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种悲怆的情愫。对于王道士来讲，他断然不会想到身后有多少人议论他的功过是非，这一切都缘于敦煌太耀眼夺目。
读过余秋雨的《道士塔》，实在不敢恭维王道士“老实、刁钻、无知”的为人。可转念一想，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物，何必强求呢!但实地欣赏过敦煌莫高窟后，心又忐忑起来，如此荒凉的地方开凿石窟为那般？并且又藏了如此多的宝藏？为什么又偏偏让王道士撞见？静下心思忖，悲怆过后还是悲怆。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前临宕泉，东向祁连山支脉三危山。南北全长16800米。现存前秦以来营建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分为南、北两区，其中：南区是礼佛活动的场所，有洞窟492个，彩塑2400多身。北区有243个洞窟，多无彩塑和壁画，为僧侣修行、居住、瘗埋的场所。是当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聚集地。
据载，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正值敦煌处于古丝绸之路的商旅过往，人声鼎沸的年代。《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云：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于是便在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称“莫高窟”。另有诠释认为：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着，不可能，汉有也。就是说莫高窟言外之意为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为了。
那么，为什么莫高窟的藏经洞藏有那么多经卷、绢画、刺绣文书呢？要知道从前秦到北宋跨越600余年，5万多件国宝啊！
后人考证，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历经前秦、北魏、隋、唐、五代、宋朝代礼佛发展，莫高窟积累了大量的佛经、抄本、画卷、文书，至西夏遇战乱，恐遭劫掠灭佛，故僧人们为避难封室粉壁作画，后人亡讯灭，加之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诸国宝几百年遁世一朝昭揭。
话题扯上王道士，本来敦煌与王道士远隔千里之遥，风马牛不相及，可历史偏偏安排他们邂逅，这究竟是偶然中的必然呢，还是必然中的偶然？
王道士（1849－1931） 本名王圆箓（元录），湖北麻城人。咸丰六年（1856年）夏，麻城大旱，庄稼歉收，为衣食生计，幼年王圆禄逃离家乡，辗转流浪至甘肃酒泉。光绪初年，入肃州巡防营当兵，信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一天，王圆箓游至敦煌时，发现莫高窟，一时被圣境所憾，叹赞“极乐世界，乃在斯乎”！并居留下来。
时莫高窟有上中下寺。上、中为藏传佛教喇嘛教常住，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荒废无人，落沙掩窟，破败怵目。王道士清沙葺洞，点亮香火，四处布施，再塑菩萨金身，以忠厚、质朴、诚信、谦和、刻苦奉公赢得了信众，使千佛洞日渐复真。
想来也逗，大千世界，只有你想不到，并没有不存在。王圆箓一个道中人却在佛教圣地虔诚，太上老君弟子为释迦牟尼衣钵传承，这种滑稽的事情只有在滑稽的国度里滑稽的时刻才会出现。
为了积攒修缮资金，王道士雇敦煌贪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光绪二十五年夏，王道士命杨某于今地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蘸章，兼收布施，登记入账。无意间抽烟的杨某往北壁墙上磕烟锅头，听到了空洞声。王道士悉闻疑有密室，于是时年五月二十五日夜破壁，旦见约三米见方的窟室内经卷、印车、画幡、铜佛等盈塞。于是敦煌国宝横空出世。
关于藏经洞的发现，后人有四说：一为人力清沙，二为流水疏沙，三为抄经人烟锅敲壁，四是地震塌墙出现。无论哪种形式均道王圆箓是事中人，都不否认他是这起国宝发现流失滑稽戏的“小丑”。
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王圆箓请来敦煌本地绅耆商议，都认为这是先人的功德物品，应妥善保存原地，否则是造孽罪过。
徒步五十里，赶往县城找严泽县令汇报，并遂奉两卷经文，但县令敷衍了事，碰壁而返。
两年后新县令汪宗瀚上任。王圆箓又选了一包经卷佛画拜见。对金石颇有研究的汪宗瀚虽惊叹而无采登记保护措施，只是写信报告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正撰《语石》一书，获讯只函汪宗瀚实地考察，助其充实著述，并建议甘肃藩台衙门将东西运至兰州保存。可建议却泥牛入海。
两度报告无果，不甘心的王圆箓又挑了两厢经卷，骑着毛驴行800里赶至肃州（酒泉），面见当年巡防营老上司、时任道台廷栋。可笑廷栋对此不感兴趣，还嘻笑经文书法下次，但碍于部下遥拜情面，还是把藏经洞的发现报了甘肃藩台。无法再推的藩台与1904年以敦煌到兰州途远、运费量大、银两难酬为由，仅发汪宗瀚一纸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
功德罪过的压抑时刻胁迫着王圆箓，清运沙土，营建楼宇，又急需银两，多方寻求布施又无奈偏远荒芜的敦煌杯水车薪，王道士心一横竟斗胆给慈禧佛爷写了密报，然而为大清沉沦而焦虑的老妪哪里顾得上什么洞经窟藏，密报最终成谜。
1907年3月，英藉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他听说莫高窟发现藏经洞后，极尽诱惑、欺骗、布施卑劣手段，取得老实八交又文盲的王道士信任，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时年五月，斯坦因仅用四锭马蹄金（200两）变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艺术品，约1.37万件。
1908年5月，以伯希和为首的法国探险队来到敦煌，这个时年29岁、精通13国语言的外国佬以更从容老练、贪婪的手段，骗得王圆箓在洞中拣选了三个星期，以600两纹银获取了一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更令人怒笑不已的是这个骗子竟在一年后的1909年9月4日，在北京六国饭店炫耀随身携带敦煌精品：诸如《尚书释义》、《沙洲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典籍，令一帮观瞻的清廷大佬和学界名流坐立不安。他们是学部侍郎宝熙，参事江瀚，国子丞徐芳，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京师大学堂总监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勖忘，教习兼学部编译局次长王仁俊，教习将斧以及学者罗振玉、董康等。
学者罗振立立即将此事报告学部左丞乔茂楠，乔即命陕甘总督、护理甘肃都督毛庆蕃查封藏经洞，将所余遗书悉数解押京师图书馆。由朝廷拨款收购。而极具讽刺的是，这一举动从发现藏经洞始已迟到了九年。
世事一切皆在变化中，王圆箓此时也变了。他一改发现藏经洞后急于上报官府，不能让先人之物流失的功德理念，转而为不择手段集资修建楼宇“功德流芳”。于是在他左等右等不见朝廷拨款时，请人写了一份《催募经款草丹》，又为上述滑稽增添了佐料。
