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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美文]漫话文祸

 楼层直达
安于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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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朝诗人黄仲则有两句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前一句知道的人不多，后一句知道的人不少，已成名言。黄仲则才华横溢，却郁郁不得志，所以这只是他的愤激之辞；书生其实并非无用，而且还有大用，就是治国平天下。有人向孔子请教怎样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农；于是有人便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是孔子精通做官之道，他“贤人七十，弟子三千”，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学而优则仕”。历朝历代，打天下离不开书生，治天下更离不开书生。无法想像，让文盲来管理社会，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二

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期的书生，可以集众讲学，可以著书立说，可以学说争鸣，可以言论自由，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那是一个文化、思想大自由、大开放、大包容的时代。孟子住在魏国，梁惠王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和待遇，喝酒吃肉，住豪宅、乘豪车、穿华服，但他还老是骂梁惠王，当面说梁惠王“率兽食人”（带着野兽来吃人）、“不仁哉！梁惠王也”。又骂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不似人君”。他将天下所有的诸侯，一律骂为“五霸之罪人”，全都“嗜杀人”；常常骂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问他周武王伐纣的事，“臣可不可以弑君”，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即“只听说周武王诛杀了独夫纣王，没有听说君主被臣子杀害”，强调没有仁义道德的君王就活该被诛掉。他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致于2000年后朱元璋听了这段话还要杀他的脑袋。然而好景不长，到了秦皇帝统一天下以后，他便来统一书生的思想，开始了历朝历代对思想、文化强化管制的时代。

书生是一个“高危”群体，他们能治国平天下，也能乱国祸天下；他们能帮这个集团打江山，也能帮那个集团打江山；他们有敏锐的头脑思考问题，有锐利的目光观察事物，有犀利的言辞议论时政......因此又必须严加管控。这就是历代文字狱案不断的根由。但历史上第一个文字狱案，却是发生在秦朝以前，就是公元前548年春秋时期的“崔杼杀太史”案。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夫人有奸，被崔杼杀死，齐国太史秉笔直书曰：“崔杼弑其君。” 于是崔杼将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又被崔杼杀了。另一个弟弟又接着写，崔杼终于不敢再杀。当时还有一个史官南史氏，也抱着竹简和刻刀前往，前赴后继，半路听说此事已记录在案遂作罢。这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所歌颂的：“在齐太史简。”

春秋时期另外还有一起文字狱案，就是“孔子诛少正卯”。少正卯和孔子都开办私学，收徒讲学。少正卯的学校多次把孔子的学生吸引过去，只有颜回没有去。少正卯成为鲁国的“闻人”。鲁定公十四年，孔丘担任鲁国司寇七天就把少正卯杀了，暴尸三日。理由是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脑子精明而用心险恶，行为邪僻而又顽固，说话虚伪却很动听，记述丑恶的东西而十分广博，顺从错误而又加以润色）。孔夫子号称圣人，也干过这样不光彩的事。

三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烧书的人。他为了消灭一切反秦思想，接受李斯的建议，于公元前213年下令：“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的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服4年兵役）。”第二年，为秦始皇寻求仙药的方士有诽谤之言，又相邀逃亡，于是秦始皇派御史侦查咸阳的儒生、方士，将其中被认为犯禁者460余人坑死。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未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7年后大秦帝国就二世而亡。

四

曹操由军队起家，戎马一生，征战无数，应该算是个武夫。然而他也是一介书生，喜爱读书，手不释卷；诗和文章都写得很好，开创了一个建安文学时代。他很重视书生治国平天下的作用，帷幄中书生特别多；他网罗了那么多书生，并非都是为了为他所用，而是不让他们跑到敌对阵营中去与他为敌――例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而当书生妨碍到他的统治时，他也会拿书生开刀。官渡之战后，其子曹丕私纳袁绍之子袁熙之妻，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已赐周公。”曹操问出于何典，孔融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以后曹操下令禁酒，孔融又写信给曹操说：“你说饮酒亡国，桀、纣因色亡国，为何不禁婚姻？”曹操愈加恼怒，回信说：“即使我不能安邦定国，但杀几个文人还是能的。”算是对孔融的警告。后来，孔融又对东吴的来使有“讪谤之言”， 曹操终于以“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将孔融杀死。

