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小山
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托关系找到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希望他能代为上达自己写的上皇帝书。
翁同龢拒绝了。
失意的康有为回到广东老家，专心著书立说。为了给变法扫清舆论障碍，他在梁启超等学生的协助下，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三部书，告诉中国人，孔子也是主张改革现状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改革现状，而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枷锁。
在康有为的书里，孔子变成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编剧，他一手编造了从尧舜禹到东周两千多年的历史。康有为的这个理论，就跟现在某些学者说英国人起源于中国安徽、湖北交界的英山地区一样，荒诞不经。如果他的理论是客观事实，那么孔子就不止是一个教育家和思想家了，他还是一个小说家。孔子也不是托古改制，而是造假改制。

咱们有一说一，孔子没有伪造历史，但他的确主张改革现状。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算是托古改制的祖师爷，而且他的步子迈得比康有为还大。康有为只是主张改良，孔夫子却是主张彻底的改变整个社会制度——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司马迁语），然后创立一个新的“天下为公”的朝代，这个朝代，就叫做“春秋”。
01 世道衰微
因为社会现状糟糕透顶，所以才有改革的必要。
孔子生活的时代，按照孟子的话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而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当时，由于晋、楚两个大国的衰落，导致诸侯国之间没有了稳定的中心力量，天下又开始了绵延不绝的兼并战争。
战争不但让各国民不聊生，而且让社会风气愈发堕落。由于贵族精神的失落，导致贵族阶层之间自相残杀，再也无法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和进步力量。总而言之，就是民生困苦，礼乐崩坏。
面对这样的现状，孔子的老前辈——老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种极端的放任主义，放在汉朝初年比较合适，但是放在春秋战国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显然是不合时宜。
孔子能敏锐的看到现状背后的本质——家天下。家天下就意味着权力私有，为了争权夺利，各国的王公贵族互相攻伐、杀戮，不惜背弃人类的良知和社会的公义。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三十六名君主被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于是，孔子回想起家天下之前那个公天下的时代，也就是尧舜的时代，他用略带遗憾的语气说，“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像孔子这样一个经常“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的人，他所“有志焉”的那个时代，究竟是怎样美好，令人心驰神往？
孔子这样描述尧舜时代——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其实这段古文并不难懂，唯独“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这句一眼看过去有些费解。李敖曾对这句话表示的就是最早期的，最理想化的共产主义，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我有吃不完的苹果，我也不会把它丢到地上，任其腐烂。我宁肯给别人，也不要藏在我家里，因为我用不了这么多，我不需要这么多。同样的，我有过剩的本领，我就要把我的本领整个的施展出来，我不要深藏不露或偷懒不干。
简而言之，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代表各取所需。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代表各尽所能。我能够各取所需，各尽所能，这个时候就是代表了这个人人格是最完美的阶段。这个美好的像是加了几层滤镜的时代，就叫做“大同”。
02 拨乱返正
尧舜之后的时代，进入了家天下，这个时代，“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是的，你没看错，虽然孔子嘴上说什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但其实在他心里，东周根本不算什么，撑死了只是个“小康”社会而已。中国历史，从夏禹——不是《家有儿女》里的那个夏雨开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些君主，虽然都很贤明，但是本质上还是私天下。统治者用“霸道”来控制天下人，为其一家尽忠。这样的社会，即使有所谓的圣君，也无法改变权力私有所带来的恶果。
更何况，自己身处的时代，连“小康”都算不上。董仲舒曾在《春秋繁露》里描绘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可怕，“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士专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礼，诸侯背叛，莫修贡聘，奉献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杀其宗，不能统理，更相伐锉以广地，以强相胁，不能制属，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臣下上僣，不能禁止”。
于是，孔子从怀旧中回过神来，再看看眼前这烽烟四起、民生困顿的现状，他气的胡子都吹起来了。
光是生气，解决不了问题。既要“君子不器”，也要“君子不气”。于是，孔子拿起一把刀，在新砍下来的青竹片上刻而刻，刻了很长时间，刻出一部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个字的著作——《春秋》。
孔子对这部书很重视，他把这本书看成自己的代表作，“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表面上是历史书，其实描述的是孔子的理想国、乌托邦。这个理想国以尧舜时代为蓝本，没有高高在上的天子，没有养尊处优的贵族，每一个人都有完美健全的人格，每一个人都是尧舜。《春秋》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没有加上“即位”一词，意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所有人的天下，所以没有人“即位”。
这个观点，在孔子修订的另一部书《易经》中，叫做“见群龙无首，吉。”当没有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这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孟子后来继承了这种思想，声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近代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对此有更通俗的解释：“春秋太平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是为众阳，是为群龙。无首者，至治之隆，无种界，无国界，人各自由，人皆平等，无有操政柄以临乎众庶之上者，故云无首。”
本来，这样的理想国是实际存在于尧舜时代的，但是从夏禹开始，天下变成了一家一姓的天下，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在孔子看来，都是窃国大盗。
为此，孔子立志要拨乱返正，打倒乱制——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返回正道——以达王事而已矣。这个王，本意是“天下所归往者”，即有德之人。孔子理想中的“新王”，仁爱万物，民胞物与，“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新王取得天下的方式，不是靠攻城略地，不是靠合纵连横，而是靠道德力量的感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孔子的这个理想国，在商、周之后，它的名字，就叫做“春秋”。这三个连续的时代放在一起，又叫做“存三统”。

