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相宜
编辑|万千
本文为苏相宜原创，首发“三明治”，三峡之子获得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疫情中的四月清明节，公墓没有开放。父亲离去在九年前的四月，一场未完成的悲伤穿越九年时间奔涌而来。疫情严峻时期都生活积极自律的我，掉进抑郁的深谷，失去睡眠、失去力气、失去对外界的感觉。我的咨询师说：就让我们脚步慢下来，把时间留给悲伤，留给爸爸。
于是我重新整理父亲的藏书、笔记、画作。他不让我学画，说画画的人太苦。可他喜欢我陪着他画。记忆里我坐在大书桌上，看父亲戴着老花眼镜，挥毫泼墨，在雪白的宣纸上变出花鸟和山水。被重庆的雨水浸泡得斑斑驳驳的土墙上，用钉子拉了两排细绳，挂满父亲的手稿。画里是另一个世界。

能成一家人，是缘分
父亲是老幺，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他出生在重庆大轰炸的末期炮声中，仿佛预示他一生动荡。十二岁他经历了抄家，因为家里的面条作坊雇了个伙计，老家还有几分田，爷爷被划为“地主兼资本家”。一大家子被赶回农村，父亲和三伯由于还是学生，幸运地留在城里。
父亲晚上借宿在亲戚家的走廊，白天课余时间去码头兜售他用学生粮票换来的面粉面条，这样自给自足念完中学。数学课，他溜进公园画画，花鸟鱼虫皆成模特。十六岁，父亲凭优异的美术成绩考入四川省桥梁公路校，同时收到的消息是爷爷在饥荒中去世。父亲用自己挑煤炭的积蓄给爷爷买了棺材，而当地农民只是裹张草席下葬。
父亲的大学梦，因“家庭成分”问题破灭。户籍员逼迫他户口迁回农村，他指着户籍员鼻子说：“我没犯罪，不用听你命令。”他背起画板流浪，没有户口、没有身份、没有领公粮的资格，随时准备买不起黑市粮票被饿死。他在大凉山烧瓦，在湘西村寨画主席像，家里的素描本子记载着他到黄山、巫山、峨眉山的足迹。他感到画像不会永远流行，从油画转攻国画。白天劳累结束，他在深夜灯光下追求着艺术梦想。


父亲一条腿有点跛。一次他拉板车，半路冲出个男孩，父亲急刹车，孩子得救了，父亲左脚踝却被车上翻落的石料砸断。从此每逢阴雨天，我和母亲都要给他揉药酒。父亲说：“哪怕用一条腿换娃儿一条命，也值得。”
十年文革结束，爷爷冤案平反，父亲落实户口成为美术厂工人。“当时招工要35岁以下，我幸运地踩在门槛上。” 父亲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一般喝着二两老白干，下一盘油炒花生。花生掉一颗，父亲一定要找到捡起来吃掉。他最看不惯浪费食物。
母亲常说：“人人羡慕我嫁了个搞艺术的，说他年轻时候在外面赚好多钱。结婚我才晓得，他不只有共同生活的姑妈，还要给农村的亲妈寄伙食费。屋里穷得洗脸洗脚用一个盆！话说回来，姑妈非亲非故，在他流浪时候给他安身之地，老太太也是孤人，我们能成一家人是缘分。罢了，我就当上了贼船。”
我三岁那年“姑奶奶”病逝，我随父母离开小木屋。几年后我们回去过一趟，老邻居们围拢聊天，惋惜我父亲把一切还给姑奶奶的亲戚。父亲说：“老人帮我们带三年娃儿，我们为她养老送终，这辈子互相对得起。身外之物，谁想要谁拿去。”
1992年，我需要做一次大手术。父亲委托老同学赵叔叔卖一幅古画，给我筹手术费。父亲在报纸看见那幅画的拍卖成交价是十万元，父亲去找赵叔叔，他矢口否认收过父亲的画。父亲没有像通常生气一样骂母亲或者砸家里的东西，他咚咚捶着胸膛，发誓再也不相信朋友。