杨修是曹操丞相府主簿，聪明过人，才高八斗。曾随曹操从曹娥碑下过，曹操见碑后刻“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问杨修是否知其意。杨修说:“知道。”曹操说:“公先莫言，让我思之。”走了30里曹操才想出来，然后叫杨修回答。杨修说:“‘黄绢’，是有颜色的丝，色丝合一‘绝’字; ‘幼妇’，是少女之意，少女合一‘妙’字; ‘外孙’，是女儿的儿子，‘女子’合一‘好’字; ‘ 臼’，是承受辛苦的事，受辛苦合成一个‘辞’字。联起来就是‘绝妙好辞’。”曹操感慨说:“我的才力竟与公相差三十里。”曹操曾造花园，观后不置褒贬，只在门上写一“活”字。人皆不解其意。杨修说：“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重新改造，又请曹操观看。曹操大喜，问：“谁知我意？”答曰：“杨修。” 又一日，塞北送来一盒酥。曹操在盒上写“一合酥”三字，放置案头。杨修进来见了，竟取匙与众人分食讫。曹操问其故，杨修答曰：“盒上明书‘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曹操恐人在他睡熟时谋害他，常诈言：“我梦中好杀人，凡我睡着，你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寝，被落于地，近侍慌取覆盖。曹操从床上跃起，拔剑将近侍杀死，复上床睡觉。起床后装模作样地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告。众人皆以为曹操真会梦中杀人，惟杨修知其意，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聪明的君主，喜欢聪明之人，但如果聪明超过君主，就成了祸患的根苗。后杨修又卷入曹丕与曹植夺嫡的争斗而失败，就更让曹操生厌，遂生了杀杨修之心。曹操与刘备征战汉中时，屡不能胜，又不想退兵，犹豫不决。夏侯惇入帐禀请夜间口令时，曹操正在吃饭，见碗中有鸡肋，有感于怀，随口应曰：“鸡肋！鸡肋！” 杨修便教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程。夏侯惇惊问，杨修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曹操便以惑乱军心之罪杀了杨修。

五

不过，在曹操所处的三国时代，还是书生各领风骚、大放光彩的时代。他们走出书斋，走出山林，投笔从戎，在政治、军事角逐的舞台上，纵横捭阖，舞弄风云，涌现出一大批光耀青史的杰出人物：诸葛亮、司马懿、周瑜、荀彧 、郭嘉、鲁肃、陆逊、庞统......然而到了三国一统，魏晋易代，司马氏大肆屠杀政治异已，书生们便噤若寒蝉，惶惶避世，又出现了一个历史上书生最消沉、最颓废、最没有作为的时代。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屡次拒官，隐居不仕，但又偏要写文章讥评时政，在《太师箴》中说司马氏的统治：“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司马氏“每非汤武而薄周礼”，揭露其篡夺曹魏政权的阴谋。终于被司马昭杀死。于是书生们便转而为清谈――崇尚老、庄玄学，宣扬虚无、避世；喝酒――阮籍一醉三月不醒，刘伶终日酒气薰天，让家人荷锄跟在身后说：“死即埋我”；服药――服“五石散”，服后狂躁，仗剑逐蝇，出现幻觉，自我陶醉；隐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待至晋室南渡，偏安江东，则更是日耽于湖光山色，夜醉于歌楼舞榭。南朝的君主贵族，都是荒淫无度之徒，书生们便沦为他们的帮闲，为他们制作淫辞艳曲。陈朝的宰相江总，和文臣陈暄、孔范、王瑗等十余人，时称“狎玩之客”，在宫中陪皇帝饮酒赋诗，征歌逐色，通宵达旦。所作诗歌尽为浮艳绮靡的“宫体诗”， 终于弄得国破身亡。

