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怕一件事，那就是平庸的生活｜单读_校园青春

花开那年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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๓ 校园青春欢迎你๓

举报只看楼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8-06-24 0

现代人贩卖焦虑，炫耀品味，身披道德，随时可以在网络上主持正义，却无人问津自我。而《光年》的出版，则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现代规则，暴露出在华丽伪装下索然无味的个体。
今天这篇文章是译者孔亚雷为《光年》写的译后记，首发于《单读 17》。他惊讶于主人公芮德娜对于婚外情所展现的自在与安宁，并由此散发出生命本身的永恒和神秘。芮德娜蔑视婚姻，时间，政治，忠于充满存在感的生命力。尽管真正的力量都带有一种天生的悲伤，但她仍然身怀着面对自我，投入自我，并创造自我的巨大勇气。
在这本书中，一切事物看似都丧失了与道德的联系，而回归于生活和自我本身。也许在虚无的人生中，意义才是道德。

秋日之光（节选）

文｜孔亚雷

我醒过来——就像有什么在呼唤我。但是没有。周围昏暗而寂静。我伸出手去拿手表，触碰到磨旧的皮质表带。差五分五点。这是一栋湖边小村庄里的老房子。一年前我们租下了这里，作为工作室兼家庭度假屋。我又躺了一会儿。然后我起身下床，打开门走到露台上。
世界一片幽蓝。仿佛可以被呼吸进去的蓝。我看着湖对岸远处的群山。山的边缘微微发红，就像它们背面是灼热的烙铁。一切都在期待着。我突然涌起一股对工作的渴望。我突然知道了是什么在呼唤我。
我下楼来到厨房，给自己做了杯咖啡。我想起修士作家托马斯·莫顿（Thomas Merton）日记中的一句话，“早餐只喝咖啡意义非凡”。我选了一张唱片放进唱机：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1982 年版的《哥德堡变奏曲》（TheGoldberg Variations）。我调小音量。然后我坐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翻译《光年》（Light Years）的最后一章。

《光年》

[美]詹姆斯·索特著 / 孔亚雷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如你想象的那样去生活，否则，你会如你生活那样去想象。” 法国诗人瓦莱里（Paul Valery）说。我们很容易把这句话当成是出自芮德娜，《光年》的女主人公之口。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她说话时的样子：40 多岁，离异，单身，一张美丽而知性的面孔，“没有丝毫的多愁善感”，嘴角带着浅淡的微笑，优雅，沉静，超然，散发出某种近乎透明的神秘，就像一束光。
而在小说开头，我们第一次看见芮德娜的时候，她 28岁，正在一个最适合家庭主妇的场所：厨房。
她的戒指摆在旁边。她身材颀长，全神贯注；她的脖子光着。她停下来去看食谱，低着头，她聚精会神的样子美得惊人……摊在木质台面上的花，她已经修剪好茎干，准备插进花瓶。她面前是剪刀，薄如纸片的盒装奶酪，法式餐刀。她的肩上有香水。
随即，镜头一转，摇向她所居住的这幢带花园的河畔大宅，维多利亚式的外观搭配波希米亚风的内饰，一如她的生活本身，既典雅又嬉皮，既摩登又自然。
我打算从里到外来描述她的生活，从它的内核，房子也一样，从各个房间收集生活的碎片，那些沐浴在晨光里的房间，地板上铺着曾属于她婆婆的东方地毯，杏黄，胭脂红，棕褐，它们纵然破旧，却似乎喝足了阳光，汲取了它的温暖；书籍，干花罐，马蒂斯 1 色系的靠垫，物件如证据闪烁。
其他闪烁的证据包括：一对天使般可爱的女儿（7 岁和 5 岁），一个温柔而有才华的建筑师丈夫，一辆绿色敞篷跑车，一只叫哈吉的牧羊犬，一个无所不谈的闺密，以及，一个秘密情人。某种意义上，小说便是围绕着这些证据在缓缓展开。但那到底是什么的证据呢？是幸福？还是不幸？从表面上看，《光年》是一部碎片化的婚姻生活编年史。通过一系列电影化的场景切换，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一对美国中产阶级夫妇，维瑞和芮德娜，从 1958 到 1978 这二十年间的生活切片。

