这使妇女主任有些意外，有些奇怪，又有些泄气。回回，她总是最招人注意的，这回却遭了冷落。
“出什么事了么？”
她也不由得放轻了脚步，走到副镇长身边推推他的肩。
先前闷头抽烟的副镇长慢慢地把吸剩的烟头在一块西瓜皮里掀灭，忽然一扭头，伸出那只粘着瓜汁的手，一把抓住了妇女主任的一只乳房。
屋子“轰”地一声像是突然坍塌了。先前一个个做出深沉样子的男人们一齐爆发出哄笑，有人笑岔了气，连同椅子一下仰翻在地上。
妇女主任并不示弱，劈头盖脸地同副镇长揪打起来，一片“死鬼、畜生”地乱骂，脸涨得通红。但听起来，只有三分恼怒，却有七分快活。
终于平静下来，副镇长宣布开会。镇上原先的镇长调走了，一直由副镇长主持工作。副镇长原以为自己这回填镇长的空是没有疑义的，没想到县里却又派了新镇长来。
“今天的会，就是欢迎新镇长。”
副镇长懒洋洋他说，瞟了一眼在对面角落里坐着的一个人，又懒洋洋地举起手带头拍巴掌。好像他刚刚想起来屋子里还坐了一个镇长。底下的巴掌跟着响了几声，稀稀拉拉也是懒洋洋的。副镇长是本镇人，从读书到工作一直没有离开镇子。镇政府里也大都是跟他一起共事或由他提拔起来的熟人，大家都看他的眼色行事。在他上面，镇长换了好几位，都呆不长。但是上面也绝，宁可走马灯似地换人，就是不给他转正。他也就立了志斗法。县里要调他走，他就是不走。又抓不到他什么大错，他在上面也有帮忙说话的，就这样僵持着。对这一回新来的镇长，他自然也是不在乎的了。
新来的镇长不但没有可以让人在乎的地方，反而是很让人看不上眼的，一个疤痕累累的癞痢头，那疤痕显然是剃头佬的杰作，粉红间以灰白。这累累疮疤之间，偶有几绺稀毛，像沙漠上的骆驼草。脸很黑，满是粗糙的皱纹和紫色的小瘤子。这样一个人来做镇长，实在是对全镇的一种欺负。
这欢迎会，不过是个例行公事，显示副镇长大度。因此他们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全然不顾及新来的镇长会有什么态度。镇长也一直安然地坐着，带着一种憨憨的新奇看着众人。众人笑，他也跟着笑。众人笑完了，他也就不笑，只不说话。等到副镇长宣布了请他说话，他才开口。
他说他今天并不是头一回到镇上来。县里决定调他到镇上来之后，他已经在镇上各处转过几回，镇上七七八八的情况，他是晓得一些的。
他的话一出口，大家就听出他的中气是很足，嗓门也大，但是他克制着，他的话听起来很和缓，但其实很硬扎，没有一句客套，也没有一点要请教的意思，甚至没有一点隐讳：“今天的会不必开长。这样的会开长了也没有意思，欢迎不欢迎我反正都得来。我看这样，办公室下个通知，开个两级干部会，把全镇下属各单位的负责人都集中到镇里来，镇革委会所有负责人都参加。报到时间就定在下个星期一。”
镇长说完就宣布散会，随即就起身走出会议室。既没有问副镇长有没有什么补充，更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会议正式开始到结束，前后不到十分钟。
其他的人一时呆在座位上没有动。大家面面相觑，觉得这回有点“来者不善”。有道是“十个癞痢九个哈（音ha，同‘蛮’）”，这回恐怕是遇上一个难剃的癞痢来了。
副镇长脸色铁青。跟镇长的这头一回交手，他明显是输了。镇长毫不客气轻易地就把会议的主动权夺了过去，等于把他晾在那里。末了他冷冷地一笑，他对自己在镇上的绝对地位还是有信心的。
镇长第二天上班就坐在镇革委办公室，一直看着办公室主任把会议通知起草，油印出来，又分装信封邮寄出去。然后又吩咐要一个一个单位打电话，保证不能缺漏一个人。电话要做记录，他回头要核实的。
又是公函，又是电话，应到的人全部到齐。其实不这样，人也到得齐的，除非哪个遭了天灾人祸。那年头，乡镇干部指望开这类会，就像伢儿指望过年，说的就是：口里没有味，开个现场会。
但这一回副镇长却有了别的心思，会议后勤，由他具体负责。他通知办公室主任，新镇长来了，要有新的作风，开革命化的会，会议伙食按最低标准办，以往都是在财务规定的范围外再增加一笔开支。这笔开支跟规定的经费比，是大头，出处最后都分摊给下属各个单位。各单位的头都来了，分享了这开支的结果，他们都很乐意，因为理由很正当。副镇长这回不增加这笔开支的理由也很正当。办公室主任心领神会，但心里有些打鼓：副镇长这一手很绝，明摆着是要坍新镇长的台，却让你恨得想咬他也找不到地方下牙了。
镇长听汇报的时候却说，要得，就要这样。听口气不像是反话，倒似乎是正中下怀。镇长后来又让把租用的客栈退掉，把镇革委的办公室都腾出来铺了干禾草，让参加会的人全部打地铺睡在这个老祠堂里。厢房不够，镇长自己带了镇革委机关的干部就睡在堂屋里。好在这祠堂有些规模，参加会的连工作人员一起不足半百，勉强挤得下。只是吃和拉有些问题。祠堂做了镇革委机关后，在屋后加了个院子，建了食堂和厕所。先前主要是供机关的人使用，现在一下子加了许多人，自然就难以满足需要。镇长说，革命化么，就化彻底些。这样的困难有什么大不了的，尿就滋在墙脚上，拉屎和吃饭，分批。凡事妇女优先。
