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王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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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美文]敦煌的王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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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 只看楼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8-11-09 0
我一直有种悲怆的情愫。对于王道士来讲,他断然不会想到身后有多少人议论他的功过是非,这一切都缘于敦煌太耀眼夺目。

读过余秋雨的《道士塔》,实在不敢恭维王道士“老实、刁钻、无知”的为人。可转念一想,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物,何必强求呢!但实地欣赏过敦煌莫高窟后,心又忐忑起来,如此荒凉的地方开凿石窟为那般?并且又藏了如此多的宝藏?为什么又偏偏让王道士撞见?静下心思忖,悲怆过后还是悲怆。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前临宕泉,东向祁连山支脉三危山。南北全长16800米。现存前秦以来营建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分为南、北两区,其中:南区是礼佛活动的场所,有洞窟492个,彩塑2400多身。北区有243个洞窟,多无彩塑和壁画,为僧侣修行、居住、瘗埋的场所。是当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聚集地。

据载,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正值敦煌处于古丝绸之路的商旅过往,人声鼎沸的年代。《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云: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于是便在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称“莫高窟”。另有诠释认为: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着,不可能,汉有也。就是说莫高窟言外之意为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为了。

那么,为什么莫高窟的藏经洞藏有那么多经卷、绢画、刺绣文书呢?要知道从前秦到北宋跨越600余年,5万多件国宝啊!

后人考证,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历经前秦、北魏、隋、唐、五代、宋朝代礼佛发展,莫高窟积累了大量的佛经、抄本、画卷、文书,至西夏遇战乱,恐遭劫掠灭佛,故僧人们为避难封室粉壁作画,后人亡讯灭,加之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诸国宝几百年遁世一朝昭揭。

话题扯上王道士,本来敦煌与王道士远隔千里之遥,风马牛不相及,可历史偏偏安排他们邂逅,这究竟是偶然中的必然呢,还是必然中的偶然?

王道士(1849-1931) 本名王圆箓(元录),湖北麻城人。咸丰六年(1856年)夏,麻城大旱,庄稼歉收,为衣食生计,幼年王圆禄逃离家乡,辗转流浪至甘肃酒泉。光绪初年,入肃州巡防营当兵,信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一天,王圆箓游至敦煌时,发现莫高窟,一时被圣境所憾,叹赞“极乐世界,乃在斯乎”!并居留下来。

时莫高窟有上中下寺。上、中为藏传佛教喇嘛教常住,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荒废无人,落沙掩窟,破败怵目。王道士清沙葺洞,点亮香火,四处布施,再塑菩萨金身,以忠厚、质朴、诚信、谦和、刻苦奉公赢得了信众,使千佛洞日渐复真。

想来也逗,大千世界,只有你想不到,并没有不存在。王圆箓一个道中人却在佛教圣地虔诚,太上老君弟子为释迦牟尼衣钵传承,这种滑稽的事情只有在滑稽的国度里滑稽的时刻才会出现。

为了积攒修缮资金,王道士雇敦煌贪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光绪二十五年夏,王道士命杨某于今地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蘸章,兼收布施,登记入账。无意间抽烟的杨某往北壁墙上磕烟锅头,听到了空洞声。王道士悉闻疑有密室,于是时年五月二十五日夜破壁,旦见约三米见方的窟室内经卷、印车、画幡、铜佛等盈塞。于是敦煌国宝横空出世。

关于藏经洞的发现,后人有四说:一为人力清沙,二为流水疏沙,三为抄经人烟锅敲壁,四是地震塌墙出现。无论哪种形式均道王圆箓是事中人,都不否认他是这起国宝发现流失滑稽戏的“小丑”。

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王圆箓请来敦煌本地绅耆商议,都认为这是先人的功德物品,应妥善保存原地,否则是造孽罪过。

徒步五十里,赶往县城找严泽县令汇报,并遂奉两卷经文,但县令敷衍了事,碰壁而返。

两年后新县令汪宗瀚上任。王圆箓又选了一包经卷佛画拜见。对金石颇有研究的汪宗瀚虽惊叹而无采登记保护措施,只是写信报告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正撰《语石》一书,获讯只函汪宗瀚实地考察,助其充实著述,并建议甘肃藩台衙门将东西运至兰州保存。可建议却泥牛入海。

两度报告无果,不甘心的王圆箓又挑了两厢经卷,骑着毛驴行800里赶至肃州(酒泉),面见当年巡防营老上司、时任道台廷栋。可笑廷栋对此不感兴趣,还嘻笑经文书法下次,但碍于部下遥拜情面,还是把藏经洞的发现报了甘肃藩台。无法再推的藩台与1904年以敦煌到兰州途远、运费量大、银两难酬为由,仅发汪宗瀚一纸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

功德罪过的压抑时刻胁迫着王圆箓,清运沙土,营建楼宇,又急需银两,多方寻求布施又无奈偏远荒芜的敦煌杯水车薪,王道士心一横竟斗胆给慈禧佛爷写了密报,然而为大清沉沦而焦虑的老妪哪里顾得上什么洞经窟藏,密报最终成谜。

