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想方设法给后人留下些什么。先秦埋进土里的青铜，两汉编纂成册的经书，唐宋文章堆成不废的江河。唯独夹在大一统王朝缝隙里的魏晋，谈不上政通人和，却留下了独一无二的遗产：「风度」。
何谓「魏晋风度」？这个在鲁迅1927年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才被提出的概念，被美学大师宗白华认为是士人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冯友兰则认为，作为真正的风流，它包括了「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四种必需的要素。
数十年后的李泽厚则为「魏晋风度」提供了一个相对饱满的解释：它包含两个相互支撑的部分——「人的主题」与「文的自觉」，前者是「新内容」，而后者是「新形式」。二者结合在一起，便铸造出了一群风度奇绝的魏晋士人。
人的主题嵇康端坐在洛阳城东市的一块开阔地里，身后日影渐长。他问哥哥嵇喜要来一架琴。在三千名太学生面前，这位文坛精神领袖认认真真弹奏了一遍他再熟悉不过的《广陵散》。一曲弹罢，他抚琴长叹：
「《广陵散》于今绝矣！」
东市同时也是个刑场。弹琴的人和听琴的人都明白，曲终便是他的死。
△南京博物院藏 · 六朝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嵇康部分
嵇康早就在精神世界里面对过自己的死。在他早年写给即将从军入伍的哥哥嵇喜的诗中，嵇康说：「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身姿俊朗才华横溢，却跟踌躇满志的兄长整天探讨生命终结的话题。
这不是嵇康的特立独行。汉末魏晋之际，从知识分子到布衣百姓，对生死哲学的强烈关注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曹操在《短歌行》中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被认为成文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中更是直言不讳：「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这些文字中流露出强烈的对生命的珍视与对死亡的哀伤。然而这种哀伤并不是畏惧，魏晋文人在生命灿烂时思索人终将逝去的必然结局，反倒令他们对死亡感到豁达。
他们之所以如此频繁而普遍地考虑生死，是因为在魏晋一代，死亡不再是在未来才到来的预期，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他们眼前的现实。军阀之间无休止的攻挞和屠戮，令平民遭受了沉重的苦难。身为军阀的曹操在《蒿里行》中写道：「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古诗十九首》道：「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曹操「横槊赋诗」剧照
士人不仅目睹百姓的苦难，自己也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随着上层政治集团日益激烈的政治倾轧，一个又一个士人被卷入政治纷争，也被卷入刽子手的刀下。前有曹操杀孔融，后有司马刑嵇康。如果说孔融还算一个积极的反对者，嵇康明明只是一个消极的不合作者，也难逃政治清洗的厄运。
不同于先秦思想家如孟子「贵道义、贱生死」式的对生死的淡泊，魏晋士人对生死的正视更多地是不以其他某种诉求为目的的。固然有嵇康这样为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而甘愿引颈就戮的英雄，但也有阮籍面对母亲的衰亡时，继续饮酒吃肉，饱餐一顿之后方大恸难抑的故事。就连曹丕这样位高权重的贵公子，在友人王粲的葬礼上，也能对旁人说出「他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就一起学驴叫来送他最后一程吧」这样颠覆礼教的话语。
魏晋士人们看待生死是十分纯粹的。生与死，都是一样的潇洒。
然而仅仅是潇洒便决然配不上「风度」的形容。所谓「人的主题」更深层次的内容在于，既不畏死，便不汲汲于生。
说回到嵇康和他的哥哥嵇喜。嵇氏兄弟都算是有才之人，而嵇康的才华又被公认远在其兄长之上。但是兄弟二人的人生选择却截然不同：嵇喜举秀才、入行伍，最终官至宗正；而嵇康则偏居洛阳城外，好为竹林之游，屡拒朝廷征召。
在写给嵇喜的《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的最后一首中，嵇康这样表明了自己的志向：「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短短十六个字，阐述了嵇康一生的人生信条：「越名教而任自然」。
这一信条也被认为是「竹林七贤」乃至整个魏晋士人们的行动纲领。比如竹林七贤中与嵇康齐名的阮籍，平素特立独行，碰见不喜欢的人则翻白眼，碰见喜欢的人则转为「青眼」，即露出黑眸正眼相看。阮籍母亲去世后，嵇喜和嵇康先后去凭吊。嵇喜先至，阮籍并不理睬，以白眼相待，嵇喜只得悻悻而去；尔后嵇康抱琴而来，阮籍立即转为青眼，与之共谈甚欢。
△唐 · 孙位《高逸图》阮籍部分