大家觉得新鲜，倒没有几个有怨言。报到的当天夜里，一屋子男女嘻嘻哈哈，荤的素的，笑话不断。
第二天起来大家都变了脸色。不晓得从何时起，祠堂外布了岗哨，背了真木仓实弹的民兵，不准一个人进出。屋子里的几只摇把电话也都摇不出声音，明显是有意切断了线。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正要闹，镇长一下从什么地方站出来（他夜里不晓得什么时候出了祠堂），身后跟了两个武高武大的带木仓的民兵。他清了清喉咙，压低了声音说，大家不要乱，哪个作乱莫怪我不客气。老子今日就是来专政的。你们这帮家伙，共产党叫你们当干部，你们一件好事不做，不是扒灰就是作奸。把男人轰出去上水利，自己就去糟踏人家老婆女儿。镇上我是来了些时候的，你们各人做的好事一桩也瞒不过我。这回我让你们自己交代。老实交代了没有事。哪个要打埋伏，我拆他骨头。现在都去吃早饭，吃完了，回到各人铺上写交代。交代一个出去一个。一日不交代，一日不准出这祠堂门；一辈子不交代我就让他坐穿牢底。莫想带口信，莫想串供。两里路处我就派了岗、除了雀子跟老鼠，哪个也过不来。
这些年，大家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没有见过做过。自己对别人做得，别人也就对自己做得。理是没有讲头的，镇长将来时，大家就听说是有些来头的。倒不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是因为县革委主任看重他。
县革委主任是“三结合”后从军管部队留下的，又是刚成立的省革委主任的直接下级。就是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但也还有一句话：“好汉不吃眼前亏。”
不满三天，大多数人都写出了交代。那三天里头，整个祠堂里死气沉沉。镇长派了民兵，轮流在各人的铺前来回逡巡。堂屋和厢房里只有一片轻轻的翻动引起的禾草的窸窸声和笔尖在纸上的划拉声，偶尔夹杂着一二声咳嗽和叹息，有人放屁引起了嗤笑，但立即就止住了口。夜里，才有人做恶梦，从地铺上跳起来，鬼哭狼嚎。值夜的民兵，哗哗地拉动木仓栓，又压抑下去。
白天，镇长在食堂的仓库里清出了个角落，等着一个接一个来送交代的人。他不着，让交代的人自己念。他闭起眼睛一边听一边拗椅子。那个人念完了，他才睁开眼，说：“行，材料放在这里。你可以回去听候处理。”三天后，祠堂里只剩下镇革委机关本身的几个人。副镇长一直咬紧牙，黑了脸，仰在自己的地铺上，用无言表示最高的轻蔑。妇女主任和办公室主任也都没有动静。镇长并不跟他们打照面。到第四天上午，他让民兵把妇女主任带到食堂仓库里来。好长时间，他一言不发，闭着眼睛，专心地拗他的椅子。妇女主任则隔了桌子坐在他对面，低着头捻自己的衣角。这几天她也没有认真梳洗，披头散发，面色蜡黄。先前的风骚劲一点看不到，像一棵霜打了的菜。
镇长终于开口，说：“别的我都不想问，只问你一件事，有一回你开妇女会，讲计划生育，动员大家上环，有人担心上环出事，难受，你说，你就上了环，一点事没有。你一个大闺女，上环做什么？”妇女主任抬起头，愣愣地看了一会镇长，忽然“哇”地一下哭起来。这几天，因为副镇长的顽抗，她也一直硬撑着。现在，她实在撑不住了。
妇女主任随后就交代了自己的错误事实。镇革委没有干部宿舍，家不在镇上的干部要在镇上过夜就睡办公室，妇女主任没有成家，就只有住在镇妇联办公室，在床铺和办公桌中间挂张帘子。副镇长的家在镇下面的生产大队。他平时很少回去，也在自己办公室搭了张床。逢到别的干部都不在的时候，他把祠堂大门一关，同妇女主任就做成了夫妻。妇女主任起先不肯，到底受了他的培养，却不过情分。他说，这是对她最好的再教育……
镇长打断她的哽咽，说：“你不必讲那么细，不要前言也不要后语把刚才讲的这段写下来就行。”
妇女主任刚出门，办公室主任一头撞了进来。他已经在门外等了多时。他两只脚索索抖着几乎要下跪。镇长让他坐，他坐了几次也没有坐稳，屁股老是不得落实。他牙齿“格格”地打着战，结结巴巴地求镇长高抬贵手。他说他胆子小，做不成什么事情。年轻时冒失过一回，到如今一想起来就心惊肉跳。他把那次冒失写在了纸上，作为交代：那时候他刚到镇上，做民政工作。有一回。一对在他手上打了结婚证的新婚夫妇来找他，说是圆房三天了，就是成不了事。那时正是正月里，镇政府很多人都还没有来上班。中午他在镇上的一个亲戚家里喝了很多酒，胆子正是麻的。他就突然心血来潮，对那男的说，你在这里待着，我给你老婆检查一下，就带了那女的进了自己的宿舍。那时候的人百分之百相信政府干部。相信干部，也就要相信政府；相信政府，也就要相信干部。那男的也就老老实实地等。那女的也就老老实实地让他检查。他检查的办法很实在，就是把那件事做一遍，算是试验。试验结束，他大汗淋漓地把那女的带到男的面前，说，没有问题，通了。过了一个月，夫妻二人居然带了礼来谢他，说是他们那回一回去就果真成了事，现在怀上了。他涨红了脸不敢再看他们。他是罪该万死，利用了革命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应该让革命群众打翻在地，踏上一千只脚，一万只脚。
