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飘雪的2019年12月末，家乡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新闻已经在我的消息推送中出现了。谁也料想不到这会是一场蔓延数月、席卷全球的疫情开端。
我清楚地记得今年春节正月初三的下午，阴沉的天空下，马路上没有行人和车辆，只听到隔几分钟响一次的救护车警笛声。处于这样的外界环境中，我感觉特别恐慌和茫然无助。
TA理论说“沟通是一种安抚”。在与外界隔绝的时期方能强烈体会到，所幸我获得了这样的安抚：过年期间，学校设法寄来了口罩、跳绳和一本书，一张未名湖的风景照和一封鼓励信；学院的领导、辅导员和班主任都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过问生活状况；小区送菜小哥在电话里和我互相问候……
这些交流让我知道，我没有被遗忘在疫情中心，我不是在独自求生，而是在和无数的普通人一同对抗疫情。不仅是安抚，我还感受到了乐观的信念，告诉我疫情固然不可能立刻退去，自己却可以选择更安定、更有信心地生活，我立刻接受了这样的再决定。
到北京上大学后，我跟爸妈相处的时间少了。疫情期间，我们仨有了更多沟通的机会。学习任务重，我更多时候还是在书房学习，有时候凌晨两三点才能睡觉。母亲总是会等我睡下才去睡，批评我“要严格作息、提高效率，熬夜表明你自控力差”。最初我很不高兴，因为作业确实很多，于是就会回怼“本来就做不完，你行你来做……”
后来有一次平静下来之后我自我觉察到，确实存在时间规划的问题，母亲的批评作为一种负面安抚，是出于她对我熬夜损害健康的关心。母亲总是要等我睡下才去睡觉，白天还要买菜做饭，照顾一家人的生活，非常辛苦，觉得自己这样回应很不应该。
通过自我觉察很容易就能发现，我和母亲之间缺乏沟通，但一时也没有想到如何去解决。起初吃饭时，会问起母亲买菜难不难，也会讲自己看到的疫情动态、学校开学的新闻。渐渐地，母亲和我越聊越多，后来在餐桌之外也有了更多交流，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水平。
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陪我，也不怎么耐心听取我的意见，导致我和他们沟通有障碍，既不熟练也没自信，是一种“我不好，你好”的生活定位。我一度以为，和母亲之间的沟通会一直很少，我们的关系也会这样紧张下去，但我通过尝试，改变了这样的人际关系输家脚本。
现在想来，我所做出的尝试大概可以算作一种“机械性变好”：虽然一开始有各种不自然，但习惯之后，改善了和母亲的关系，交流也变多了；通过对“熬夜”问题的交流，我逐渐接受了母亲关于时间规划的建议。这也印证了课程中提到的交互作用的现象：当你有了变化，对方也会相应产生变化。
在我做出以上改变的时候，母亲也有了改变，和我说话也变得温和，容易接受了。同时，我也改善了和父亲的关系。因为生活定位的变化，我更多地感受到了信心和能力，和父亲的沟通尝试似乎轻而易举就成功了。
疫情作为一场席卷世界的天灾，给我和其他人的生活带来冲击、给心理状态造成影响，但同时也成为我改善和亲人关系的一个契机，我也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在开学之前，我一直都非常珍惜和亲人待在家里的时光。
在疫情最严重的日子里，我在加缪的《鼠疫》的评论中看到了这样的句子：“……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孤立无援的，都面临一个神秘难解的充满敌意的自然力世界。甚至耗去不可想象的力量，也只能在灾难的范围面对它，而不能根治它。”相信人们最终可以战胜新冠肺炎，而在这几个月中，交互作用分析学理论让我受益匪浅，它会对我今后帮助更大。我的父母对这一理论也产生了兴趣，希望通过理论指引和彼此的努力，实现更多成长。
杨眉？点评：
高云飞同学用所学理论分析武汉疫情期间的隔离生活，从多方面印证了伯恩的理论。高妈妈在必要时及时给予孩子以负面安抚，提醒时间管理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了高云飞同学的自我觉察和调整。正面安抚是指安慰、关心、表扬等，负面安抚则指批评、指责甚至打骂等。正面安抚的重要性尽人皆知，并且人们通常都认为正面安抚越多越好，负面安抚没有才好，其实不然。
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肯定会有越界的时候，此时父母的批评会让孩子更快地掌握进入世界的游戏规则，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只有正面安抚，孩子可能因为不了解真实世界的游戏规则，因此在进入社会后会四处碰壁，从而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
很多想要搞好人际关系的同学在学习TA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我们学了TA，对方没有学，那我们之间怎么实现良好沟通？”高云飞同学疫情期间与父母沟通成功的事实，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如果你想和别人搞好关系，你就要先迈出第一步，而不能等着别人先迈步。这里的关键词是：主动沟通。一次不行就两次，通常三次，大概率上对方就会开始有反应。