1907年3月,英藉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他听说莫高窟发现藏经洞后,极尽诱惑、欺骗、布施卑劣手段,取得老实八交又文盲的王道士信任,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时年五月,斯坦因仅用四锭马蹄金(200两)变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艺术品,约1.37万件。

1908年5月,以伯希和为首的法国探险队来到敦煌,这个时年29岁、精通13国语言的外国佬以更从容老练、贪婪的手段,骗得王圆箓在洞中拣选了三个星期,以600两纹银获取了一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更令人怒笑不已的是这个骗子竟在一年后的1909年9月4日,在北京六国饭店炫耀随身携带敦煌精品:诸如《尚书释义》、《沙洲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典籍,令一帮观瞻的清廷大佬和学界名流坐立不安。他们是学部侍郎宝熙,参事江瀚,国子丞徐芳,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京师大学堂总监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勖忘,教习兼学部编译局次长王仁俊,教习将斧以及学者罗振玉、董康等。

学者罗振立立即将此事报告学部左丞乔茂楠,乔即命陕甘总督、护理甘肃都督毛庆蕃查封藏经洞,将所余遗书悉数解押京师图书馆。由朝廷拨款收购。而极具讽刺的是,这一举动从发现藏经洞始已迟到了九年。

世事一切皆在变化中,王圆箓此时也变了。他一改发现藏经洞后急于上报官府,不能让先人之物流失的功德理念,转而为不择手段集资修建楼宇“功德流芳”。于是在他左等右等不见朝廷拨款时,请人写了一份《催募经款草丹》,又为上述滑稽增添了佐料。

“道末湖北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箓敬叩天恩活佛宝台座下:

敬禀者,兹有甘肃省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间,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內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

于三十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冀日复蒙天恩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来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剙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贰万有余。

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谨禀”

不得不书的是宣统二年(1910年),劫余敦煌遗书由时任敦煌知县陈泽藩派傅宝书、武相臣两人负责运卷大车的押运。途中凡经之地,当地官员随意抽取挑选,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为掩人耳目,一些人还将完整经卷一撕为二,以冲数目,致使敦煌遗书严重损毁,至京城共移交学部18箱,编号计8679卷。

其实在敦煌遗书移交京师之前,诡诈的王道士将他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又另藏他处了一部分。

1911年,日本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先后来到莫高窟,用白银350两买走600余卷经卷。

1914年,斯坦因再来莫高窟,用白银500两再买走570余卷经卷。

同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获得一万多件文物碎片,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1922年,莫高窟一度关押了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烟熏火燎破坏了一批壁画。

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用特别的化学药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1931年农历四月初八,王道士的“戏”唱完了,寿终正寝81岁。注脚是道士为佛祖奉献了40载犬马之劳。徒子徒孙们为他建了座道士塔,立一木牌,刻下了“功德”念词: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常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孽孳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修建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 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茸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於焉庄严,洞宇於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轿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炼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如何评价王道士呢?且看外国人眼中的他。

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发现藏经洞》中有记:

“他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害羞和紧张,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

“王道士头脑简单,信仰却很执著”。

“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

“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之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殿宇的修缮”。

“为此我付出的代价是4锭马蹄银,约合500卢比。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法国人伯希和写下如此一段话:“非常幸运,王道士是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属于热衷于搞建筑的修道人类别。为了建塔,他特别需要银两”。

美国人华尔纳在1926年12月26日给斯坦因的心中说:“我曾给王道士赠了一点银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也被夸大到10万两,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纵观王圆禄一生,幼年、少年和青年皆是在饥馑凄楚中度日,中年邂逅莫高窟,有了栖身之处,意外发现藏经洞,一度中外斐名,变成了“贫苦的富翁,作恶的善人,贪婪的施主”,身后引来功尊笑骂不已。

有人说王道士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简用、积攒钱财、清理积沙、修葺窟像、营建太清宫、重建五层楼,报官发现藏经洞文物,理应得到犒赏。

有人说王道士变卖藏经洞经卷获得的1500银两全部用于莫高窟修缮,连斯坦因都感叹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到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相比如今的贪官置业百宅,养情妇过十,还算敬业清廉之士,当应尊重。

胡适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王道士,笑他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初以经卷能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燃灰和水让人吞服。

更有人说,王道士把卖经卷得来的钱用于修缮莫高窟,经卷是国宝,修缮过的窟雕楼宇也是国宝,失一得一,总比英法联军掳了圆明园又付之一炬好吧,一个农民、一个道士、一个文盲已尽了良心职责,这是清廷不比的事实。

当然大多是谩骂。无知小人,十恶不赦,把民族文化遗产散失各地,枉为中华子孙。

还有一种声音说,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村,民族文化瑰宝当应传承。但文化无国界,人类文明无国界,人类的瑰宝归全人类享有,放在哪里已不重要。

在我看来,或许我们不能把敦煌文物的流失责任归于个人,那是历史对中国时代的嘲讽。国将不国之时,一介草民岂能回天!

但愿王圆禄的功过是非、亦或“罪人”的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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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15 201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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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那年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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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或许我们不能把敦煌文物的流失责任归于个人,那是历史对中国时代的嘲讽。国将不国之时,一介草民岂能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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