镇长耐心地听办公室主任念完了自己的交代，停止了拗椅子，睁开眼睛，没有像对待先前的那些人那样让他把交代留在桌上，倒是隔着桌子，伸手把办公室主任手上的那叠纸接过来，扇扇子似地摇了摇，然后拿过桌上的打火机，点着了那叠纸。火舌沿着那叠纸的下角往上舔，一片一片燃烧后的碎屑虫子似地飞起来。一直到快要烧到手指了，他才松了手，又看着那点纸屑烧完，收缩成一团，打了个旋飘起，才抬起头，对办公室主任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办公室主任一直惊怕地睁大的眼睛里泪水一下涌出来，一直想跪没有跪成，现在“咚”地一下跪了个扎实。
镇长笑了笑，说：“行了，以后注意，要跟路线，不要跟人。”
办公室主任说：“我晓得的，晓得的。你就是路线。”
以后的日子，镇长就带了那一大摞交代，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落实处理。自然并不是每个单位的负责人都有偷鸡摸狗的劣迹，但这些人也都搜肠刮肚地写了些平时吆五喝六，好吃懒做的事来凑成交代，斗私批修总之很彻底，只求尽早出那祠堂门。镇长一律拿了对付办公室主任的方式加法炮制，当了各人的面烧了各人的材料。他说，他要着的就是各人的态度，各人今后的工作。至于过去的账，一笔勾销了。
但有一个人，他没有放过。他把妇女主任的交代作为揭发报到县革委。全国上下都正在落实新发布的最高指示，检查知青工作，就等着要一个典型。副镇长刚好撞到木仓口上，问了个奸污女知青的罪，抓起来判了重刑。依县革委主任的意思，要杀头的。好歹副镇长在县里有些根基，许多人冒险说情，才保住性命。
妇女主任自然在镇上呆不往，回城去找了个工人下嫁，随后就调去了丈夫的那个烧砖瓦的工厂。
然后是镇长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日子。
省革委主任是个极有雄心也极有胆略的人，抓工业抓农业都有许多惊世骇俗的创造。镇长的真正发迹，就得力于这创造。
根据我们这个农业省丘陵山地多的特点，省革委主任亲自确定了一个改天换地的战略，概括起来是个顺口榴：“八字头上一口塘，周围栽树满山岗，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建在山边上。”就是在两条山丘的上方拦坝筑水库，水库下边的田坎中间修机耕道。先前田垅中间的村庄全部拆迁到山丘脚下去，建成像军队营房一样整齐的“新村”。简称“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进行了全省的动员布置，社社队队都必须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不搞的按反革命论处。
小镇除了镇子之外，就有一个种蔬菜的农业大队，而且在平贩上。没有山丘，也就搞不成八字头上一口塘。但镇长还是召开了全镇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的战略部署动员大会，镇长说，搞不搞是态度问题，搞成什么样，是水平问题。没有山，建不了塘，机耕道总可以修的，新村总可以建的。
一散会，就让人按事先画好的机耕道，新村规划图打石灰线。线一打出来，就让人动手，边拆旧屋，边做新屋。那个农业大队一时鸡飞狗跳，烟尘滚滚。却有一个村子没有动静。这个村子还恰恰紧挨着规划图上的机耕道，是非拆不可的。
这村人所以这样胆大，不怕做反革命，是因为一个寡妇做了他们的盾牌。这寡妇的屋子立在这村子的最前沿，而且压着那条按规划图打出的石灰线。寡妇是新寡，男人害病，没有钱住医院，在家里拖了几个月死了，给寡妇留下了六个儿子，最小的还在怀里吃奶，最大的刚刚挑起一担粪。
镇长听说居然有人敢对抗，便带上民兵跑了来。寡妇面对气势汹汹的镇长和把木仓端在手上的民兵，全无惧色。几个儿子部挤在她身边。她一手搂着吃奶的儿子，一字挡定了自己的屋门，说，横直是死，你们有种就把老娘一家人连屋子一起拆！
一村子男女都围上来，看镇长怎样唱这台戏。
镇长的癞痢头涨得通红，眼角很有力地弯下来，射出凶光。
“真不走？”
“不走！”
“还是走吧。”
“不！”
“那就怪不得我了。”
镇长咬了咬牙，后退一步，示意民兵上前。几个民兵围上去，把寡妇一家人一个一个地从屋门口扯开。寡妇一家人杀猪似地嚎叫起来，骂声哭声惊天动地。寡妇满地打滚，“畜生”“癞痢”骂个不休。围观的人中，几个年轻的血性涌上来，龇牙咧嘴地想要冲出来拼命。镇长喝道：哪个敢动，动就开木仓！年纪大些的赶快靠拢把那几个年轻人挡了起来。镇长回头，向一台早已停在那里待命的拖拉机挥了挥手。