它的结构犹如巴洛克音乐，既华丽又清晰：一方面，是繁复而有质感，令人愉悦的细节铺陈；另一方面，就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些华美变奏都源自同一个简洁的主题。这个主题显然就是维瑞夫妇。哦不，等等——也许我们应该说芮德娜夫妇？或者，更确切一点，这个主题就是芮德娜，而且只是芮德娜。正如他们的好友彼得指出的，离婚后的维瑞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任何两个人，当他们分开时，就像劈开一根原木。两边不对称。核心含在其中一边”。“带走那神圣核心的是你，”他接着对芮德娜说，“你可以一个人快乐地生活，他不行。”
这就是整部小说的秘密所在。芮德娜。芮德娜不仅是他们婚姻中的神圣核心，也是这部小说的神圣核心。她掌控了整部小说的精神气质。为什么这部从婚姻生活取材的小说，几乎没有发表任何对婚姻的观察和见解？（而且这种缺失似乎并不是因为才能的匮乏，而是由于欠缺兴趣。）为什么时光的流逝在书中显得如此飘逸，如此冷漠，如此漫不经心？因为芮德娜。因为无论是对婚姻还是时间，芮德娜都毫无兴趣，也毫不畏惧。
那么，芮德娜对什么感兴趣呢？生活。生活这件事本身。“她真正关心的是生活的本质：食物，床单，衣服。其他的毫无意义；总能应付过去。”对芮德娜来说，“生活是天气。生活是食物。”其他的——工作、交际、政治，甚至友谊和爱情——都毫无意义。对芮德娜来说，有意义的是：抚摸小狗柔软的皮毛，开车进城（“她只在几个固定的地方购买食物”），在书店的艺术书籍间流连，野餐，在林间的松木教堂听音乐会，海，为女儿们编写童话，充满生命力的性爱，松香味的希腊葡萄酒、法国布里奶酪、黄苹果和木柄餐刀，阅读马勒传记（Perspectives on Gustav Mahler），晚睡晚起（“在床上一直赖到九点，然后醒来，舒展身体，呼吸着新空气。久睡者通常特立独行”）……

因此，正如我们的恐惧通常与我们的所爱紧密相联，芮德娜最畏惧的，同样是生活——也就是，不能“如你想象得那样去生活”。跟女友伊芙逛街时，芮德娜看中了一套昂贵的葡萄酒杯，当伊芙说“你不怕它们打碎吗？”，她的回答是：“我只怕一件事，那就是‘平庸生活’这个词。”
显然，这里的“平庸生活”并非指日常生活本身，而是指一种生活态度。芮德娜所恐惧的（以及她所厌恶和抛弃的），是以庸常而缺乏想象力的方式去对待生活（“如你生活那样去想象”），是怯懦或麻木地陷于那些平常而庸俗的外在规则——从而看不见生活本身蕴涵的美。
这些规则中，婚姻无疑是最重要和最醒目的。我们很难相信芮德娜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婚。这样一来，小说把叙事的起始时间定在他们成婚八年之后，就显得别具意味。因为即使从最平常的标准看，这时爱情也已经自然死亡。（或者，在较好的情况下，转化为一种坚固而美丽的结晶体：亲情。）事实上，彼时的芮德娜看上去就像一个殉难的圣徒：
她知道那是她必犯的错，最后终于犯下。她的面孔放射出知识之光。一条无色的静脉像道伤痕，垂直划过她前额的中心。她已经接受了人生的限制。正是这种悲伤，这种满足，造就了她的优雅。
而出于某种直觉，维瑞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场婚姻的不对等：
他对她的拥有已得到认可，而与此同时，她身上有什么变了……那种令人绝望、无法承受的情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20 岁的年轻女人，被判处和他一起生活。他无法精确地解释。她已经逃离。