这些名声煊赫的知识分子对名教的鄙弃是出了名的。然而比这种鄙弃更出名的可能是他们今天听起来颇为荒诞的一些行为。刘伶嗜酒，醉则裸身居于屋中。访客见之大惊，刘伶则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为何入我裤中？」阮籍则喜欢驾车外出，任意而行，及至途穷无路，面天地而大哭。
余秋雨曾这样评价阮籍的哭：「那是一种宏大的哭，具有整体象征意义的哭。……这种苦又是与一般意义上的悲伤不同，他一次次地重复寻找这种哭的机会，一次次寻找走不通的路。他追求这种体验，而且是一种隐秘的、纯个人的体验。」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被动与主动相交杂的生存姿态。统治者以「名教」之名行黑暗之实，逼得他们只能以荒诞来抵御。司马昭曾有意拉拢阮籍，故想与之结成儿女亲家，派使者上门求亲。阮籍岂不知司马昭之心，便日日豪饮，大醉六十天，根本不给使者机会。因而，以「任自然」的行为方式处世，也成为他们反抗权贵的武器。
除了对自己人格的完整与纯洁的珍视，「任自然」的生存纲领也让他们无比注重生命的体验。
鲁迅的眼光是锐利的。他说：「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药与酒，是魏晋士人用以体验生命的东西。药指的是「五石散」，服后令人浑身发热，于是宽衣简服，于是游梦登仙；酒也是浊酒，饮后令人醉倒花间，于是弹琴长啸，于是弃俗傲世。
药与酒解放着他们被现实苦苦压抑着的内心。他们聚会、出游、赋诗、长歌，铮铮然有先秦之风。他们一边好美貌，涂脂搽粉，一边又不洗澡，以互相捉虱为乐。
他们从内外两个方面丰富着自己的生命。晋人崇尚清谈，这个为后人长期诟病、认为「清谈误国」的行为，在最开始时是作为一种哲学讨论的形式出现的。政治不能谈，钱财不屑谈，便去谈文艺，便去谈哲思。老庄哲学在魏晋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至专门生出一门叫「魏晋玄学」的学问：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崇尚「齐物我」的老庄哲学令这些苦闷的知识分子得以在思想中完成「逍遥游」。
对山水的热爱则是外在的「逍遥游」。竹林时期的贤士们开拓出自然之趣，而东晋以降，士人们对山水的热爱日趋狂热。前有王徽之雪夜访戴、兴尽而返的传奇，后有谢灵运登山开道、开辟山水诗这一流派的创举。
△明 · 周文靖《雪夜访戴图》
但是，这些魏晋名士自然到有些荒诞的行为，并不代表他们对现实的黑暗就是漠视的。李泽厚精辟地指出了这一点：「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嵇康和阮籍不断地在他们的诗文中刻画着他们对社会理想的描绘，而稍晚一些的陶渊明，更是以一篇《桃花源记》塑造了古典中国最令人心驰神往的世界。
在必要的时候，出仕也仍然成为他们的一种选择。东晋的谢安以东山再起闻名于史，本已隐退闲居故里的他，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领命向前，指挥了决定着华夏文明未来的淝水之战。与那些名帅不同，他身上仍然保留着浓重的名士之气。在晋军与数倍于己的前秦军队交战之时，他甚至在帐中镇定自若地下棋，直至捷报传来，他才缓缓说道：「小儿辈大破贼。」
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同样选择了出仕。在听闻他应召为官之后，嵇康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然而，当嵇康被司马昭杀害之际，他让孩子前去投奔的，不是他的哥哥嵇喜，也不是一起锻铁的好友向秀，而是他早已宣布「绝交」的山涛。山涛忠实地履行了朋友的使命，嵇康的孩子被健康、优秀地抚养成才。
山涛和嵇康都明白，出仕并不必然代表着与黑暗同流合污。不是名利，不是礼俗，只有健全完整的人格，才是他们用以衡量品评人生的至高准绳。这便是他们「人的主题」。
文的自觉用来承载这一沉重而严肃的主题的，是浸透了他们心血的文字。
古典中国是一个文学极度灿烂的国度，而文学真正被认为是一种饱含价值的学问，其肇始即在魏晋。身为「三曹」之一的曹丕，在他著名的、也是中国最早的文艺批评专著《典论》中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文章无穷。这一呼应着后世「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论断，散发着魏晋生死观的气息。「人的主题」与「文的自觉」，从建安文学开始就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曹丕的自觉不仅在理论层面。他本人也是一名优秀的文学家，其诗《燕歌行》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完整七言诗。然而，相较于他在创作实践上的成就，他在组织实践上的成就可能是影响更为深远的那个。他四处招募文人，将他们聚集在邺城，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或许是第一个自觉的文学共同体——邺下文人集团。他们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建安七子」，其中就包括了被曹操杀头的孔融和被曹丕哭葬的王粲。
△唐 ·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 · 魏文帝曹丕》
「三曹」和「建安七子」凝聚着建安文学的精华。他们的文风清新俊朗、有疏风傲骨，后世又称之「建安风骨」。鲁迅对这一文学现象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