马力很大的“东方红”轰轰地冒着黑烟，履带沉闷地格拉格拉响着，好像是从每个人的胸口轧过。寡妇的那幢茅草盖顶的土坯屋几乎听不见声音就塌成了一堆土。
一村人一轰而散，晓得是再没有理可讲了，都回去抢自家的东西。想让这样一个哈巴癞痢发善心，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来。
镇长并没有让拖拉机继续推下去。他对生产队长说，去，叫他们莫慌，不作对就行了。先去清新村的地基。
寡妇一家人则被关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寡妇已经声咽气短，依旧挣扎着要寻死觅活。镇长让人把她的手脚捆住，系牛一样系在柱子上。跟寡妇一样捆住的，还有她那个可以担起一担粪的大儿子。
夜里，镇长一个人摸到仓库来，让把守的民兵开了门，交待他不要让别人进来。自己进了仓库，又随手把门带上。
仓库里的情形很狼藉。寡妇的几个儿子，除了老大跟她一样被捆着，吃奶的那个白天已经被民兵抱走，其他几个儿子横竖乱躺在地上，满头满脸乌黑，都沉沉地睡着了。有一个忽然翻动了身子，嘴里咕哝了一声，似乎是喊饿。白天让人送来的饭菜仍七零八落地搁在地上，一口没有动过，早已冰冷了。显然是寡妇有过绝食的命令。寡妇的大儿子是醒的，看见镇长进来，肩膀动了动，又无力地垂了下去，目光也很黯淡。镇长进门的时候，坐在地上的寡妇大约是睁开过眼睛的，但现在她头歪着，仰靠在柱子上，眼睛紧紧地闭着。她明显在极力控制自己。从梁上悬了的那盏马灯离她的头不远，灯光亮亮地照着她的脸。那张脸枯黄而憔悴，像一张干缩的贴上去的纸。但她的眼睛的上下眼皮在格外有力地紧张地颤动，里边有一股凝聚的极大的力量在向外奔涌，却不是眼泪。
镇长垂了头，静静地看着。他好像感到了疲倦，感到自己要垮了，突然双膝一软，跪在了寡妇面前。
“婶娘！”他轻轻地喊，“我对你不起。”
寡妇睁开眼睛，狐疑地看着镇长。
镇长避开她的眼睛，看着地下，继续说：“我也是没有法子。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我不晓得我们瞎办不得么！现在上头叫办，你不办，是要法办的。法办了我一个人不要紧，你们到头还是躲不过这一劫的……”
寡妇往前欠了欠身子，嘴巴嚅了嚅，忽然把一大口带血的痰吐到镇长的额头上。
带着浓血的腥臭的痰慢慢地流下来，流进眼窝，又顺着鼻梁流到嘴唇边上。镇长任它流，不擦。
“有气你只管出吧，只不要作践自己。死鬼给你留了群崽，这就是宝，不要几年，他们一个个就会像扁担一样站起来了。”
寡妇重又闭上眼睛，不理睬他。但眼皮子却不再抖动了。“婶娘！”镇长又喊，“我是为你好，拆了旧屋你可以住新屋。新屋让队里做，不要你出钱。几个伢崽就算我的兄弟，我月月给你们送口粮。我活着在，你们就死不了。”
寡妇第二天就带着大儿子上工了。大家都觉得蹊跷。寡妇原是三番五次地真的寻过死的，现在却安静下来了。日子不咸不淡，都很硬扎地拖着，寡妇本来话就不多，镇长那天夜里又交待过，他许的愿，地不要在外头说。自古救急不救穷，他就是一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的。
镇长的话都作了数。新村建好之后，在生产队的新仓库边搭了两间披厦，安置了寡妇一家。镇长如期给寡妇一家送了几年米，回回都是夜里他自己背去，一直背到寡妇那个吃奶的儿子都上队放了牛。镇农业大队吃的是定销粮，镇长背的米，都让粮站用自己的名字记在账上，到他下台的时候，粮站举报了这笔贪污粮。寡妇那时候正有一个儿子要去当兵，怕政审不合格，不敢出头给镇长说话。便让大儿子凑了钱，夜里送到镇长家屋去，让他去归还粮款。镇长不收，说，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了了这回事，我不还是个罪人？一直到镇长死了，寡妇熬不过良心，到坟上烧纸钱，才把这些哭诉出来。只是这时候说什么也都晚了。
镇长落个很惨的下场，是很多年后的事。当时他是红得发紫的。新村建好之后，全县都到小镇来开了现场会。县革委主任把这里的经验总结后又专门报告了当省革委主任的老首长，引起了老首长的极大兴趣。接着又在小镇开了全省的建新村现场会。省革委主任带了随员。记者以及全省各县的革委会主任浩浩荡荡几百人到小镇来，把镇里镇外压得塌了三寸。镇长先是成了省劳模接着又成了全国劳模。省报和全国的大报都登了他的大幅照片。那颗疙里疙瘩的癞痢头经过很巧妙的洗印处理，竟反而有了几分艺术效果。
但这回的现场会也差点惹出大祸。
原说是视察了新村，在现场会开始时作完指示就到市里去的，但讲话的时候，话筒突然没有了声音。省革委主任掼下话筒，回过头就要发作。正在主席台后侧照应扩音器的镇广播站播音员赶紧跑出来，抓过话筒连拍了几下，仍是没有动静。她很尴尬，一时慌了手脚。整个会场的气氛也一下僵住，似乎是等待着一场战争的爆发。
