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伯，我最初的记忆源自十几年前的一次争吵。当时我跟着长辈们回农村老家过年，把一铲雪倒进了炉膛。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能是有意恶作剧，也可能是把雪想象成了白色的煤屑。总之大伯是生气了，严厉地批评了我。我马上显现出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骂道：“哼！我怕你个小老头？”
这件趣事一直让长辈们捧腹。至于我为什么要叫大伯“小老头”，可能和他的相貌有关。身为长子，大伯从小就是家中的重要劳动力；成年以后，他做过乡村教师，然后从政。几十年的操劳让皱纹过早地爬上了他的额头。和我父亲相比，他显得苍老；和祖父相比，又显得年轻。
不久以前，另一位地方官员在父亲面前直言：“群众工作，您哥哥比您擅长。”诚然，父亲和我都很内向，而大伯向来爱说爱笑。开朗的性格让他能轻松地处理人际关系，并在工作当中更加得心应手。即便离开岗位，新的领导班子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仍然会想“请陆局长出山”。每到这种时候，大伯都会毫不犹豫地同意，而且确实能把事情办好。所以至今还有不少职工怀念他。
然而，荣耀背后隐藏的辛酸，有几个人能看见？
大伯年轻时在祖父母的安排下，娶了一个乡长的女儿。祖父母相信，出身于干部家庭的人一定很有教养。没想到伯母偏偏生性泼辣。自从她嫁给大伯，争吵和打斗几乎从没停止过。三个子女先后降生，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关系。这段“包办婚姻”苟延残喘几年以后，终于宣告结束。大伯独自居住在县城，从此没有再娶；伯母留在乡下，偶尔遇到回去探望父母的前夫，便会像过去一样破口大骂，毫不顾及乡亲们异样的目光。一向温和的父亲忍不住指责他以前的嫂子：“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多少年了，就算了吧！”
或许正是由于婚姻不幸，大伯对子侄辈非常疼爱，工作之余经常逗我们玩。可是我不通人情，总觉得他说话太“损”，时不时地顶撞他。最严重的一次，我竟然叫他“滚”。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小学生竟然会抛出这个字眼，而且是针对亲生父亲的亲哥哥，我简直无法相信他真的是我。如果说骂“小老头”那一次充满童趣，这一次只有“恶毒”二字可以形容。我不敢想象大伯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只记得他苦笑着走开。那是我见过的最无奈的笑容。
随着年龄增长，我渐渐变得懂事，不再像小时候一样好坏不分。我始终没有勇气向大伯道歉，没想到他却主动提出：“以后我们要相互尊重，好不好？你见到我要打招呼，我不再叫你的外号。”
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我对大伯一直置之不理；而他从不称呼我的姓名，只借着我的体型叫我“肥子”。在我们当地，这个词本义和“胖子”相同，但带有强烈的侮辱色彩。大伯不再叫我“肥子”，说明他是真心和好。我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连连点头。
转眼到了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我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大伯得了急性胃溃疡，一直在问“陆曦怎么还没回来”。我赶紧回到故乡，跟着父母来到大伯的住处。
此时，大伯已经被病痛折磨了好几天。因为医院一直没有空余的床位，只能由堂兄、堂嫂在家中护理。我进屋的时候，他正瘫在客厅的沙发上，额头上搭着冰毛巾，身上穿着一件短袖T恤和一条薄长裤，颜色像他的脸色一样灰暗。我怯生生地说了句“大伯，我回来了”，他抬起眼睛看了看我，似乎已经没有力气回答。沙发周围伫立着许多人，是他以前在政府部门的同事。因为大伯的口碑一直很好，知道他病了，他们不约而同地来看望。
堂兄的儿子当时不满三岁，大伯平时最喜欢这个活泼好动的小男孩。堂嫂想把他抱到大伯面前，大伯竭力喊道：“快抱开！快抱开！”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伯误以为自己得的是传染病，害怕传染给孙子。
又过了几天，大伯终于开始在医院接受专业治疗。他恢复得十分迅速，到了八月上旬，已经可以去外地的大医院接受全面复查。从外地回来，他不仅带来了令人放心的诊断书，还为我带来一件宽松的衬衫，是复查之后从服装店买来的。看着我把衬衫披在身上，他哈哈大笑：“你块头太大，只有这个型号才合适！”
再次见到大伯的时候，我再也听不到他的笑声。因为脑部突然出现生长迅速的恶性肿瘤。他不得不去北京接受部分脑组织切除手术。手术暂时保住了大伯的生命，却让他失去了正常的语言、运动功能。以前那个谈笑风生的中年男人回不来了，只留下一个倚靠在轮椅上的削瘦的身影。我握住大伯的手，顿时感到一股凉意传到心底；我不想让屋里的气氛显得太悲伤，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大伯含糊不清地“说”起话来，不知是在安慰我，还是在说别的什么事情。
大伯去世是在2009年12月底，刚过完五十八岁生日。当时我还在学校准备期末考试，对此几乎毫不知情。可是我做了一个难以解释的梦，醒来后不禁骇然。过了半个多月，我回到阔别一年的故乡，果然被告知“你大伯已经不在了”。
这一次，连倚靠在轮椅上的削瘦的身影也彻底消失，我只在墙上见到一张被黑纱包围的照片。于是我双膝跪地，用古老的叩首礼寄托哀思。我没有参加大伯的葬礼，也就幸运地躲过了种种令人心碎的场面；可是我为此产生的愧疚感，很可能会延续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