他第一次，似乎也是我记忆中唯一次，跟母亲道歉，说当初母亲提醒他们立个字据，他觉得没面子，还吼母亲“妇人之见！”此后，父亲把家里存折和工资都交母亲掌管。这一事件给我家留下长久的阴影。父亲坚持多年找律师、找媒体、写信给法院检察院，始终没有证据立案。每到困难时期，父亲就叹息如果十万元还在就好了。每次发脾气，父亲都来一句：“如果不是你娘俩拖后腿，我早去宰了那个人渣！”
我的手术费后来是跟张叔叔借的，父亲承诺卖房还债。三峡移民搬迁启动，父亲请求张叔叔等一等，我家的平房在淹没线下，可能得到较可观的移民补偿。投身股市的张叔叔不能等。他隔三岔五来家里，夹着烟卷、指着我父亲大声说：“现在谁家没有冰箱彩电？你们还是城市的贫民。都是你不懂江湖啊！”父亲一声不吭。
房子急急贱卖了。我们搬进一套狭小的两居室。这是爷爷平反后政府归还的家产一部分。几兄弟分配这几套住房时，奶奶说：“老幺没孩子，房子将来是留给外人的，分一套小的就行了。”
父母听完，抱着我默默回家，没有争什么。为什么说父亲“没孩子”？我敏感地察觉到奶奶那句话里藏着秘密。
我听父亲酒后跟哥们儿讲过一个故事：寒冬的长江码头，他听见人群里听见婴儿的哭声，他脱下外衣抱起婴儿的一刻，孩子笑了。他把女婴抱回家，翻了很多本诗集取了一个名字“相宜”，希望她一生妥帖相宜。我跟父母求证故事的真实性，他们说我一定记错了。
直到十二岁生日，母亲说我长大了，该了解自己的身世。母亲讲的时候，父亲远远站在门外。我淡定地说：“我早知道的。我还记得那个故事……”
“那你恨我们吗？让你长在一个穷人家里。”母亲问。
“你们吃的穿的和我一样呀，又没差别对待。我一直晓得你们对我好，现在知道身世，我们也还是一家人。”
父亲走进来说：“亲生的还是捡来的本来就不重要。你的身世和你的残疾一样，是个事实，不是羞耻。告诉你，是希望你懂得你的生命来之不易，更加珍惜。”
后来有记者采访我父母：“听说你们流产过一个孩子，你们没考虑过留下，照顾姐姐吗？”
父亲问：“我们考虑得很纯粹。我俩刚下岗，又都是年过四十的人，做不到养好两个娃。有一个女儿够了。能成一家人，是缘分。”
下岗之后，父亲尝试过卖画谋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父母的工厂上了国企等待“关停并转”的名单。母亲的丝绸厂是做外贸单，父亲的美术厂主要客户是来长江三峡旅游买工艺品的外国人，此时在市场经济和外交制裁的双重打击下，父母和大多数同事回了家，等待不定期发放的基本工资。父亲对 “铁饭碗”的打破很淡定，他依然赞颂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不必凭票买粮买布了，也不必随时揣着一本领袖语录。
我手术后，依然没能站起来去上学。他们几乎天天吵架。母亲说：“这家学校不收，我跑下一家！你要面子不敢找人，我找！”
父亲骂：“你头脑简单得只能当家庭妇女！就算有学校收她这个罕见病成骨不全症，她能保护自己不被班上小孩碰伤吗？”
那段日子母亲常说要跟同事去海南，开川菜馆。终究母亲留在家，陪伴我开始漫长十几年的自学之路。我问母亲为什么没有走，她说：“他让我带上你走。带个娃儿怎么干活？把你扔给他，你的学习恐怕完了。时代造成我没多高学历，你老头儿一直嫌我文化低，和他没共同语言。我不能看着你将来也没文化。娃儿你要争气，女人有知识才硬气……”
我对长大唯一的期待，是保护母亲，不再让她受气。我也暗暗发誓，绝不会变成老爸那样脾气的人。