省革委主任的脸色却不知为什么重又容光焕发起来。他和颜悦色地对可怜巴巴的播音员说，小鬼，下去吧，我讲话本来不需要扩音的。接着他就大了声讲起话来，并且越讲越有兴致，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不时引起满场的笑声和鼓掌。
吃过饭，省革委主任竟不走了，对镇长说，让广播站那个小鬼来，我想跟她谈谈。
让人敬畏的省革委主任在位不久，全省各级领导就晓得了他的一个极有个性的嗜好，就是每到一处就要找些好看的女孩子进行革命教育。他虽然年过半百，但精力旺盛得吓人，白天不论怎样辛苦劳碌，这教育还是要通宵达旦的，一点不知疲倦。他抓这教育同他抓革命、抓生产一样都是极有魄力的。就有了种种传言，说是省革委主任到了哪里，哪里的母鸡都要赶紧穿裤子。都说这是阶级敌人用心险恶的攻击，但私底下大家又都把这攻击一遍又一遍用心不险恶地重复，还加了一个形象的描绘，说是“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
镇长说，那太好了。省革委主任要在小镇过夜，要对播音员进行革命教育，无疑是对播青员最大的鞭策，最大的鼓舞，也就无疑是小镇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我马上去作安排。镇长欣欣然、跃跃然，受宠若惊。
然后他就陀螺一样在镇革委的院里院外转起来，收拾省革委主任一行过夜的房子和床铺；吩咐准备省革委主任一行的夜宵；布置保卫省革委主任一行的民兵岗哨……省革委主任很感动说，你歇着吧，忙活一天了，把那小鬼给我叫来就行啦。
“好的，就来了。”
镇长一边雷厉风行地调度，一边利落干练地应诺。
但是镇长再次出现在省革委主任面前的时候，仍是一个人。
“小鬼呢？”
省革委主任显然有些不悦了。他迫不及待地要做一个女孩子的工作，结果却老是这么一只可恶的癞痢头在他面前进进出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许多下级干部以为只要自己忠心耿耿，尽心尽责就能讨上级领导喜欢，却往往因为抓不住上级领导的主要意图而总是搔不到领导的痒处，反而更添了领导的心理负担，使得种种殷勤，种种辛苦都成为一场白忙。更严重的甚至招致了领导的怨恨。因为领导的有些心思是要靠下级去领会而不便明确指示的。一个下级干部乖巧不乖巧，能干不能干，要害和标志常常就在这里。
镇长自然不是不乖巧，不能干的人，只是这一回，他实在无能为力：他去找镇广播站播音员的时候，才听说，仅仅在约五分钟之前，播音员搭了一辆拉货的便车，匆匆赶去了城里搭火车。当时她刚刚接到从上海老家打来的电报，祖母病危，让她速归。她甚至来不及向镇长当面请假，写了张假条连同电报一起让人带给镇长，就哭哭啼啼地跑到公路上搭车去了。
镇长现在带来的，就是这张电报。他请示省革委主任要不要过目。那上面还留着一个上海女孩子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免不了要用的护肤脂的温柔气息。
省革委主任锐利的眼睛静静地看了一会儿镇长，什么话也没有说，径直从镇长身边走过，走到门外，喊了一声什么人，就径自走到了镇革委的院子里。
几辆从省城开来的吉普车很快就轰轰地吼起来，雪白刺眼的车灯横扫着镇革委的院子。随后车队就向镇外的黑暗风驰电掣似地扑去。
被省革委主任抛下的镇革委的一院子人都呆了，弄不清省革委主任为什么忽然作了战略转移；来的时候轰轰烈烈，小镇一时间福星高照；走的时候阴阴森森，小镇似乎要大难临头。这样的跌宕起伏，反差实在是太大太猛了。小镇人见的世面、经的事少，受不得这样的惊吓。
镇长倒是很安然，说，首长就是这样火爆的性格，工作作风一向泼辣，这在全国都是很有名的。真要有什么什么也是我担着，没有你们的事，各人回去吧。
后来果然也真没有什么事。镇长和小镇都依旧是全省的先进典型。镇长后来还是依旧多次出席了全省、全国的各种表彰会、讲用会、经验交流会。省革委主任也没有因为那天晚上的事对他生出什么隔阂。证明是，镇长后来还特地从省城带了一张省革委主任在一次会议上单独接见井同他亲切交谈的合影的放大照片回来。那照片用镜框镶了，挂在镇革委会议室主席像的下边。不过，再后来，这又成为镇长上了反党贼船的铁证。
省革委主任那天晚上突然离去给小镇留下的谜，也是在镇长下台后解开的。
先是镇邮电所的所长揭发镇长曾经让他给镇广播站播音员——那个上海女知青出一张假电报，让她回上海。当时的小镇邮电所还没有直接的电报业务能力。外地来的电报先打到城里的邮电局，再由那里挂长途到镇上，镇邮电所记录后再送交受报者。但那天城里并没有电话来。播音员上海家里的那个电报，电文是镇长在电话里口授的。他当时想问，镇长说，你莫管，照记就是，记了，亲自送到播音员手上，不准再对别人说这回事。你要误了事，我法办你。邮电所长说，那时候，这个臭癞痢在镇上一手遮天，我给他吓住了。今天终于可以伸张正义，水落石出了。