六

传说书生社会地位最低的时期是元朝。元朝将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书生为第九等，居娼之下、丐之上，“文革”中“臭老九”即源于此。“九儒十丐”之说出自南宋两位遗民的著作。一为谢枋得的《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二为郑思肖的《大义叙略》。谢枋得为南宋官员，曾率军抗元。宋亡流落闽赣间，元廷多次徵召不仕，后被强送北京，绝食殉节。郑思肖为南宋诸生，宋亡后因心怀故国，思肖即思赵之意， “坐必南向，闻北音而走，誓不与朔客交往”，画兰不画土，谓“土地尽为番人夺矣”。但二人均死於元初，无从得知整个元代情况。

事实上，元代书生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在蒙古侵入长城以南初期，对汉族书生也同样杀戮或用作奴隶，但在灭金、灭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利用书生巩固统治的重要作用。灭金后三年，元太宗窝阔台就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考试儒生，“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崇尚儒学，提倡程朱理学，修孔庙，并“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衍圣公”。元世祖忽必烈又积极标榜文治，设学校，征召著名儒士，“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几个仕元的理学家姚枢、窦默、许衡都官居要职。上辈有儒士的家庭被定为“儒户”，规定儒户每户至少要有一人读书，以备政府徵召。儒户不担负各种劳役，可以豁免丁税，四顷以内土地亦不缴纳地税，在籍儒生可获得政府俸禄，在学校就读的生员，由学校供给每日两餐饮食。而且，元朝也没有兴过多少“文祸”，杀得书生诚惶诚恐，所禁之书主要是阴阳类书，以及由佛道之争所引发的对道藏书籍的禁毁。

七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文盲，对书生有着一种近乎天然的自卑心理，又由此而产生出强烈的忌妒、报复甚至虐杀的心理。但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又深知书生的重要作用，因此利用书生为他夺取了天下。但在他当了皇帝以后，便来报复书生了。被他杀掉的知名书生可能在皇帝中是最多的。时称“吴中四杰”的高启，曾写过一首《题宫女图》诗，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句，这本是写元顺帝的宫闱之作，朱元璋却认为是讥讽自己。高启又有《青丘子歌》诗，中有“不闻龙虎苦战斗”句，又被朱元璋忌恨，因为高启写这首诗时，朱元璋正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在“苦战斗”，而高启却“不闻”。后来，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宫址修建府治，获罪被诛，而高启为魏观建府所作的《郡治上梁文》中，有“龙蟠虎踞”四字，又被朱元璋视为歌颂张士诚。于此种种，高启获罪被腰斩。高启临刑时，朱元璋亲自去监斩；高启被腰斩后，还没有咽气，用手指沾着自己的血在地上写了三个“惨”字，被斩为八段。“吴中四杰”的杨基被莫名其妙地罚作苦工，死在工所;张羽被糊里糊涂扔进长江;徐贲因犒劳军队不及时，被下狱迫害而死。被朱元璋杀死的，还有“明初十才子”之一的谢肃，有苏伯衡、傅恕、王彝、张孟兼、杜寅，孙贲、王绂、张宣被流放，王蒙、王洪瘐死狱中，戴良自杀，就连被他称作“吾之子房”的刘基，也疑似被他毒死，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由于皇后和太子力保才逃了命，但宋濂的儿子和孙子仍然被诛。

朱元璋制造的文祸可谓多矣，但全不是政治案件，他的文祸被称作“表笺祸”。明初，每逢国家大典、皇帝生辰，各地长官都要呈献颂文，称为《表笺》。朱元璋幼年在皇觉寺出家，后参加红巾军，因此他对“僧”、“盗”、“贼”、“寇”等字十分忌讳。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表内有“作则垂宪”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被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表内有“仪则天下”被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作《正旦贺表》表内有“建中作则”被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表内有“圣德作则”被诛......皆因表内“则”字音近于“贼”。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被诛，因“道”音似“盗”。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表内有“睿性生知”，“生”与“僧”音同，被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表内有“取法象魏”，“取法”音近“去发”，被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表内有“体乾法坤，藻失太平”，“法坤”音同“发髠”，“髠”即剃去头发的刑罚，被诛。杭州教授徐一夔贺寿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览后大怒：“生者，僧也，以我曾为僧也。光，则薙发（剃发）也。则，字音则近贼也。”斩之。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中有“寿城千秋”，“秋”读如“诛”，被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 ，为本府作《谢赐与表》，中有“遥瞻帝扉”，“帝扉”音似“帝非”，被诛。毫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式君父”音似“弑君父”，被诛。还有一和尚为拍马屁，写了一首谢恩诗，其中有一“殊”字，朱元璋见后大怒，说“殊”字是“歹朱”，被诛。还有很多这类莫名其妙的文祸，所以那个时期的书生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八

