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诗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全国人民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热情当中，此时的汪精卫还没有投靠日本，心中依然满怀忧国忧民之心，常常独自念及东北的中国百姓，关心着每一寸中国的山河土地，他在诗中如此的写道：

“到枕涛声疾复徐，关河寸寸正愁余。霜毛搔罢无长策，起剔残灯读旧书。”

说实话，这首诗做得不怎么样，连最起码的押韵都没有，但仍然表现出了汪精卫对于国家遭遇的同情，以及个人无能为力的痛恨。

但是，七七事变两年后，1939年，汪精卫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虽然此时的他已经上了日本人的贼船。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杳难寻。桅楼欹侧风正恶，灯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逝，神州又见百年沉。凄然不作伶仃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全的自暴自弃，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信仰和希望，对于自己的前程感到迷茫不知所措，对于自己的身世，感到痛苦不堪，对于国家的未来感到十分渺茫，虽然汪精卫已经成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汉奸，但是结合他在投敌之前的所作所为，如果不是自己放弃了希望，他是不会沦为日本人的走狗的。在他的身后，依然存在着无数的人像他一样感受到了绝望。蒋介石的日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曾经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此时的蒋介石远比在东北的抗日联军更加悲观，这还仅仅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事情，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强行拉着蒋介石一起抗日，恐怕未来的中国不敢想象，对于日本，蒋介石怀有深深的恐惧感，他曾经向他的将士们下达国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这样的命令，可见其悲观程度。

”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

这是国民政府代表许世英在前往日本谈判的时候，蒋介石亲口转述给他的话，让他务必将此话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讲给日本代表听。一个国家的元首，在面对日寇铁蹄侵略时，几乎已经完全放弃了抵抗，这是他个人的意志么？并非如此，事实上，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除了少部分将领以外，普遍认为中国并非日本的对手，只可以步步忍让和谈，而不能与日军发生冲突，这也是让日军迅速南下西进的原因之一。将军与士兵的遗书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以及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这是枣宜会战中，牺牲的张自忠将军临终前的遗言，他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最高将领，面对日寇的铁蹄入侵，张自忠将军除了为国而死，已经没有了什么办法，此情此景，他绝望么？

我想他是不绝望的，张自忠将军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奋战到底，鼓舞着一批一批的青年才俊们加入到抗战当中，保家卫国，这是他对于民族未来的自信和希望。
第9军军长郝梦龄将军曾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这是何等的境界，才能说出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话，郝梦龄将军绝望么？当然绝望，除了以死来报效国家以外，已经想不出其他的主意了，这难道不是绝望么？
他怀有希望么？当然有，在郝梦龄将军的心中，将个人生死与国家挂钩，他始终坚信，只有他们这些人努力向前，定能够保护好这个美丽的国家。

记得大公报曾经采访过一个将要奔赴前线的游击队员，他面对的是日军的敌后扫荡部队，记者说：”你觉得抗战中国能够打赢吗？“
游击队员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肯定的，中国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记者又说：”抗战胜利以后，你打算去哪里，做什么呢？“
游击队员笑着说：”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军人在这场战争中，大概是都要死的。“他们绝望吗？
军统地下人员在沦陷区组织了大量的别动队和忠义救国军，他们中的绝大多人都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主，针对汪伪政权和76号特工组织，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破坏和攻击，为这个民族抗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员们，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展开地雷战、地道战等一系列破坏日军行动的战术方针，对于敌人的扫荡进行反扫荡，对于敌人的清乡进行反清乡活动，这是何等的气魄与毅力，这样的人，面对强悍的日军，他们绝不会绝望。
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穿越野人山，组织滇西远征军，这些人他们何曾有过绝望？
《论持久战》发表以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看到了自己的曙光，他们不再像先前那样茫茫然没有头绪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坚信，中国人民最终会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前半部分是绝望的，是大部分人的绝望，是少部分人的坚强，无论是绝望中的人，还是坚强中的人，他们都在为了后半部分的不绝望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