专案组把这件事单独立了一个案，口授电报的事。镇长供认不讳。他并且补充说，播音员祖母生病也是事实，只不过老人家早已瘫痪在床。另外，那辆货车，也是他临时安排的。后来，那个播音员从上海回来，同样是他写信通知的。回来的当天，他就给了她一张上大学的推荐表。推荐表上所要求的全部手续都是在他的监督下闪电式地办完的。正好是上海的一所美术院校，播音员没有几天就永远地从镇上消失了。
专案组派人去了上海找那个前镇广播站播音员出旁证，证实了上述的种种。正在上大学的播音员只是一直没有搞明白，那天晚上镇长为什么突然来找她，告诉她家里会有电报来，让她接到电报马上动身，到镇街口的那棵樟树下面去，那里会有一辆货车等她千万不要犹豫。镇长说，你什么也不要问，走你的就是，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原因，回了上海先住着，什么时候回来，我会给你去信。你要不听我的，出了事那就莫要怨我。镇长当时的样子又神秘又紧张。播音员虽然有些糊涂，但让她回上海总是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后来镇长又来信，让她回小镇办理上大学的手续。她就赶紧去了，又快快地回上海了，就是这样。至于镇长那天为什么匆忙让她去，她后来一直也没有问，也没多想，因为没有必要。她觉得这个乡下人样子难看死了，心肠倒蛮好的。问到她晓不晓得镇长为什么对她那么好。她笑一笑，说：“谁晓得！”脸上分明现出上海人常有的优越，意思很明白的：我这样一个上海女子，能不让男人喜欢么？而且是那样丑的一个外省乡下人！给人的感觉镇长是打了她的主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
这样倒使镇长得了一个解脱。专案组原是想从中间出镇长同播音员的私情的。看这种情形，委实也不像。回来再向镇长作最后核实，问他为什么对播音员那么关照，镇长说，你们想是为什么呢？你们怎样想怎样写就是了。结论横直是你们做的。
镇长的辉煌很短促。像扫帚星划过小镇的空中。
先是中央的林彪，接着是省革委主任，接着是县革委主任，接着是镇长，一个一个地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就像他们当初理直气壮地把别人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一样。据说，他们竟是串通好了谋反的。省革委主任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是战略工事的一部分。他那回来小镇，主要是来看地形的，计划在小镇修一个地下指挥所，那天晚上说住下又突然撤走，就是为了保密。总之事情很严重，很可怕，大家这才晓得，一个臭癞痢当初能那么不可一世，原来竟有这样的背景，也就激起大家无比的痛恨，声讨起来一个个义愤填膺。
但这个“臭癞痢”却满不在乎，开批斗会的时候，他依旧像先前做镇长时一样神气活现。
一上台，他跪下一条腿，另一条腿伸着，两条手臂平展着。主持人喊：“你起来，我们不搞体罚。”他说：“我自己罚自己，跟你没有关系。”主持人说：“你这样子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这还看不出来？我没有文化的都认得：一个头，两只耳朵，平伸两只手，伸条腿，跪条腿，这不是个‘光’字么。不过不是光荣的‘光’，是光卵一条绳的‘光’，如今我光卵一条绳，什么都不是了，甘心情愿接受批斗。”大家听了，又看他怪模怪样，想笑又不敢笑，就开始揭批。
镇食品站的站长上去说：“你当个镇长，专搞特殊化，回回买肉，精的不要，肥的不要，专要猪头肉。镇上一个月才供应几头猪？一头猪有几两猪头肉？你回回只要猪头肉，别个吃什么？要是让你这样的人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劳动人民不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才怪哩。”说着狠狠地跺了跺脚，高呼：“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的！”
在台角上的镇长疑疑惑惑地瞟了瞟食品站长，说：“你是表扬我还是揭批我啊？世上哪有不吃精不吃肥只吃猪头肉的人？我是穷得没有法子啊。你要喜欢，二回我拿猪头肉跟你换精肉肥肉，你只莫加收我的钱就是。免得你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食品站站长给他说得噎住，一时不晓得怎样回复。主持人就及时地喊：“下一个上来。注意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说大是大非问题，敌我矛盾问题。”
“我来！”