草莽英雄张献忠，与朱元璋相比，读过两年私塾，因此有时也以读书人自居。每攻占一座大城，就举行开科取士，强迫所有的读书人参加，如果谁不来，本人正法，乡邻连坐。亲自出题、阅卷，决定名次。不管中与不中，都不许回家。中榜的赏几两银子，给个虚职，并不任用，其目的是把这些书生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在地方上“造乱”。因此书生们都烧了书本，脱了儒服，不再以书生自居。他和朱元璋一样，始终克服不了对书生的自卑和报复心理。一次他考试取中了状元张大受，“一见大悦”，赏赐非常，赐宴欢聚一日，“复赐美女十人，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可到了第二天，张大受入朝谢恩，张献忠忽然皱眉道：“这驴养的，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老子。”侍卫就到宫门口把张大受捆起来杀了。

1645年夏，张献忠在四川对书生进行了一次彻底大清洗。他发布了一道《选举考试令》，称“国家初建，亟需人才”，令全川读书人一律赴成都应考。如不应考，本人、全家斩首，乡邻连坐。考生们来到成都，住进大慈寺，进去之后，即被关押。考试那天，“自大慈寺门到成都南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在寺门口设一长绳，离地四尺，张献忠亲自边上‘验发’”。如果此人年龄尚小，身高不足四尺，或者张献忠看着顺眼，想留下来用，就命令站到一边。除此之外，即属检验合格，准许出发。每发一生员通过，前面有一人，手执高竿，悬白纸旗一付，上书某府某州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以为是赴考场。到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在南门桥上砍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考”了三天，除十几名年龄幼小，张献忠留为己用的孩子，共余人全被诛死。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等，也属当时的知识分子，也被屠杀贻尽，仅成都一地，就杀死2000多和尚。

九

清朝是中国历代文祸最烈的时期。共发生文字狱案160余起，主要集中在清朝前期顺、康、雍、乾四朝，其中顺治朝约7起，康熙朝约10起，雍正朝约20起，乾隆朝最多一百三十余起。乾隆以后110年，直至光绪二十九年，又发生过一起《苏报》案外，没有再发生文字狱案。

清朝顺治年间，满清刚刚获得对中国的统治，汉族人心未服。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江南书生，对异族统治者采取了极不合作的态度，他们有的投身武装抗清的行列，有的披发入山、隐逸江湖，有的遁入空门、皈依僧道，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人。他们那时的诗词文章的主题，是怀念故国，反清复明，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情绪。对此，满清统治者一方面以武力镇压汉人的反抗运动，另一方面强化对文化、思想的管制，消灭汉人的反满意识。这就是清初文字狱案的起因和主题。

到了康熙年间，清朝的统治渐渐稳固，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也逐渐淡化。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爆发以后，康熙皇帝从中检讨以往政治之失，开始大幅度调整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十二年诏命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特开博学鸿儒科，十八年开《明史》馆，让一大批敌视满清的才高名重之士受到感化。萧山毛奇龄，明亡后哭于学宫三日，后参与南明鲁王军事抗清，鲁王败后逃亡江湖十余年，作《续哀江南赋》、《白云楼歌》，寄托对明朝的缅怀之情。康熙十八年受感化举博学鸿儒科，名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 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戡定，作《平滇颂》为康熙歌功颂德。 康熙年间文化、思想也非常活跃，不少明朝遗民著作陆续出版，当时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中“违碍”之处触目皆是，《读通鉴论》中说：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华夏”和“夷狄”，“夷狄”乃“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简直就是公然号召汉人起来造满清的反。最让人谈虎色变的历史著作也陆续出版，如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温睿临的《南疆逸史》等。