▲发哥饰演的孔子
03 知其不可而为之
如果孔子仅仅是畅想美丽新世界，那么他跟一般的书生空想也没什么区别。
其实，孔子在写《春秋》之前，就已经积极的在为理想而奋斗，是真正的知行合一。他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孔子出身在没落贵族家庭，年轻时先后当过主管仓库委积和主管牛羊放牧的底层公务员，福利待遇都很差。直到50岁时他才被幸运女神看中，他被提拔成为鲁国的中都宰，然后在一年中又被提拔为司空，后又升级为大司寇。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可见孔子真的要飞黄腾达了。
提拔孔子的是鲁国真正的权臣季氏，然而孔子却直接告诉提拔他的领导，根据古代的礼法，私家不应该藏兵甲。私家的封邑，其城也不能超过百雉。表面上看这是孔子不懂得为官之道，其实是他在践行自己的理念——权力不能私有。而且他对当官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他曾告诫弟子子夏，“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当时士族家庭多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为谋生之途，也就是所谓的儒业。孔子的意思是你不能只满足于混进贵族阶层求一个铁饭碗，而要以明道行道为志向，如果志向和操守无法保持，那就干脆辞职不干。
就这样，孔子跟季氏产生了隔阂，双方都不信任对方。孔子在干了三年司寇后，感觉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就上交了辞职信。对于前途，孔子还是充满了自信的，“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块美玉，总会有识货的人愿意出高价购买。
于是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然而，他终究没有遇上识货的人。他在国外游了十三年，风餐露宿，日夜奔走，也没有遇到得君行道的机会。直到68岁，他实在是走不动了，心灰意冷了，他很丧的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自己的主张的确无法推行了，那就漂洋过海，做一个世外之人吧。
不过，他没有一直丧下去，他还是打起精神，回到自己的家乡鲁国，专做著述的事业，删《诗》、《书》，定《礼》、《乐》，做《春秋》。此时，离他去世仅仅只有5年。
孔子知道自己的理想在生前无法实现，于是他说“三世必复”。古人以父子相禅三十年为一世，三世就是九十年。孔子又预感可能三世不行，于是又说“九世必复，虽百世亦必复”。既然实现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为什么孔子还要栖栖遑遑的奔走于各国之间？《论语·宪问》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城门守门人评价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他的本意是讥讽孔子不识时务，认不清现实，偏要到处奔走，徒做无用功。然而这句讥讽的话却恰恰道出了孔子为了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明知不可为，也要积极作为。一件事情，你选择做与不做，其结果还是有所不同的。孟子继承了这种精神，他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能不能得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去积极的作为。因此，孔子不愧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我认为比起“仁”，“知其不可而为之”才是孔子的核心精神，这种精神是孔子万世流芳的原因，也是孔子为人师表的核心。它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激励他们矢志不渝，百折不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计得失，不计功果，前赴后继，只为天下有道。

孔子的学说在他生时没有被统治者重视，甚至被统治者看成是洪水猛兽，“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但他的学说在后世却被统治者奉为至尊，孔子本人也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塑像也被供奉在庙里，每年可以吃一次冷猪肉。
然而，这只不过是表象，历朝历代，儒家学说都在法家、道家势力之间苟存而已。当皇权高扬之时，真正大出风头的是法家人士，儒家弟子只能尽其所能的限制一下膨胀的皇权和过于霸道的法治。而当皇权衰微、社会动荡之时，儒家弟子所组成的社会稳定力量又要和以道家信徒所组成的社会颠覆力量相抗衡。
尤其是到了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对知识和知识分子采取高压屠戮的政策，儒家学说最富有创造力的部分被严重的改造、歪曲和篡改，知识分子要么走向政客之途，要么踏上训诂考据之路。儒家学说也成为统治者的护身符，在近代，儒家则与专制一道承担了国家耻辱的全部责任，受到整个民族的严厉批评，人人都在高喊“打倒孔家店！”
孔子的理想，当然不可能实现。从秦朝开始，中国的皇权政治愈来愈稳固，没有任何人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并驾齐驱。皇帝之下，只有一层有一层的奴仆和臣民，没有具有独立身份地位和独立精神的阶级。
在这种家天下的体制下，民众丧失了参与改造社会、改良政治的点滴权力，只能被动地追随者皇帝的个人意志而生活。他们的最大希望就是天子英明、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却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孔子所期望的那种人格健全完美的人。
但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却实实在在的融入儒家弟子的血脉中。因此清末明初，前有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儒生领导洋务运动，后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儒生推动维新变法，就连孙中山这样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的人，他的理想也还是“天下为公”。
他们在愚昧与混沌的蛮荒之中，像角斗士一样作濒死的挣扎，希望为国家和民族求得一线生机。他们明明知道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破屋之中，可还是要心甘情愿的去做裱糊匠。虽然他们的事业最终归于失败，可是他们的精神依然生生不息。
梁启超曾说，“我们同他同国，做他后学，若不能受他这点精神的感化，真实自己辜负自己了”。
参考资料：
1、毛子水注释《论语》，重庆出版社，2010年
2、史次耘注释《孟子》，重庆出版社，2010年
3、王云五主编《周易 》，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年
4、梁启超《儒家哲学》，岳麓书社，2010年
5、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岳麓书社，2010年
6、爱新觉罗·毓鋆《毓老师说公羊》，花山文艺出版社，2019年
7、梁启超《老子、孔子、孟子》，北京出版社，2018年
8、钱穆《孔子传》，九州出版社，2018年
9、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2008年
10、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1年
11、王维堤《春秋公羊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