下面一个人奋勇地应了一声，挺身而出，是镇革委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先前是跟镇长跟得最紧的一个。大家人前人后叫他做“镇长的吊刀”。他并不恼火，反而乐意，说是“跟路线”，一脸的自豪。镇长也是少不得他的，镇长走到哪里都喜欢讲话，讲话便少不得槁子，稿子都是由办公室主任写。写得好不好，主要就看厚不厚，拿到手上，先掂掂分量，再看看页码，好几十页，就说要得！
但是，其实，再短的稿子，镇长也念不完的。他放牛放到十几岁才去上小学，上了没有几年，家里没有口粮了，就又回去种田。他胆大。他那个山里没有学校，他居然敢办学，一个人当校长当老师——当老师又教语文、又教算术、又教画、又教体育、当伙头、当打钟的。当了几年，教出些什么桃李自然是天晓得，倒是他自己出了名，被调到公社做干部。文化革命，他那个公社造反最早。司令自然是他。他把公社机关所有的公章用麻绳串成一串，当裤带系在腰上。大约是因为大家都晓得十个癞痢九个哈，居然当地没有人敢另立山头跟他对抗。有几个人背后嘀嘀咕咕过几回想想还是觉得惹不起癞痢，便死了心。因此，文化革命了几年，别的公社都牺牲了人，他那个公社连武斗也没有发生过。癞痢也就因此显得出类拔萃，然后就成了镇革委主任。唯一可惜的是字依旧是认得不多，跟镇长的身份远不相称。但是他决不肯因此跌价，稿子总要有一定厚度的，因为那是镇长权威的体现。至于念不全，他有法子解决。
那法子很简单，就是将稿子复写成两份，他拿一份，另一个字认得多的人拿一份。他作报告的时候那个人就站在他身后，遇到有他不认得的字（预先看一遍做好记号），就给他提词。本来这不失为一种可靠的保障，但他性子急，有时候报告作到兴头上，他就顾不得听人提词，依旧信口开河地念错。好在他不怕出丑，别人要是纠正了，他马上又改回来。比方，他把“赤裸裸”念成了“赤果果”，后边提词的人赶紧轻轻地纠正：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他听见了，就放下手上的报告稿扭回头大声问：“不是赤果果？”“不是。”“是‘赤裸裸’？”“是。”“那好。”他回过头，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说：“我刚才念错了，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对他念错字别字，大家开头常笑，后来见他坦白得可爱，就笑不起来，反而觉得他人实在。他的坦白就像他对待自己的癞痢。别的癞痢六月三伏都想方设法捂着，他则一年四季从不戴帽子，就那样暴露着，炫耀似的。
办公室主任走上台的时候，镇长并没有什么惊讶的表示，事情原本也是意料中的，文化革命了几年，这种人见多了。
办公室主任的揭发主要围绕着镇长作过的报告里的黑话，都是些大歌大颂“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话，这些话都有文字根据的，出自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会上的报告。办公室主任说得有鼻子有眼，一清二楚。
镇长起先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听久了，好像有些烦，就说：“那些话都是你写的，我不过就念念罢了，还念不完全。要是有罪，你总要担当一半，莫往我一个人头上栽赃，莫墙倒众人推哟。”
办公室主任给他说得尴尬，站在台上脸红一下，自一下，憋了好久，突然声嘶力竭地喊：“你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到如今你还敢强辩，你有儿个脑袋！”
镇长低了头，咕哝说：“我有几个脑袋！我要有几个脑袋，还会要这个癞痢头么？”
虽然是咕哝，但声音大家都听得见，不由哄笑起来。主持人赶紧抓起话筒喊“严肃些，严肃些”，却自己也终于忍不住笑了。
对镇长的处理没有批斗时以为的那么严重。到底只是个基层干部，红是红过，却同上面的那些大人物没有什么非法的组织上的瓜葛。但已经批斗成敌我矛盾了，总不能一风吹，就下到蔬菜大队去劳动。镇长自然不当了，但工资还在镇上拿。先挂起来再说。
这一挂挂了有六七年。这期间，不管是镇上的还是外面赶到镇上来的受了冤枉的大干部、小干部都落实了政策；以这冤枉和平反作素材写了电影、电视和小说的文人许多出了名，还没有听到他有工作变动的消息。那个年轻人写的获奖小说里关于镇长迫害老干部的事，自然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他不在位上。但小说出了名，大家便都对号入座，把那个该死的“镇长”安到他头上。因为只有他在背时。他有怨气，也是自然的。但他却并不是一个记恨别人的人，那回在桥头跟那个春风得意的小人物偶然相撞，他那些话，其实井非特地找人麻烦，心里未必有什么恶意的。
这可以从他后来说的话里得到证明。