然而到了雍正年间，文字狱的腥风血雨又再次降临。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文字狱伴随其统治始终，共兴文字狱案约二十起。雍正皇帝搞文字狱有个特点，就是十分注重案例的“惩戒”作用，强化查处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浙江钱塘举人汪景祺，是年羹尧大将军府记室，他所写的《西征随笔》中有为年羹尧歌功颂德的文章，雍正除了将他处死，妻子、兄弟、子侄充军外，还将他的头颅挂在北京菜市口十年，直到乾隆即位才把头取下来。翰林院侍讲钱名世，也曾写诗吹捧年羹尧，被定为文字狱案。雍正将“钱名世革去职衔，逐回原籍禁锢，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制成匾额，张挂于钱名世所居之宅。”这也是一种“悬首示众”，让人名誉受污。并又“昭示”在京现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共385人，每人作诗一首，批判钱名世，汇编成册，书名为《御制钱名世》，发至全国，作为读书人的必读书。诗也有作得好的，如詹事陈万策诗中的“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深获雍正嘉许，被评为卷首之作。也有诗写得不好的，等于“批判不力”，还因此获罪，例如翰林院侍读陈邦彦、陈邦直兄弟都被革职，另一侍读吴孝登的诗被认为“谬妄”，被遣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所受惩处比钱名世还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查嗣庭，是隆科多保荐的官员，雍正为了整倒他，突击搜查他的日记，在日记中发现了他“大肆讪谤圣祖康熙、悖礼不敬、讥刺时事、幸灾乐祸”等“罪状”，被定为文字狱案，凌迟处死，戮尸枭示。查嗣庭是浙江人，为此又停止了浙江会试、乡试两级科考，以惩戒天下书生。有一个叫曾静的书生，给川陕总督岳钟琪写了一封《策反信》，信中列举了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雍正没有杀曾静，亲自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大义觉迷录》，“摆事实，讲道理”，逐条批驳《策反书》中所列罪状，宣扬他即位以来的政绩，让曾静到各地宣讲，作现身说法。并将《大义觉迷录》和曾静“悔悟”后写的《归仁说》及47篇口供刊刻成书，颁行天下， 组织天下读书人学习、讨论、表态。

经过雍正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汉族书生们的那点锐气，已被消磨殆尽。但书生总是耐不住要写文章的，用现在作家莫言的话来说就是“不写文章又干什么呢？”那就写“歌德”文章，写不涉及政治的文章，写嘲风弄月的文章。然而在乾隆朝，写这类文章也还是写出问题来了。鲁迅先生在评论乾隆朝文字狱案发生原因是说：“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但真正算得上是“政治案件”的，却几乎没有。有的是因为“四书五经”作注而获罪；有因献万寿诗联获罪；有上本为父亲请谥获罪；有向他提“意见”，请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而获罪；有文章中有所谓“忌讳”文字如“戎”、“狄”、“夷”，或有与康熙、雍正、乾隆及他们名字音似、音近的文字如“龙”与“隆”近而获罪；有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而获罪；还有大量的因字意朦胧的诗句而获罪如：咏紫牡丹的“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长明宁易得”、“一把心肠论浊清”等。

乾隆皇帝的屠刀，终于杀得书生们望文生畏，动辄获咎，让他们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么写，一丝生气、活力被消磨殆尽，只好钻进故纸堆，寻章摘句，整理典籍，庶几免于灾难，形成了“乾嘉之学”。只到乾隆死后40年，书生们才被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从昏沉中惊觉，开始思索，开始探求，开始呼喊，为那个时期的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的内容。但老大帝国，积重难返，专制腐败，列强入侵，内忧外患，国难不断，这更激发了进步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他们背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不畏艰难、冲破险阻，跋涉在探求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漫漫长道上，从狭隘的反清排满升华到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到“五.四”时期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从此中国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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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Ｂ+15 201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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