自从下岗，家里清静多了，父亲在艺术圈的朋友们不再来高谈阔论艺术和政治。父亲摸着越来越秃的脑袋，坐在书桌前发呆、抽烟。我半夜醒来，还常常见他烟卷的火光在黑暗里一灭一亮。收音机里电台天天讲《快速致富400法》，他邮购了书和材料，决定和母亲创业搞玩具作坊，还畅想以后小姨、伯母她们也能来工作。经过他多次改良，当一只银闪闪的、尾部闪着彩灯的小飞机在屋里成功试飞，我们鼓掌欢呼。玩具销售却成了问题，父亲不肯摆地摊，而是放到亲戚修理店里代售。一年过去，飞机没卖出几个，父亲热情也过劲了，陆续卖掉小电机、发光二级管等材料，挽回一点损失。
街道办的工厂如雨后春笋崛起。父亲受邀约进一家街道美术厂做设计师。他忽然喜欢自比诸葛亮，说遇到了刘备。父亲跟老板出差厦门，给我带回在厦门买的衣服、彩笔、甚至包括他舍不得吃的飞机小零食。我期盼他再次出差！可秋天父亲不再上班，因为街道工厂也拖欠工资了。他自掏腰包去厦门的费用，不知最终有没有报销。
我十岁那年，母亲去幼儿园做保育员阿姨。父亲在家照顾我，我和他一天说不上几句话，我害怕他常常阴沉的脸色。一夜我在睡梦中摔下床，双大腿骨折。父亲变得特别温柔。我想看什么书他帮我取；抱我下床大小便；他还在我床边支一张小床，腿上裹的夹板咯得我睡不着，他半夜起床给我重新包扎得舒服些。
父亲的温柔持续到了我感冒。我吃什么吐什么，父亲清理床单时候突然爆发，摔杯砸碗，冲着刚下班的母亲吼：“我大男人当家庭妇男，你晓得是什么滋味吗？！”那天晚上父母关着房门吵了很久很久。我捂着耳朵悄悄哭，恨自己身体不争气……
第二天，母亲照常上班，父亲照常做早饭、做午饭、端水让我吃药，和蔼地问我想看哪本书。下午大雨，父亲扶我躺下睡觉，他揣着两把伞去接母亲下班。从那一天，我好像懂了父亲的爱，也懂了母亲容忍父亲的原因。
母亲厂子宣告破产，母亲超过一次性领取安置费的年龄，她回家继续等待退休金。父亲公司转制重组，美术部门撤销，年近五十的父亲不想从车间工人干起，他接受了只拿基本生活费。父亲戏称那是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的岁月。他握惯毛笔的手拿起钳子锤子，充当家里的木匠、花匠、电工、水管工；他接些零活，为宾馆画壁画，为建筑工地写标语，甚至为十五块钱给人写一幅字。事后他长叹：“十五块！糟蹋艺术！”
熬到退休，父亲跃跃欲试搞骨灰盒厂——他青年时的梦想。他设计并自制两个骨灰盒样品，跟我们说厂子办起来也能解决我的就业问题。办厂蓝图因为拉不到投资而流产。两个骨灰盒的后来归宿，一个送大伯母，一个留给父亲自己。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父亲笔名有一个“骥”字。他自知不是艺术科班出身，努力多看多学。他说画家不能傻画，书法、篆刻、文学、美学、历史都要涉猎。他教我，一个人哪怕不太能写会画，但要“眼高手低”，看得出什么是好作品、真诚的作品。买书他从不吝惜钱，《鲁迅全集》、《中国美学史》等都是他用一叠叠旧衣服换的。几度搬家，老旧的家具中间最醒目的是我父女七八箩筐藏书。家里的衣柜打开，一半是衣服，一半是书。“等日子好了，我们一定先做个真正的书柜。”父亲把这个承诺念叨了一辈子。
为了节约昂贵的宣纸，父亲把纸裁成小块练画，画满再用于练字。他常说起齐白石七十学画虾的故事，说他还有大把钻研的时间呢。父亲最爱画墨竹。他跟我讲，做人应如竹，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

1997年香港回归，父亲画了一幅墨竹、一幅葡萄，用大信封寄到特首办公室。来自香港的回信至今珍藏在家里。