那之后不久，他就死了。他随拖拉机进城去送菜，中间有段山路，是个下雨天，山路打滑，拖拉机翻到山坡下，把几个坐在拖斗菜堆上的人一起扣在里边。他和生产队的一个副队长把拖斗前边有抓手栏杆的地方让给了几个女社员，两个人坐在旁边的车帮子上。车子一翻，车帮子就横着压在他们身上。那个副队长当时就死了。他送到镇医院还活了几天。死之前他不知为什么特意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那个镇广播站的播音员上海女知青。如今她是电视、电影上能让一般观众觉得脸熟的演员了；另一个就是那个写小说的人，如今是杂志报纸上常常出现名字的作家了。一个他拼了命救过；一个他做过垫脚石。好歹这镇上也出了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好像这些都成了他的什么荣耀。这使大家很是为人性的弱点感慨。人终是不甘心寂寞的，像他这样一个人，早已一文不值了，却到死还要把自己同一些名人攀扯上。这些名人其实同他八竿子也搭不到边的。
那位女明星曾经到镇上来过一回。他们要拍一部电视剧，里边也有一个像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那样的角色，内心美好，外表奇丑。他们在上海当地找了好久都没有物色到理想的人。最后女明星忽然想起了她插队地方的镇长。当时他还没有死。一伙人风风火火跑到镇上，一打听，“镇长”在下边监督劳动，懊丧不已，后悔当初没有先打个电话来问问情况，弄得白跑这么一趟。这地方又没有什么可白相的。
那位作家来得晚些。那回在镇上的小河桥头同镇长的遭遇，让他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恶心，脸上由不得就发烧发烫，就像是当众被人抽了一耳光。在省城听说“镇长”死了，他还恨恨的，遗憾不能鞭尸。以后年月久了，关于小镇的记忆日渐淡薄，自然也就淡薄了“镇长”和“镇长”对他的侮辱。直到不久前，他同省城文化界的几个朋友觉得在城里呆得有些腻了，想寻一处偏僻乡村找一点回归自然的感觉，叫做寻找“精神的家园”。其中一个人忽然想起作家发轫的小镇，几个人就雀跃起来，说是去访一访作家的故居。结果几个人同样是大失所望。
十几年之后的小镇，早已面目全非，镇上先前排列着古旧雕楼的老街早已拆了个精光。代之而起的是用劣质水泥和等外瓷砖敷就的店铺门面。镇外的小河早已干涸（据说是由于上游办了工厂，抽多了地下水的缘故），却造了粗蛮的水泥大桥，叫“长虹卧波”，那几个字也不知出自哪位庸官的手笔，写得极恶俗。沿河修了很宽的马路，却让各类摊贩拥塞得水泄不通。总之是了无牧歌的情趣。几个人要走，又错过了返回省城的班车。县里来作陪的人很惭愧，觉得对不住让他荣幸了一回的这帮人，挖空心思想了好久说，静穆的地方倒是有一个，就是作家写过的癞痢山，先前那位老干部流放的地方，那里的树都长起来了，成了林，不过如今那里是镇上的公墓区，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兴趣。
大家说：那有什么，爱和死本是永恒的主题。正要去感受感受死亡意识。
癫痢山倒真是差强人意。因为其实只是一个大上坡，坡也平缓，从山脚铺了很宽很直的水泥台阶达到山顶。顶上是造型简陋却不失庄重的当地烈士的纪念碑。纪念碑俯视的四面山坡上，便是本镇仙逝者的归宿。因为是新开辟的公墓区，坟茔都是近十几年立起的，每一座都自然有修得极虔敬的墓碑，一方方都像极有讲究的门楼。水泥、青石、花岗石、大理石都可以一眼看出是不惜工本的上等材。碑上的字都烫了金或描了红。相比之下，倒是那水泥剥落，基石凹陷，字迹模糊的纪念碑显得寒伧冷寂了。这现象也许并不难理解。作家自己所在的单位，办公室破烂得像个废弃的寒窑，宿舍却装磺得一家比一家豪华。作家去年到日本访问，见到的日本国会灰溜溜的，倒是三菱重工一类私家公司的办公楼更适合称作宫殿。富了和尚穷了庙，看来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流行趋势。不免喟叹一番。
不过，整个公墓区也并非座座坟墓都那样堂而皇之。在公墓区背面的山坡脚下，就有一座坟，没有墓碑，也没有草皮，光秃秃的一小堆土。从坡上流下的水把这一小堆上冲刷得稀稀拉拉，不仔细辨认，很难看出这是一座坟。一个人小解时偶然发现了的。这个人择了一个高些的上堆站上去，刚好就站在了那坟堆上。那泡尿也就刚好撒在了坟头上。
“这好像是堆坟。”痛快淋漓之余，他似有所觉。
“不错的，”县里陪同的那个人证实说，“就是作家在小说里写过的那个镇长的坟。年年除了一个老寡妇来烧几张纸，没有人管的，等于野坟。”
“你说什么？”已经走到前面去了的作家回头问，“哪个镇长。”
“就是在你小说里跟老干部作对的那个，”“真是他？”“真的。”“他怎么埋在这里？”
“不埋这里埋哪里。他死的时候家里没有人来收尸，还是县民政局处理的。要不，还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