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因节选自胡适日记中的这段关于打牌的记录，胡适受到了大众的关注，使这样一个妇孺皆知但却有那么点遥远的文化名人，有了更多的烟火味。
根据这小段日记，就将胡适定义为“牌瘾大”显然是不合适的，不过不妨让这种解构成为一个大众了解他的契机。胡适是一个值得更多注视的人，但像所有拥有丰富人生的传奇人物一样，他不能用人生中的任何一个阶段来定义。流动地去看待胡适人生中的事件与变化，最后，我们终会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
准备期1910—1917胡适的人生准备期，应从1910年赴美留学算起。
胡适留学期间
胡适于1910年9月到美国，初入绮色佳城的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这是根据他二哥的劝告选择了农科专业。一年后，根据自己的兴趣转到文学院。经过最初一段择业的确定和对生活环境的适应过程之后，胡适在留学期间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准备要做“国人之导师”。他要在思想学问等各方面准备条件，待学成归国后，做一番引领国人走向进步、引领国家走上现代发展之路的大事业。他特别注重求得一种健全的思想方法。在当时的美国，他找到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做自己的哲学基础。他认识到中国所处的际遇环境，中国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尽可能地使中西文化相协调、相结合，使中国古老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获得新生命。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有一个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更新过程。他认定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这个文化更新过程中充当一名开路的工人。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胡适有意识地从各个方面训练自己。
胡适深知，读书人只能以文字报国，必须训练自己的文字能力。为此，胡适常常写文章在当地人办的报纸上发表。1914年5月，胡适以《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A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一文，获卜朗吟征文奖，奖金50美元。以外国人而能得此英文大奖，在当地人士看来，实属仅见。
美国社会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各种团体集会演说之事极多。胡适立意提高自己的演说能力。1912年8月，他到威廉城出席中国学生大会，在会上所作的演说得了奖。演说是把思想直接表现出来，求得听者的了解和接受。这对于组织和驾驭事实材料、进行分析与概括的能力，是一种极好的训练。同时也可提高与他人进行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古今中外，凡成为群众领袖、政党领袖、议会领袖的人物，差不多都是优秀的演说家。胡适留学时代所养成的演说能力，对于他后来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胡适的成长有重要意义的，还有一个方面必须提到，那就是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胡适参与过许多团体、俱乐部的活动。他还主动出面组织过一些团体。在团体中，胡适曾先后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比如他曾担任过世界学生会康奈尔大学分会的会长。由于屡次在精英荟萃的场合有不凡的表现，胡适不但成为中国学生公认的领袖，而且成了美国学生界的一个著名人物。
广泛的交际，也使胡适认识了许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和不同职业的人士，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扩大了胸襟，磨炼了性情与意志。这对胡适是极为有益的。
那时的美国，是一个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民主国家。一个有心救国的青年，自然会关注政治问题，用心观摩美国的政治制度及政治生活，想找出可以帮助中国寻到政治出路的东西。胡适对政治问题的兴趣，因一位老师的影响而得到加强。1912年担任讲授《美国政府与政党》课程的山姆·奥兹(Samuel P.Orth)教授要他的学生多多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以加深研究的兴趣，取得真切的政治知识。如果说初到美国的几年，胡适在政治思想方面仍不很成熟的话，但至少有一点在他的头脑中已经确定下来，那就是向往民主的社会制度。
1914年夏，欧洲大战的爆发，对胡适的政治思想产生重大的催化作用。大战促使胡适对于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作深入思考。
在胡适留学的最后两年里，他找到了他以思想、文字报国的切入口，那就是关于文学革命的酝酿。这两年，他几乎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文学革命的探索上。在这段时间形成的主张，正是后来在国内发起的文学革命运动的基本精神，也正是这样一种基本精神，能够使文学革命运动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短时间内赢得成功。
开创期1917—1926胡适于1917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从此开始活跃于国内社会各界。他引导社会改良，包括：文学改良、个性解放、创造中国学术新典范。
胡适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是1917年1月在国内的《新青年》上发表的，尽管这个尚未归国的留学生的文章，口气相当谦逊、温和，但文学革命的最中心的课题——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已明白宣布出来。而后来全国纷纷扬扬的讨论也正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
胡适在北大任教
文学革命的主要争点是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是破除旧有的文学形式的束缚，解放文体，以使文学足以反映真实的社会与人生。守旧者利用人们的习惯心理，声称，文学的改革主要是改革其内容而不当津津于形式的改革。这种似是而非的议论颇有些迷惑性。胡适用很大的气力驳斥这类反对文学革命的议论。