父亲尝试过卖画谋生。他亲自装裱和做了画框，揣着他在美协、书协的双会员证，跑成都、重庆的画廊。没有画廊肯收一个没名气画家的作品。父亲留下一部分作品，请求画廊有机会代售，又便宜出手了余作，勉强赚回路费。我说总该留几幅，艺术家竟然寒酸到自家无一幅成品。“等日子好了，我专门画两幅挂起来。” 他这个承诺也没兑现过。
父亲喜欢聊他年轻时因工作结识过的名家，其中包括画家黄永玉的儿子，但父亲放弃到湖南拜黄永玉为师的机会。母亲叹气：“说到底是胆子小，只晓得吃死工资。”
父亲瞪她一眼：“乡下的老娘全靠我每个月寄钱买米，我扔掉工作跑了，饿死老娘吗？”
当我跟咨询师叙述父亲怎么一辈子抱怨家庭拖了他事业的后腿，咨询师说，父亲心中有轻重的衡量，他是自愿选择了守着家——他好不容易拥有的家。
“孤岛”上的父亲
千禧年正月十五的晨雾中，搬家的小货车沿着库区蓄水后新建的滨江路出城，去往我们在移民新城买的一套便宜房子。“孟母三迁，我们都五六迁了，能安顿了吧。” 父亲感慨。
新城只有一条繁华公路。围绕我们这幢楼的菜地里，夏天还会传上来蛙鸣。我家在八层单元楼的第七层，没有电梯，安静得连上下楼的邻居都少有。我日复一日从窗口眺望长江对岸的老城区——我预料不到会在这个孤岛生活十年。十年里我唯一下楼回老城区的机会，是去领取残联捐赠的轮椅。
父亲相信我可以和他一样，靠自学，不求人，找到人生的出路。但自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到开学季我就焦虑，全靠母亲东奔西跑寻找教材。十八岁，我走到尴尬的十字路口：没有工作方向，想继续自修英语又没有途径。我们让父亲去问问他在高校任教的老朋友，他转两趟回来，说不好意思敲门。
母亲在一个小书店找到一本大学英语教材。我照着书上的电话号码到出版社邮购，然后母亲去邮局汇款，底楼的熊伯伯收到书送上楼。这条接力路延续三年，直到我拥有一台父母积攒退休金买的电脑。
父亲过得越来越退缩。他回避昔日的熟人，也拒绝所有的媒体，他说看透了人们只想来消费苦难故事。母亲成了父亲唯一的朋友，他不厌其烦跟母亲讲述他年轻时的事迹和艺术圈子的佚事。逢年过节，亲戚往来吃饭，成了我家重大社交活动。
我的朋友也越来越少。我接触的原本多是亲戚家或父母同事家的孩子，每当大人关系紧张，我们来往就少了。仅有的朋友们，也随着长大进入新的学校、新的世界，和我的生活渐行渐远。一年寒假，童年的闺蜜从外地回来看我，她走后，父亲跟我说：“以后不要随便给人开门。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以为人家还会上门？”我火了。“你摆个脸色别人看不出来吗？你不顺心，巴不得我也成孤家寡人！”
母亲拿毛巾给我擦泪水、安慰我。过一会儿，她又劝父亲：“娃儿好不容易有朋友来，她特别高兴，你那样说话会伤她的心。”
父亲嘟哝：“我只是随口说说。谁知她脾气这么大……”
假如没有母亲这座桥梁，难以想象我父女怎么和平共处二十多年。
一直陪伴我的朋友确乎只有书籍。书也成为父女俩仅有的共同话题，父亲乐意跟我聊鲁迅、聊朱光潜的美学、聊中外历史，也聊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我还和他一样迷上听收音机。从CRI、VOA、BBC，我接触的不仅是另一门语言，而且是小屋外的另一个广阔世界。父亲为我修理一个个用坏的收音机和英语磁带录放机，修不好就给我买新的，旧的他留给自己听。
