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河到了这里，越发宽泛起来。河堤高耸，平坦，开阔，足以承担起百十来户的大村庄，当地人管这里叫“滩上”。也习惯管这片人家叫“滩上”。
我外公家位于村子最西头，屋子小，算不上正式的宅院。外公家另有两幢气势恢弘的房子，在村子正中央。一幢二进老宅院，住着二舅一家；十柱落地的新瓦房归了大舅家。
外公要出去打鱼。外公除了田活，就喜欢打鱼。外公面庞清癯，下巴飘着轻逸的白胡须，足有寸许。我盯着他的白胡须，央求他带我去打鱼。他说天怕要下雨了，让我在家玩。他背了鱼网，拎了紧口雨篓，下河坡去了。鱼网下沿的铁坠子晃晃荡荡，叮叮地响。那条黄毛狗，跟在他身后，尾巴翘在屁股上，卷成半圈儿，随着它的小跑步子，那尾巴圈圈蓬松的毛毛，一抖一抖的。
外婆切碎了紫红色*的汗菜叶子，用箩筛儿装了，到屋后竹林子喂鸡。
小屋后面有一片竹林子。这是一片巨大的竹林子，家家户户屋后都是竹子，连成一大片，像是一片绿色*的海洋，一直绿到天空中去。每两家中间有一条小路，一直顺到河坡下面。小路两侧的竹子在人的头顶上聚拢来，形成一道天然的拱门，好象一扇通往天堂的绿色*的门。人们到河里淘米洗衣，然后慢慢从坡上冒出头来，仿佛从绿色*的天堂里回来。
外婆小脚，走路慢。她的头发盘成髻，放下来很长很长，天然的卷发。我外婆的美丽，一多半来自她还很青黑的头发，那头发衬托出她白皙而沉寂的脸庞。听大人们说，我外婆出嫁时有十八抬嫁妆，楠木箱子的边角，包裹着橙黄的铜饰。外婆娘家是开槽坊的大户，陪嫁全副足金的手镯脚镯，还带着细碎的小铃铛。土改时充了公。
每隔三五天，大舅母就拿着纳了一半的鞋板，来小屋这边来闲坐。若是隔壁的沈婆婆在门前劳作，剁猪草或是搅草把，大舅母便落座下来，开始她长长的絮叨。她总是主题鲜明地投诉生活对她的不公。她的述说总是从着我大舅的“窝囊”开始，然后辗转延绵，左东右西，长篇评书一样。
每每大舅母一来，外婆总是悄然别过身，回到自家小屋子的锅台边，许久不出声，连一点声息也没有，我甚至怀疑她不在屋子里，或者从灶间的小窗户口飘出去了。大舅母讲着讲着，讲到外婆的那些金镯子上面去了。那时候她会讲得分外激愤，对外婆的称呼也变得很恶俗。我在竹林子里看知了。竹林里安静极了，安静得只剩下知了们的声音。知了们仿佛得到谁的指挥，它们的声音组合成了整齐划一的合唱，节奏分明地起伏着。整个竹林，整个村庄，整个世界都被知了们的声音淹没了。大舅母针尖一样的声音也被淹没了。几只小黄花鸡在林子里刨着扒着，一只锦袍大公鸡在林子里转来转去，它俨然一位风度翩翩的父亲，觅到了可喜的午后小点心，咕咕地唤着它的孩子们来分享。若是大舅母的长篇评书不停止，我也不从竹林子出来。直到后来，沈婆婆起身，进自己屋去了，大舅母才记起手里的鞋底，针尖在头顶上抹了抹，狠命地纳了一针，索线拉得忽忽地响。然后愤愤地起身，回了。她的脚步似乎带走了一股风，地上顿时安静了。
外公打鱼回来，把鱼网用竹篙撑挂起来。外婆也不对外公说起我大舅母的行止。她只是更沉默地把饭菜端上桌来。我推了作业本，端起小饭碗。外公看了我写的字，叫了我的小名：“过来，看，这写字，要横平竖直，笔画要紧。”他拉了我在他身旁坐下，用筷子蘸了丝瓜汤，在桌子上演示那个“国”字。外公的手大指长，字写得风骨傲岸。到现在，我的字，笔画还是松散，对其他的事情也都看得散淡，要是他活着，或许会失望吧。
外公早年做过工程。修丹江水库的时候，他是工程的指挥员。后来工程队的集体宿舍失了火，长长的一排宿舍全联在一起。建宿舍时，为了防雪，都用油毛毡隔了顶。油毛毡遇火即燃，火势随着风越来越猛。外公他们决定把宿舍中间截断，放弃着了火的一部分，以求保全另一半宿舍。外公蹲在在宿舍顶上锯着锯着，突然，燃烧着那一节宿舍向上倾斜，外公蹲在那截房子的另一端，他随着屋顶倒下来，他的腰间别着一把斧子，顶着了他的脊骨。外公被人抬着回了家。从此后，外公没出过远门。
晚饭后，外婆补网。外公的网，用一只手臂般粗细的竹篙，撑在小屋檐边。一挂网，顺理成章地垂下来，安静得像一片深秋的云。偶尔有一两只燕子，飞回来，在廊檐下，望着这片云窃窃私语。网的颜色*上面深，下面渐渐成了灰白，－乳－白，仿佛那网，也被清水漂淡了。外婆坐着竹椅，她坐在一片红通通的夕陽里，牵着那片－乳－白色*的云，一寸一寸地看着理着。网沿上的铁坠儿，如一条条暮春的蚕,时不时碰出一声清脆的响。
那是一挂细密的撒网。那挂网是外婆织的。外婆还织过别的形状的丝网。外婆时不时的为外公补补那一挂撒网。她的梭子里的丝线总也用不完。她用的是一枚小巧的梭子，发簪般长短，光润，透着一种天长日久的温情。太陽把网的影子照灰墙上，太陽把外婆的样子照在地面上，于是，地上那个补网的人，陪着坐在竹椅上补网的外婆。她不声不响地补着，补着一个一个网眼，补着生活里一个一个的缺漏。