虽然经历一些曲折，但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文学正宗的文学革命还是一路高歌猛进，取得胜利。一大批用白话创作的新文学作品纷纷出世，连古文家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学园地——诗歌的创作，也逐渐为白话诗让出了地盘。但文学革命的成功，其意义却远远不限于文学自身的范围。因为白话文学的盛行，逐渐形成了白话的新国语，使亿万人民得了一种最方便的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新工具，从而带动了教育革命和思想革命，大大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它的社会解放的作用。著名的革命党领袖廖仲恺曾略带夸张地对胡适说：“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
新文化运动最中心的内容还是人的解放。这是走出中世纪，建立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课题。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他的最大贡献亦在于此。很长时期以来，人们从表面观察，只看到他倡导白话国语的作用，非他人可比。实际上，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搞文学革命，倡导白话的新国语，只是他进行文化革新的切入点。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他最为坚持一贯而又用力最多的是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他在解释新文化运动宗旨的一篇文章里，明确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样一种根本的态度。新价值观最核心的问题是“个人的发现”，即重新确立个人的价值。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缺失是个人不被发现。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西方的自由、平等之说植根于对个人的充分认知和价值肯定。西方近代社会以个人为基本单位，抽掉了个人，混混沌沌的众生，无从组织近代社会。中国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国家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家庭(皇室)的产业，整个国家和各个家庭都是靠一套严格的宗法伦理制度统治着。人一生下来，就被套在纲常伦理秩序的锁链中，无可逃脱。中国的纲常伦理制度，严重限制了个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因而也就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盛。
胡适在“五四”前后，乃至上世纪30年代，在许多文章和许多次讲演中，都常常讲到个人主义和个性主义的问题。他及时地提出了“个性解放”的口号，并第一个明确地解说了个人主义的真正意义。他指出，真的个人主义即是个性主义。个性主义的真谛：“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从胡适的个性主义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发现个人，解放个人，张扬个性，释放每个人的创造力，这是国家社会与民族进步的真正动力之源。
胡适毕竟是个学者，除了启蒙思想家的角色，他还有意地“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他要大胆采用新方法，用新眼光重新审视旧典籍，创造中国学术的新典范。这一点，他通过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发表《〈红楼梦〉考证》等一系列重头文章而实现了。蔡元培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早已是学界熟知的了。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家们，例如冯友兰，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不同于胡适，可是他们都不能不承认，胡适的著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至于胡适的古小说考证文字，不但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辟新路，而且以其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范式，启迪了一代青年学子。
总之，在“五四”前后那场新文化运动中，作为那场运动的领袖的胡适，在学术领域实起了开一代风气的作用，许多新的学术趋向、学术范式，都同他分不开。而他的治学方法，实在影响了差不多一整代青年学子。
磨合期1927—1937这个时期，在1999年出版的《胡适评传》所收的《胡适一生的五个阶段》中，原是称作“稳定期”。现在重读，觉得不甚恰当，改称“磨合期”似乎更切合实际。所谓磨合主要是指胡适在政治上与统治当局建立有批评又有沟通的妥协关系；在思想态度上，与中间力量实现有批评又有联合的关系。他虽然仍是力主西化，批评传统，但锋芒毕竟不像前期那样咄咄逼人了。正因为如此，他的影响力，虽然在青年中有所减弱，但在广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却是更加深入了。
胡适
1926年7月，胡适为中英庚款的事远游欧洲，后又到了美国，1927年5月才回国。这时，国内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适欧游时期，正当国民革命军北伐，他当时对领导北伐的国民党和蒋介石颇存期待。经过两年的观察，他发现国民党及其政权甚少民主和革新的气象，却在“革命”的名义下，实施种种专制的手段，不惜大规模地残杀异己，压制舆论，践踏人权。于是，他向新统治者提出严厉的批评，和他的朋友徐志摩、梁实秋等于1928年3月创办思想文艺性月刊——《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以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对国民党的政策、思想理论，作出很尖锐的批评。这大大激怒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引起他们的围攻和打压。
实际上，胡适曾明确表示，他批评国民党本来并无恶意，“只是希望他们自身改善”。所以，这一次同国民党当局的冲突，可算是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一段磨合过程。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同情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组织“自觉爱国会”，这标志着，他与国民党统治当局已能互相理解，并着手建立彼此默契的关系。从此，他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诤臣”和国民党领袖诸公的“诤友”。
