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中国现代史上独树一帜的文学女神。2020年因适逢她的百年诞辰而被读者亲昵地称为“爱玲爱玲”年。而今再看她的文字，写的其实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她笔下每一个无所适从的灵魂，都是我们自己，每一种复杂幽微的情感，都在我们心底。
今天，当我们谈论张爱玲时，我们在谈论什么？9月19日，活动由唐阅辉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作家止庵与作家张悦然同读者相聚一堂，聊了聊他们眼中的张爱玲与她的作品。在开场谈及最喜欢张爱玲的哪部作品时，格非、张悦然老师说是《小团圆》，止庵老师说除此之外，后期最喜欢的是《色，戒》，前期最喜欢的是《留情》。
“天才梦：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对谈” 活动现场（左起：唐阅辉、格非、张悦然、止庵）
张爱玲的天才梦“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是散文《天才梦》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句话。写下这行字时，张爱玲19岁，开始文字创作已有12年。
几年后，她的《沉香屑》以两炉香灰（《第一炉香》《第二炉香》），燃起了整个上海滩对她的文字的热情。
同年，传世经典《倾城之恋》发表，23岁的她感叹：“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另一名篇《红玫瑰与白玫瑰》刊出时，张爱玲24岁。自那以后，爱情里所有的两难选择都叫“红玫瑰与白玫瑰”。
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所有人都将她“目为天才”。
活动现场，格非慨叹于张爱玲作品在“瞬间捕捉的美”，她的独特，在于她对书写对象的炙热情感：“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物，张爱玲对观察对象充满情感。她的感情比一般人浓烈。”
止庵则感慨于张爱玲对生活细节的关注与精巧刻画：《半生缘》中对女性鞋履的巧妙刻画、《郁金香》中主人公坐在地上缝被子的场景、《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女仆的生活日常，这令她的作品在文学价值之外，更有一层珍贵的社会价值。
张悦然引用张爱玲在创作《小团圆》时写道的文字：“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将她的魅力总结为“虚无底色上的肯定”。
“她笔下的‘爱情’比我们所说的，意义更广”张爱玲的小说长于写情与爱的纠葛，却鲜少讴歌壮美的意象，书写飞扬的人生和狂风暴雨般的冲突，因而总有人诟病她的作品 “格局过小”“小家碧玉”。
对于这一争议，张悦然认为“无需回应”：“主题与小说的高下并无关系。我也不觉得张爱玲主要写爱情，爱情是她的素材，是她所使用的材料，我觉得处理的还是个体本身存在的问题。”
张爱玲其实早早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应”了这一争议：比起所谓壮烈，她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在她看来，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
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几种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而一般读者看来“狭窄化”的东西，在格非看来，其实“涉及到人生百态，涉及到她对普通人的怜悯”。
止庵则并不反对读者对一位作家的批判，“但是批评一个作家或者赞扬一个作家，前提都是要读全。”
“张爱玲依然可以和今天大多数人对话”早在性别平权为社会热议之前，张爱玲便已看清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婴孩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的美是最具诱惑性的联合”——女性的美在身体，不在思想，女性若要取悦于人，须得有美好的身体；“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性必须依附男性，以此证明自己。
她也借“红玫瑰”之口道出女性应有的权利：“女人有改变主张的权利。”
她笔下的许多女性角色，在今天看来仍然先锋犀利而独具特色。
如张悦然所说，张爱玲塑造的多数女性角色都在“寻求活下来的凭借，一个立身的根本”。“张爱玲已经涵盖女性从物质到精神的追求，而且这么多年没有变过。她回应了当代女性的种种问题。”今天的人依然如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一般，还在追求爱，还在信仰爱，也依然像她作品中的那样在为物质拼搏，为生计努力。
除了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张爱玲对人性与人际复杂关系的挖掘同样入木三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作品是跨越性别的。”
在格非看来，在如今这个“个人和他者、和群体越来越复杂和诡异的人际关系当中”，张爱玲的作品会越来越有价值。她对自身情感、特别是隐秘情感的揭示，今天的读者一定会感同身受。
而在“所有人需要靠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的当下，止庵认为，“张爱玲的作品有着恒久性”，读者能在她的文字中看见一个人在受到限制与制约时，“如何确认自己的价值”。
这或许就是我们无法停止热爱张爱玲的原因，她的文字穿越时代而来，在不同时期阅读，总有不同的意味，却有一样的值得：她的故事是生活的隐喻，是多少人囫囵错过的人生滋味。将情感的喧闹与孤寂双双刻在人心的，唯有张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