一九八二年，我十岁，外公六十岁。外公走了。偶尔，外婆会撑起那一挂网，撑到小屋前晒晒。又一年，外婆也去了，她选择了一个月白风清的日子，离开了我们。对她来说，这个世界的声音太嘈杂太坚硬了。她一直喜欢安静。她终于到了那垸子中间的一座山坡上去了。外婆与外公依然隔得很远。外公在村庄东头的河岸边上。东头河岸边上的坟山，被早些去世的老人们占齐了。外婆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占不到东岸的坟山了。
近两年，我偶尔忆起他们，心里颇为宁静，不觉得哀伤。仿佛他们就在前面的某一处地方，我迟早会遇上。相反，回忆里总有那样一片暖暖的陽光，让人生出些许清寂的欢喜，——我看看窗外，陽光正好，我正当年，爱与生活，一切还不算晚。所谓一生一世，原不过就是这一时一刻吧。
【２】刻在水里的忧伤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对于水，我有一种近而远之的喜欢。这份敬畏来源于我十岁的记忆。那时的清水河可真算辽阔呀，涣涣漫漫的，水面离河岸，不过一人来高的距离了。河水青碧青碧的，仿佛把世界上所有的绿，都吸到这河的怀抱里去了。这样颜色*的水，该是多么温柔的所在，如母亲的怀。可是，如果太亲近了这怀抱，你就回不来了。小艾，就没有回来。
小艾是二舅的幺女。二舅在曾家巷里是最独特的一个人，他几乎完整地秉承了书香子弟所应该具备的全部气韵：高瘦、清癯、温文尔雅，熟识诗经与乐府。他喜欢羸弱的宋朝胜过喜欢金碧辉煌的唐朝，如果不是因为成分关系，他本该站在更明亮更神圣肃穆的讲堂里。他一直是在讲台上的，在一所有着一颗百年银杏的乡村中学里。
小艾是二舅的五女儿，二舅母生下四个女儿之后，更加沉默了。她本来是个修长的女子，后来总是垂着眉眼，微俯着身子走路，人，也似乎矮了许多。二舅给他的女儿们取了俊雅的名：慈慧，慈娟，慈英，慈秀。
到了小五丫头快出世的时候，正逢大年。平日里二舅家热闹，到了除夕，按照老规矩，家里就要保持轻声慢语，少喧闹。大年初一，二舅母让孩子们穿戴整齐，才打开厚重的老宅门。铁皮包裹的大门擦出沉闷的声响，鲜红的对联与门神，越发衬出宅院里的幽深来。二舅巡着过年老例，开门时手持柴草把出门，然后在远远近近如潮的鞭炮声中，放完鞭炮，二舅家的小院子里复又宁静了。
大舅母迈着大脚，一阵风进来：“哎呀，没人呐！这大过年的！”
适时二舅母悄然觉得胎腹中有了动静，估计又要生产。听到一句“没人”，想想自己没给曾家生个男孩，想想自己十多年来苦苦的盼，十多年来的失望，不觉一阵酸楚，自视低人三分，对不住夫家人。怀中胎动，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喜讯。一个人心里最大的苦，莫过于失望的次数太多，以致不敢再对生活抱有大愿望。而心里隐约地不甘，沉默地、固执地、几乎绝望地努力着。现世的残酷，就是不给苦心人一点额外的惊喜。小艾就是这时候来到二舅面前。
小艾会唱民谣了，有时候她一边咬着手指头一边唱“虫虫飞，虫虫咬，虫虫不咬吖吖的手，吖吖躲在灶门口。”门前过了坪场就是菜地的篱笆墙。五月的树篱上，开了一朵粉色*的牵牛花。小艾被那朵牵牛花牵引着了目光。她踮起脚尖，想去触摸够那个美丽的小梦。她的小手还没有够着那朵花的时候，她就莫名地倒下去了。她嘴边冒出白色*的泡沫，仿佛陽光下大地上开出的苍白的花朵。她被一位叔公抱回她的家，她的父亲我的二舅惊得白了脸，他被别人告知，要赶紧去倒一碗开水的时候，他的头“嘣”地撞在了门栓上。他的手握不住一只碗，就仿佛那只碗里盛的不是一碗开水，而是他的小艾的命运一样。
小艾总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倒下去。“癫痫”像个无常的影子，时时跟随着小艾。六岁的时候，小艾倒在了清水河里。那时候，小艾已经会唱好些民谣了，她最后学会了这样一首歌谣：“月亮哥，跟我走，走到南山卖巴篓，巴篓巴，卖琵琶；琵琶软，卖竹匾；竹匾高，打把刀；刀又快（锋利），好切菜；菜又苦，好过端午；菜又甜，好过年”。小艾在河边玩耍的时候，是不是还唱着这首歌？
人们在河里找她，从长满绿竹子的清水河开始，一直往下游找。终于在十多里远的闸口找到了她。她粉嘟嘟的脸变得苍白。人们把清水河称为“母亲河”，当这位母亲忘情地把小艾搂进怀里，再也不放回来的时候，小艾的母亲哭肿了眼睛。
西方人把美好的归宿称为天堂，天堂理当在天上。小艾看着清水河的水面的时候，她看到了漂浮在水里的白云和白云深处的天堂了吗？我希望，一九八二年夏天，小艾住进了水中的天堂，那里没有母亲的忧伤；而她，也把她身后那个无常的影子，遗忘在陆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