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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曾国藩，一生好学[/b]
在英杰辈出的中国近代史上，最具魅力的人物当属曾国藩。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大儒，又是一个文可治国、武能安邦的奇才。他27岁才中进士步入仕途，但37岁即官至二品，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先后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加封一等毅勇侯，有清一代没有第二人。
他以编练湘军起家，扑灭太平天国，使行将灭亡的大清王朝又延续了50多年；他大力兴办洋务，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他教子有方，子孙后代人才兴旺，一部《曾国藩家书》流传后世。曾国藩一生严于修身、治学、治军，成功实践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
实际上，若论资质，曾国藩与同时代的人物相比并不算出类拔萃。他14岁参加县试，考了7次直到23岁才中秀才。自视甚高的左宗棠就曾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
曾国藩也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余性鲁钝”。或许是知晓自身的愚钝，曾国藩后天以勤补拙，他的善于读书、勤于学习在晚清士林中鲜有人及。
细究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成功，也可以说是读书学习的成功。正是一生的好学，为他日后成为晚清政治魁首、军事栋梁，中兴一代名臣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曾国藩的读书治学智慧，在今天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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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读 书 有 志[/b]
人贵有志，为何学习，是读书的首要条件。曾国藩在致家中诸弟的信中郑重其事地谈道：“盖士人读书，第一要立志”，“有志者则断不甘为下流”。
古往今来，无志者得过且过，非有志者事不能成。曾国藩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诚然，孔孟虽贵为圣贤，也是普通人靠后天的努力修炼而成。因此，曾国藩指出：“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
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而这改变的方法就在于立志。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就日后的事业，也有赖于其年轻时立下的志向。他在20岁后立志学圣贤，为此还改号“涤生”，意思就是要荡涤旧染的污秽，以获得新生。
自隋唐开科取士以后，读书应仕、猎取功名成为大多数读书人的终极目标。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就是一个醉心功名的读书人，43岁考上秀才方作罢。曾国藩虽自幼从父学，对为何读书却与其父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他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自卫其身。”在曾国藩看来，读书的本意不在于“求官”，而是“进德”“修业”，从人格和技艺上完善自己。
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引导他们把人生的目标重点放在德行的修养上，不必过多考虑功名之事。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读书为明理，明理为修身，修身即为做人。
他以多年的宦海生涯告诫子孙不要有代代做官的念想，“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由于曾国藩对传统仕途功名的超然和“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家训的世代相传，曾氏后人更多的是凭一技之长在教育界以及化学、数学、考古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不凡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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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学 习 有 恒[/b]
曾国藩把读书学习看作人生的头等大事，一生常用“恒”字激励自己。在他看来，要实现理想，非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不可，“欲稍有成就，须从恒字着手”。
他曾以烹调食物比喻读书：如果“今日半页，明日数页，又明日耽搁间断，那数年而不能毕一部”，正如煮食物“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熟，用大柴乃易成也”。
与此同时，曾国藩也强调不可追求立竿见影的速效，而应厚积薄发，“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
作为大清王朝最为倚重的守护者，曾国藩一生虽政务、军务繁忙，但每日读书写字的功课从未间断。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32岁的曾国藩给自己定下了每日学习的十二条准则，即“日课十二条”：
一为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为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三为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为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为读史：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为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为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为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为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为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一为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十二为夜不出门。
自“日课十二条”定下后，曾国藩硬是以非凡的毅力和恒心坚持始终，即使在晚年病重的情况下仍手不释卷。正所谓，欲成就非常之事业，必有非常之毅力和恒心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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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治 业 专 精[/b]
曾国藩对治学须专精的观点深以为然。他说：“凡看书只宜看一种，一种未毕而另换一种，则无恒之弊，终无一成；若同时并看数种，尤难有恒，将来必不能看毕一种，不可不戒。”人生短暂数十春秋，要读的书浩如烟海，要研究的问题数不胜数，唯有专精一业，专攻一学，才能将所学升华，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就。
曾国藩一生博览群书，治学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其著作卷帙浩繁，文章笔力雄厚，连梁启超都称赞他“可以入文苑传”。但纵使如此，曾国藩也一直以自己的“不专”为耻。他曾深刻剖析自己有“三耻”：天文算学毫无所知为一耻；做事治业有始无终为二耻；写字不好为三耻。
学习浅尝辄止，读书不求甚解，这是现代人读书的一个通病。从曾氏家书而言，他所谓的治业专精，包含专艺与专心两个意思。
“专艺”或曰“专业”，指专一经或专一史，“经则专主一经，史则专熟一史”，即在一个领域作专门研究，精益求精。曾国藩认为：“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他用了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来阐述“专艺”的重要性：“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来而用之不竭乎？”他一再告诫家人：读书时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若能把一部书研究得精通烂熟，必然可以称之专业。
“专心”就是读书学习要排除外界影响，全神贯注，“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只有专注一事，才能领略到学习的意境。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颇具影响的风云人物，曾国藩的读书治学智慧对其家人子弟和晚清士大夫群体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氏后裔人才辈出，延续五代而不衰，他的部属和幕僚如李鸿章、薛福成等人“皆亲从受业，守其师说，友教四方”。钱穆在《中国学术通义》中指出，“若论近代人论学，能有亲切的指点者，在前清有湘乡曾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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