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晚近三十年被归类为“现代伟大作家”行列的人物，也一直是我们不求甚解的文青大队最追捧的女神。
人说这是“张爱玲现象”，我直说这是“怪现状”：真文艺饱学的人少，装逼份子太多，一哄而上都当起张爱玲粉丝来了，不管读得懂或读不懂的都去掺和，清水也给搅浑了。这些年，张的书，竭泽而渔地出；由她改编的影视剧，不厌其烦地翻拍。前几日，连坐拥1400万粉丝的名伶马思纯，都要蹭她热度，标榜文化——尽管闹了一场笑话。
这些年，张的书，竭泽而渔地出；由她改编的影视剧，不厌其烦地翻拍。前几日，连坐拥1400万粉丝的名伶马思纯，都要蹭她热度，标榜文化——尽管闹了一场笑话。
但是，有关张爱玲，确实是有一桩她生平争议最大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被大众合谋、默契地冷处理的，那就是她曾经的“汉奸”身份问题。
在解放之后，至1980年代海外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为张爱玲“翻案”之前，与张爱玲同时期的人们，但凡知道张爱玲这个名号的，大体都会认定她是一个“文化汉奸”，最起码也是“附逆文人”。
这当然不是血口喷人。张爱玲的“汉奸”身份，官家是给过“认证”的。最确凿的“证明文件”，是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在1945年9月2日后陆续公布的《上海文化汉奸》的名单。
这份名单中，第一名是我们熟悉的周作人，第六名是后来照样名利亨通的大画家刘海粟，而作为“补遗”存在的，张爱玲小姐赫然在列。所谓“补遗”，差不多就是“补录”，等于说你的过错不大，不是失其本心的“无耻之尤”，但是你依然有变节和背叛祖国的性质，所以要记录在案，公之于众，以儆效尤。
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如今的“张迷”们讳莫如深，并有意将她打造为完全淡漠于世事、人情、利益、政治之外的白莲花形象。但对老辈中国文化人来说，张爱玲的“附逆”历史基本就是个常识。也所以，与张爱玲交往密切的老作家柯灵在早期《遥寄张爱玲》中，会意有所指地说“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时的指责”；
也所以，当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听闻有些人要隆重开办国际讨论会纪念张爱玲时，已经90高龄的作家何满子会悲愤难言，认为在“全国人民正以爱国主义的热情纪念这一洗雪了民族百年耻辱”的时刻去大张旗鼓吹捧一个汉奸，“俨然将这汉奸当作伟人来供奉了”，是咄咄怪事，是对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挑衅、对民族气节的嘲弄”。
图：1943年张爱玲与影星、后以汉奸罪被捕的李香兰合影）
可以说，对张爱玲为人为文的评价如何、观感如何，我们都可以暂且不论。单就事实来说话，只从“民族大义”的层面而言，张爱玲确实是大节有亏的。往大了讲，在民族肆虐多少有负于国家人民。
因为即便是汪精卫、周作人，他们后来“落水”，都是经历过暗杀之后的事，都还有受胁迫的因素在。而张爱玲的“黑化”，虽不能说迎合，但是也有主动的成分在的。
“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人在国破家亡之际的乱世，人品、操守、德行需要经受最严酷的考验。
日本侵华期间，如张爱玲一类的落水文人，并不乏人，但基本都是为了生存。出名的如周邵、周作人那些人，文弱书生，谋生无术，一家老小要赖其活命，总不能全家系脖子见上帝。不得已应付，配合写写文章、开开会议是有的，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虽然得了一顶“汉奸文人”的帽子，但是要干坏事，也是坚持底线。
总之属于不得已而然，有错，但国事糜烂至此，也无力要求一介国民“一肩担尽古今愁”吧。所以，这些人在抗战胜利后也能让人同情。像名词人龙榆生，曾在汪伪政权坐到了立法委员的尊位，但是视民族气节高于一切的陈寅恪没有嫌弃过他，在书信中还对他多有劝勉。
龙榆生