白天大半时光父亲在睡觉。他抱着收音机，听着听着打起鼾。他的房间总是门窗紧闭，静得只听见鼾声。如果电视机音量大了，或者我进房间找书不够轻手轻脚，父亲一整天都易怒。
父亲越来越少出门。每趟出行他要花费半小时穿衣服、上厕所，再花费半小时反复检查锁门。2008年地震后，我家从未像左邻右舍去户外避险，父亲认为外面的危险因素比在家的余震机率大得多。
也因为怕风险，父亲始终不愿找一套底楼的房子。母亲劝他：“迟早要放娃儿走入社会啊。”父亲就骂母亲娇惯我。又转头说我，说他们为了我奔波半生，付出还不够吗？
我们没有意识到父亲已经有强迫症和抑郁症的表现。来家的每个客人都夸我父母恩爱、父亲温文尔雅、我乖巧听话。无人知道为了保持父亲情绪平稳，我早早学会假装开心；压力下，我从十五岁患上湿疹和肠胃病；每当父母起冲突，我要战战兢兢在冷战空气里生活好几天。我一心只渴望逃出去。
一次，父亲主动带我上楼顶花园玩。父母费劲地把我和轮椅搬运上楼。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扭头看见天空下的父亲，矮小苍老，胡子也白了，不再是童年印象里需要我仰望的样子。
我鼻子发酸。真不能指望他改变家人命运了。我得自己走出一条路。
为了完成的告别
我在这个春天失眠，静下来就哭。我做自我分析——我的泪水在表达什么？我慢慢抱紧自己，说出在那最黑暗的一年不曾说出的话：我害怕，我真的很害怕！
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到来的时候，我第一篇翻译故事在期刊发表。底楼的熊伯伯郑重地送上来稿费领取单。父亲骄傲地笑，自言自语似的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啊。”
第二天，父亲的“感冒”加重，他让母亲叫救护车。我说他大惊小怪，医院就几步路远。“要你多嘴！我才是一家之主！”一把扇子飞到我脚边。我和母亲懵了。父亲又朝我走来，我怕他打我（虽然我七岁后没挨过打），但他只是弯腰捡起扇子。
父亲查出冠心病。接着，母亲告诉我，父亲查出直肠癌晚期。大夫说化疗太晚，立刻手术也最多剩一年的生命。一年！我母女冷静地决定，先瞒着让他安心手术，尽力提高他生命质量，或许，癌症病人存活多年的奇迹也会降临我家。父亲乖乖做了所谓的“肠道息肉手术”，出院还戒了烟。有时他盯着长满老茧的手感叹：“一场病下来，肌肉都不见了。”
我勉强笑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父亲像个孩子，信任我和母亲说的一切。母亲提包里天天揣着诊断书，他没翻动一次。
2011的新年钟声敲响，我祈祷这一年走得慢些、再慢些。父亲住院越来越久。三月，主治大夫在父亲面前说漏嘴。父亲把母亲叫去，说自己得的是癌。母亲说，我们早知道了。
父亲开始准备后事。此前拒绝亲戚探病的他，叫来我的三位伯伯，一起商量选定墓地。然后他申请出院半天，回家整理了他收藏的字画、瓷器，托付给表哥代卖，说这一年治病家里积蓄耗尽，希望我母女以后日子好过些。饭桌上，他又嘱咐母亲，阳台的窗帘坏了，夏天记得换新才不热；他答应送谁谁谁的画还没完成，母亲要代他逐一去道歉。
母亲说：“为什么不让你活着，我走在前面？”
父亲摇头：“你活着，能更好照顾娃儿。我做的饭她不爱吃。”
该回医院了。父亲走不动。表哥说：“表叔，我背你。”我目送他们一步步走下七层楼梯。我第一次深深地恨自己的腿。
母亲在医院陪护父亲的一年里，我学会了给自己做饭洗衣。每天做完家务，我趴在电脑上写稿和译稿。我运气特别好，几乎每月有稿费或样刊寄来，我就让母亲带去医院给父亲看。退稿信也收到不少，但我不在意，马上重新写。我就是不能停歇下来。