因此，当他终于出轨，他最强烈的感受不是内疚，而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骄傲。他感到“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她突然平等了；他的爱不再单单依赖于她，而是更为广阔”。当他第一次偷情归来面对芮德娜的时候，他感觉空虚而平静，他觉得自己“充满了秘密、欺骗”，但是，“这让他完整”。
芮德娜则始终是完整的（似乎没有什么能真正伤害到她，束缚住她）。这种反差也表现在对他们夫妇各自外遇的不同叙述手法上。在维瑞这里，一切都遵循传统的出轨模式：从派对到餐厅到床上。就像“一部有着愚蠢片段的电影，但却仍然令他们沉迷”——也令我们沉迷——那些场景虽然老套，细节上却古老而新颖，并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穿透力。（最好的例子是，做爱后，维瑞给卡亚放水洗澡，他看着她滑入浴缸。“水怎么样？”他问。“像又一次做爱。”她答道。）再来看看芮德娜。十月的一个黄昏，杰文，他们家的朋友，带着礼物前来拜访。他跟维瑞寒暄，与孩子们逗趣。他接过芮德娜递来的餐前酒。然后，突然，毫无铺垫，毫无过渡，出现了这样一段：
午间，一周两次，有时更多，她躺在他床上，后屋一个安静的房间。她枕边的桌上有两只空玻璃杯，她的手镯，戒指。她什么都没戴，双手赤裸，手腕也是。
随后是一连串流畅的，新浪潮电影般的场景交叉切换：温馨的家庭画面与激情的午后幽会平行推进。一边是喝酒，聊天，给壁炉生火；一边是呻吟，扭动，相拥而眠。一边是“她看见他在自己高高的上方。她双手扯紧床单”；一边是杰文蹲在壁炉前，“火升起来，发出噼啪声，在粗重的木块间窜动”。这或许是小说史上对外遇最冷酷、最令人震惊的描写之一。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这种震惊的并不是芮德娜的行为本身，而是她对这一行为的态度——以及与之对应的叙述方式：如此平常，如此自由，简直就像季节转换——无比自然，却又带着生命本身那种永恒而本质的神秘。

与维瑞的犹豫、惊慌和空虚相比，这叫人惊讶。同样是婚外情，芮德娜却显得自在、安宁、充实。她的出轨似乎拥有某种纯真，不只是情欲那么简单，而更接近于某种修行（以至于用通奸这个词都会感到别扭）。似乎她通过不忠做到了另一种忠诚：忠于充满存在感的生命力——为此她几乎可以不顾一切。（也许除了孩子，这唯一对她有效的世俗规则，但那是因为“在所有爱中，这才是真正的爱”、“最好的爱”。）
这种忠诚甚至还有一个不乏讽刺的体现。虽然不断地更换情人，但你会发现，在一定时期内，芮德娜的身心只属于某一个人，也就是说，她不会跟任何别的男人做爱——即使那个人是她丈夫。 “他们睡觉时仿佛彼此订过协议；俩人连脚都不会碰。”“不过的确有协议，”后面紧接着写道，“那就是婚姻。”
除了婚姻，芮德娜——实际上也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蔑视对象是政治。当然，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的政治，即对时事或真或假的关注。这也是一种规则：无论个人还是作品，当其对自己的时代背景采取全然漠视的态度，都会面临道德上受谴责的危险。在这点上，《光年》几乎达到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极限。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所有重要时事，从越战到刺杀肯尼迪，从登月到古巴导弹危机，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到披头士，在书中都无影无踪——就像从未发生过。取而代之的是精美的晚餐、钓鳟鱼、插花、塔罗牌、在雪莱住过的英国小镇散步、《天鹅湖》、莫扎特、瑜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古雕像……

这不禁让人想到另一部美国小说，《斯通纳》（Stoner）。一如《光年》，它对时代的漠然同样令人侧目（它同样一度被严重低估）。不同的是，大部分时候拥有大学终身教职的斯通纳都是在被动接受（就像穿着防弹衣）；而在芮德娜这里，一切都是开放的，裸露的，主动的。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光年》中的道德与时代感之所以缺失，纯粹是因为芮德娜抛弃了它们，她根本不屑于遵守或谈论它们，因为它们不符合她的品位，因为它们“毫无意义；总能应付过去”，因为，归根结蒂，它们不是“生活的本质”。
但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生活的本质？“食物，床单，衣服”这个回答显然无法叫人信服。而且我们也必须提防“品位”这个词——它往往让人联想到虚荣、做作和附庸风雅。（还有什么比“品位”这个词更没有品味吗？）这个词缺乏力量、反叛和创意。而这些正是芮德娜的特质。所以也许更适合她的词是“风格”。在她极具风格化的世界里，没有世俗规则的位置。她有自己的道德和时代，自己的标准和规则，而简单地说，那就是竭尽全力，“如你想象的那样去生活”，去感受生活最深处的本质，以及随之而来的意义。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那个问题：什么是生活的本质？随之而来的意义又是什么？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在阅读《光年》时所面对的问题：什么是这部小说的本质？这些连绵不绝、精妙绝伦的场景意义何在？
一个美丽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