张爱玲的落水，不同在于，自始至终都不是出于生计之忧，也没有受迫之虑，多少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过后也未曾表示过一丝悔意。 而她会有如此的安然，我的简单理解，最核心的原因，除了她一贯对什么家国情怀一类很淡漠之外，当然还在于她“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时任汪伪政权中选部次长等高官职务的大汉奸胡兰成。
张爱玲真正的文学生涯其实只有两年，也就是上海沦陷时的1943年到1945年。所以柯灵会说，“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正是在日本人统治时期的上海,张爱玲凭借《古今》、《杂志》、《天地》等“汉奸”刊物才大出风头的。
现在还存留的一些材料，可证她还参加不少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像1945年7月21日“纳凉会”、1944年11月12日所谓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等等；当然更为严重的指控，来自她与汉奸胡兰成的夫妻关系。可以说，在整个敌伪时期，张爱玲一面走俏于上海滩敌伪统治下的文坛，另一方面则陪着胡氏周旋于周佛海、林柏生等汉奸头目之中。
图：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当时一些报刊有关张爱玲的部分报道
从张爱玲的作品、思想及行为来看，抗战后将她列入“汉奸文人”不算冤枉她。 小说《色·戒》就有她自己那个时候的影子在。
而且，涉猎过现代文史的朋友也会知道，即便是在1945年前后，已经有两本讲女汉奸罪行的书,即《女汉奸丑史》与《女汉奸脸谱》(1945年9月——1949年5月刊行），把张与陈璧君、莫国康(陈公博情妇)、佘爱珍(吴四宝之妻,后与胡兰成同居)及李香兰相提并论为“四大无耻之尤汉奸妾妇”。
马思纯扮相
新中国成立后，张爱玲没有淹留大陆，没有定居香港，也没有远走台湾，而是像只惊弓之鸟，远走高飞，老死美国。这个中的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元旦，普天同庆。坐冷屋中，敲击键盘，重提张爱玲这段渐行渐远的“文化汉奸”，当然意图不在攻击或否定其人其文——她的散文我其实是深爱的。
图：改编自张爱玲小说并以“张胡之恋”为原型的电影《色戒》
我说这些闲话的起因，不过是看到明星马思纯借重张爱玲引发讪笑的这个新闻，就想到据实说几句实话。因为，我想，如今的“张爱玲热”无远弗届，添几句不合时宜的杂音也是需要的，不管是真张迷还是假张迷，都有必要知道他们所热捧的“女神”另外一些真实面相。而在太平盛世的元旦欢歌中，旧事重提彰微谴恶，多少也有慎终追远的意味吧。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其实也有点矛盾。一方面，张爱玲即便是“文化汉奸”，个人情感上我对她也深有同情：作为风尘中的弱女子，她所想要保持的，不过就是些也许她自己都弄不大明白的一份金沙金粉的个人主义。她在上海沦陷期间，既非汉奸政权骨干分子,也非时之伪文坛的当权派,据说也从未拿过伪政权的津贴,她的作品也不见有鼓吹侵略的记录。
（图：张爱玲青年、晚年的“对照记”）
她至多，也只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尤唱后庭花”一类人。民族大义淡漠，但不是坏人，更没作恶。木心说，四十年后，他到了海外，不其然而然地逐一知悉，当年那些落水“文坛蜉蝣”皆有恙无恙地存在，但都“易名改姓久矣”，唯有张爱玲仍然姓张名爱玲，足见其果敢和不悔之意。
但另一方面，我的主张也很简单：“不以人废言”没错，但我们同时也需要“知人论世”，还原事实。国人思想的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固然是顽疾，但是历史事实和民族底线就不需要去坚持和维护了吗？
所有读者大概都会承认张爱玲是善文者，有那么一种蚀骨销魂的韵致，但是假如仅仅因为她”善文“，就可以无视她过去的“劣迹”，不也是堕入历史虚无和记述的精神分裂之中了吗？
比如， 历史上有不少或大奸大恶者，或首鼠两端者，如秦桧、严嵩、阮大诚，包括后来的汪精卫、梁鸿志、王揖唐这帮人，据说都做得一手好文章，难道可以仅仅有什么“其人可废，其文却不可因人而废”的妙论保驾护航，就可以不计前嫌甚至捧为国宝了么？ 难道活该秦桧们倒霉，谁让他们生不逢时吗？
倘若真的都是如此作论，严重地讲，我们在宽恕且吹捧出张爱玲这么一个伟大女作家的同时，也让历史的是非观念喂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