“道末湖北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箓敬叩天恩活佛宝台座下：
敬禀者，兹有甘肃省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间，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內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
于三十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冀日复蒙天恩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来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剙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贰万有余。
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谨禀”
不得不书的是宣统二年（1910年），劫余敦煌遗书由时任敦煌知县陈泽藩派傅宝书、武相臣两人负责运卷大车的押运。途中凡经之地，当地官员随意抽取挑选，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为掩人耳目，一些人还将完整经卷一撕为二，以冲数目，致使敦煌遗书严重损毁，至京城共移交学部18箱，编号计8679卷。
其实在敦煌遗书移交京师之前，诡诈的王道士将他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又另藏他处了一部分。
1911年，日本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先后来到莫高窟，用白银350两买走600余卷经卷。
1914年，斯坦因再来莫高窟，用白银500两再买走570余卷经卷。
同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获得一万多件文物碎片，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1922年，莫高窟一度关押了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烟熏火燎破坏了一批壁画。
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用特别的化学药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1931年农历四月初八，王道士的“戏”唱完了，寿终正寝81岁。注脚是道士为佛祖奉献了40载犬马之劳。徒子徒孙们为他建了座道士塔，立一木牌，刻下了“功德”念词：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常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孽孳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修建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 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茸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於焉庄严，洞宇於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轿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炼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如何评价王道士呢？且看外国人眼中的他。
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发现藏经洞》中有记：
“他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害羞和紧张，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
“王道士头脑简单，信仰却很执著”。
“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
“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之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殿宇的修缮”。
“为此我付出的代价是4锭马蹄银，约合500卢比。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法国人伯希和写下如此一段话：“非常幸运，王道士是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属于热衷于搞建筑的修道人类别。为了建塔，他特别需要银两”。
美国人华尔纳在1926年12月26日给斯坦因的心中说：“我曾给王道士赠了一点银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也被夸大到10万两，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纵观王圆禄一生，幼年、少年和青年皆是在饥馑凄楚中度日，中年邂逅莫高窟，有了栖身之处，意外发现藏经洞，一度中外斐名，变成了“贫苦的富翁，作恶的善人，贪婪的施主”，身后引来功尊笑骂不已。
有人说王道士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简用、积攒钱财、清理积沙、修葺窟像、营建太清宫、重建五层楼，报官发现藏经洞文物，理应得到犒赏。
有人说王道士变卖藏经洞经卷获得的1500银两全部用于莫高窟修缮，连斯坦因都感叹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到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相比如今的贪官置业百宅，养情妇过十，还算敬业清廉之士，当应尊重。
胡适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王道士，笑他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初以经卷能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燃灰和水让人吞服。
更有人说，王道士把卖经卷得来的钱用于修缮莫高窟，经卷是国宝，修缮过的窟雕楼宇也是国宝，失一得一，总比英法联军掳了圆明园又付之一炬好吧，一个农民、一个道士、一个文盲已尽了良心职责，这是清廷不比的事实。
当然大多是谩骂。无知小人，十恶不赦，把民族文化遗产散失各地，枉为中华子孙。
还有一种声音说，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村，民族文化瑰宝当应传承。但文化无国界，人类文明无国界，人类的瑰宝归全人类享有，放在哪里已不重要。
在我看来，或许我们不能把敦煌文物的流失责任归于个人，那是历史对中国时代的嘲讽。国将不国之时，一介草民岂能回天！
但愿王圆禄的功过是非、亦或“罪人”的悲剧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