1932年的11月，胡适应邀南下到湖北、湖南讲演。11月28日、29日和12月2日，胡适三次应邀到蒋介石临时住地吃饭，从此，与国民党政府最高领导人建立起直接联系。至此，胡适在政治上完成了与国民党当局的磨合，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倚重的互动关系。
此时期，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是不能不提到的。本来，这种争论几乎如影随形地伴随了胡适的一生。但30年代的这场争论，因为双方旗帜更为鲜明，问题更为集中，胡适参与得也更为直接，并且因为他曾用了一个不太确切的字眼“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遂长期被认为是“全盘西化论”者，所以这一争论与胡适关系至为密切。
1929年，胡适为上海的《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book， 1929)写了《文化的冲突》(Conflict of Cultures，胡适又自译作《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心意思是批评折中主义地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指出那不过是变相的保守主义，主张“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胡适这样阐述自己的文化主张：除了指出文化自身皆有惰性，因而文化接触引起的变化不可能毁灭一种文化的根本基础之外，又强调，所谓文化本位，实际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这个本位是不会被毁灭的。同时指出：在文化的大变动中，不可能有一种可靠的用以指导整个文化各方面选择去取的标准，只有让我们的老文化与世界的新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这样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
动荡期1937—19491938年9月17日，中国政府正式发表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的任命。9月28日，胡适离开欧洲赴美国，到华盛顿就任。而很快地，在1942年8月15日，政府就明令免去胡适的大使职务。胡适于9月8日办好交卸手续，18日离开华盛顿，在纽约租屋住下。
之所以发生此种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胡适在抗战前，一向持对日低调态度，对他出任驻美大使，本来就有些人不太满意，或持怀疑态度。
二，国人对美期望过高、过急，在抗战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对政府和胡适的对美外交成绩，不够满意。
三，胡适在美朋友众多，声望极好，常常受邀出席活动，发表演讲，以至接受一些大学的名誉学位。对此，在一些人看来，胡适是不务正业，有玷职守。
四，恰好1940年3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因病在香港逝世，院长出缺，许多人认为胡适是继任的最佳人选。
胡适出任驻美大使
撇开职业外交的局限，我们看胡适在中美关系的建设性发展方面，可以说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胡适在出任大使之前和在任大使期间，广泛参与各种社交活动，和各界各阶层美国人士接触，尤其是发表大量演讲，使美国朝野人士，乃至人民群众，了解中国人民坚定抗战到底的决心，了解中国对日作战不仅仅是保卫国土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同时也是保卫一种为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生活方式，保卫人类对和平、正义与人道主义的信仰。所以，中国的抗战有着深远的世界意义。使美国人了解到支持中国抗战，对于建设今后国际新秩序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这对于逐步转变美国人的孤立主义和轻亚重欧的传统观念，逐渐认识到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不可避免及其重要意义，是有相当作用的。胡适还非常巧妙地把中国的抗战与当年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拿来做生动而毫不勉强的对比，很能激起美国人民的同情心。
胡适卸任大使职务之后，以心脏有病的关系不能回国，国内朋友也劝他暂不要回国。他闲居纽约四年之久，因念国内艰苦抗战，不肯在美寻求正式的工作，只答应一些临时的演讲或短期的讲座。1943年，因王重民的一封信谈及清代学术史上一件久有争议的案子，对所谓戴震窃取赵一清、全祖望《水经注》研究成果的案子发生浓厚的兴趣。胡适说他重审此案是为他的同乡前辈戴震“洗冤白谤”，同时也是为更加严格地训练自己。从此，胡适以大部分的精力投入《水经注》疑案的考证，直到晚年。大概也是因为战争环境下，心思不易集中，搞一件与时势最不相干的研究，最容易收心。这也是胡适一直劝告一般学生，摆脱现实困扰的一种办法。
晚年1949—19621948年12月，胡适乘蒋介石派出的专机，仓皇离开已被解放军包围的北平，飞往南京。这时，他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于第二年春，再度去美国。原本是奉蒋之托，赴美再作民间外交，为蒋争取援助。但他到美国的第三天，南京即告解放。从此，胡适只能在美做寓公了。
胡适晚年寓居美国期间，以至后来回台湾之后，都一直有意集中精力把他未完成的几项学术工作做完，其中主要是中国哲学史、中国白话文学史以及《水经注》案考证的总结案。但他的愿望没能实现。这不但是他自己的遗憾，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遗憾。
胡适晚年在学术工作上，除了考证《水经注》外，禅宗史也是他继续关注的学术课题。从1943年到逝世为止，胡适有关《水经注》、禅宗史及一般思想史的手稿有数百万字之多。如今都收在台北胡适纪念馆编的《胡适手稿》(影印10集30册)和耿云志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影印42册)中。
胡适晚年
胡适身受两种文化熏陶，有很好的学术训练，经过多年的学术经验积累，本可有一个再创造的时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他生长于大动荡的中国，又身为知识界的领袖，不可能完全专心于学问而不问政治。结果是被政治激流冲到寂寞的角落，而学术上亦再无创造性的成绩。
1962年2月24日下午6点35分，在“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结束之际，胡适心脏病突发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