如果说建安文学是第一个自觉的文学共同体，那么竹林七贤就可谓是第一个自觉的文人共同体。文学与文人，一字之差，其义殊远。建安七子并不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风格，他们集中在邺下，也是出于纯粹文学的理由。但是竹林七贤则不同，他们贯彻着「人的主题」，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丰富的知识分子，因着这种完整和丰富他们相互交往，这之后才诞生出他们光辉璀璨的文学来。
嵇康的两封《绝交书》可谓是这一共同体的象征。《与山巨源绝交书》言辞恳切，「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那是在对竹林七贤拥有共同志趣的怀念；《与吕长悌绝交书》则充满愤怒与讥讽，那是嵇康痛斥迷奸弟媳、诬告胞弟的吕巽不具有「文人」的风骨。
阮籍则破天荒地创作了多达八十二首的组诗《咏怀》。用组诗对人生进行概括、对生命进行反思，是他作为一名古典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成就。
竹林七贤之后，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便快速兴盛起来。单是文学批评这一子类，便诞生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经典的著作。而更为重要的著作则出现在南朝的刘宋，王室贵胄刘义庆组织编纂了一部影响极为深远的笔记小说集，那就是《世说新语》。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 · 南宋绍兴八年刻本《世说新语》
这部记载了汉末及魏晋名士言行轶事的志人小说，为后世提供了大量关于魏晋士人的素材，也让这些「魏晋风度」得以流传至今。反过来说，《世说新语》本身的出世，同样也饱受着魏晋遗风的影响。鲁迅评价它「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这正是建安文学以及正始文学的性格，与华采奢靡的南朝文风迥异。
文学的兴盛还反映在题材甚至体裁的创新。李泽厚言：「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则是在创作题材上反映这种自觉。」玄言诗讨论魏晋玄学，山水诗则记录了士人们游历山川的目睹与心得。这正是魏晋士人们的自觉：他们向外发现自然，向内发现深情，这种发现并非是偶然所得，他们真挚的记录体现着志趣与追求。
原本作为文学附属品的书法，也在此时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正是创作于东晋年间。而一旦我们审视文章本身的内容，它继承先驱的风骨和思索的特征表显现出来：它的创作背景正是「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这是文人共同体自觉地进行集体文学创作；「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是「人的主题」在南国名郡的再度奏响。
△唐 · 冯承素《兰亭集序》双钩摹本
这便是魏晋，这便是「魏晋风度」。
隋唐之后，多有看轻这种风流者，认为他们空口清谈，对朝政紊乱和生灵涂炭不加匡扶，而是「装疯卖傻」，妄图躲进竹林里以求内心的安稳，最终导致五胡乱华、南朝偏安一隅的局面。批评者认为，他们既没有取得什么真正载入史册的成就，也没有践行一个士人真正应承担的责任。这种批评在宋明理学兴起后显得尤为激烈。
然而继承魏晋遗风者却比批评者在历史上更光辉灿烂些。最大的偶像当属古典中国文学的巅峰李白。这个推崇「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谪仙人，同样地热爱药与酒，同样地「一生好入名山游」。他沿着王徽之与谢灵运的故迹，生生踩出一条「浙东唐诗之路」；他「一口吐出半个盛唐」，却也仍像阮籍一般，「出门向东哭，向西哭」。
至于封建纲常牢牢禁锢着人们的近代，也有像鲁迅这样的人跳出来，举着一篇《魏晋风度》的文章，希望鞭策起麻木浑沌的中国。宗白华们、朱光潜们、冯友兰们，高声赞美着这中国历史上最热爱「美」的时代。
「魏晋风度」和魏晋本身的苦难，是一出彼此无奈的悲剧。但是嵇康、阮籍和更多留下过短暂而惊艳的一笔的名字，值得被历史更加公平地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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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自拍的杜甫君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
诗中的隐者采药为生，济世活人，所以贾岛对他有高山仰止的钦慕之情。而诗人离开繁华的都市，跑到这超尘绝俗的青松白云之间来“寻隐者”，其原因也是耐人寻味，引人遐想的。
在城市的喧嚣中，很多时候要被世俗左右，但凡有人的地方，都会根据你的穿着打扮去臆想你这个人怎样？品味如何。
当传统的东方美学遇到时尚元素，淡淡的中国系色调显现出的，是无处不在的禅意优雅。今天爱自拍得杜甫君推荐的这件薄款风衣沿用中国传统手工艺，精匠精制，引领中国传统风流行趋势。
清风居士薄款长袖风衣
一身正气走，两袖清风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