四月，父亲又执意回家一趟。他裹着棉衣，我也看出他瘦得皮包骨。我离他的床远远地和他说话，我不敢看尿袋里红色的血。他反复呕吐，不得不同意母亲送他回医院。我缩在墙角，说：”把我的轮椅带去，路上省力。”
同院的癌症病友受不了痛苦，两人跳楼、一人割腕。父亲从四月初全靠输营养液和打杜冷丁维系生命，医生说这种病人通常活不过一周，他却奇迹般撑了一周又一周。父亲有时听听收音机，有时和我通电话叮咛我一个人在家要小心，有时他感觉较好就让母亲回家休息一晚。我很高兴母亲归来，她会做一些新鲜饭菜留给我，然后我俩和过去一样看会儿电视综艺。死神一遍遍敲门，我们拼命维持着寻常生活。
母亲跟父亲撒了最后一个谎，说骗走我家十万元的那个人得了肝癌。父亲点点头。
父亲没有坚持到67岁的生日。虽然他从不喜欢过节、过生日。
4月30日早晨，母亲回家，说“你爸爸走了。”我不相信地问一句：“去哪儿了？”接下去的两天很忙碌，按习俗我们搭灵堂和请乐队为逝者送行，亲戚都来帮忙。我没有哭。我偶尔才意识到，父亲不是在相隔一条街的医院，而是真的走了。母亲和大家聊天，说起父亲在她怀里闭上眼睛，一辈子宣称“男儿流血不流泪”的父亲那时有一滴泪水落下。我默然听着，没有哭。公墓在山坡上，出殡那天又下起雨，几位堂兄表兄代替我送父亲的骨灰下葬。我留在家，反复听朴树的《旅途》，终于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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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里唱：“有一天爸爸走累了，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
九年后，我在自身的抑郁中贴近父亲的抑郁。我自责那些年我困在自己的痛苦和怨恨里，我看不到父亲同样有痛苦、孤独和害怕。了解，往往在告别后才开始。
我向咨询师提出一个盘旋在我心头多年的问题：“父亲有没有嫌弃我的残障？”
咨询师想了想。“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他嫌弃，不会总是紧张怕你受伤害。你说他不为你的学业出力，那个时候的他可能已经无力面对外界的困难了。就像他反复锁门的强迫行为，他想把家人藏起来，藏得越高越好，远离这个危险的世界……”
疫情好转，我准备离开老家。除了行动上多依靠一个轮椅，我已经习惯漂泊而自主的生活。每到一座城市，我和父亲一样喜欢钻进美术馆、图书馆。我有天整理旧书翻出几十张印刷画片，我僵住了。我从小看父亲无数次跟人展示炫耀他青年时期的毛笔素描稿，但是我和亲戚整理这些遗物时，亲戚说：“怎么可能手绘，复刻的画片而已。”它们在我眼里瞬间变成父亲吹牛的污点。今天，我居然见到原型！
我冲出门问邻居阿姨，我前些天给她的废纸还在吗？阿姨搬出一麻袋废纸，我们在底层翻找到一叠软软的泛黄的纸。我把它们抱在怀里带回家，跟印刷画片逐一重合比对。那些藤蔓、鸟羽，一根不少又存在细微差异，仿佛重现了那个热爱艺术的青年怎样握着毛笔一丝不苟临摹。我哭了又笑，自豪地说：“爸爸我知道了，你没有吹牛说谎，你真有你所说的那样优秀、那样努力、那样认真过。”
告别，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